对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的修辞阐释

对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的修辞阐释

　　《流放者的土地》是余秋雨的一篇文章。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对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的修辞阐释，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对余秋雨《流放者的土地》的修辞阐释

　　内容摘要:《流放者的土地》是最能反映余秋雨文体特征的散文之一。本文以“流放”一词作为解读这部文本的语言入口,分别对其概念义和修辞义进行阐释。

　　关键词:流放 流放者 修辞

　　在新时期散文创作中.余秋雨是个独特的存在。《流放者的土地》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集《山居笔记》里的一篇经典之作,它表达了笔者对中国古代被流放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及他们的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的深刻思索。它也是最能反映余秋雨文体特征的散文之一。本文参照《广义修辞学》(修订本)(谭学纯、朱玲)的理论,通过对“流放”一词修辞义素进行分析来解读文本。

　　一、“流放”的概念认知

　　“流放”在文本中出现了94次,语用频率很高。《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修订第三版)的解释为“把犯人放逐到边远地方”。流放是将罪犯放逐到边远地区进行惩罚的一种刑罚。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将已定刑的人押解到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以对案犯进行惩治,并以此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流放:犯人+惩罚+边远之地。

　　二、“流放“的修辞认知

　　除了“流放”这种刑罚之外,文中先对古代的刑罚进行一些修辞对比,分别从刑罚种类、轻重、时间长度方面来比较。流放是介于打和杀之间的一种不轻不重的刑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长,可以说“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恐怖折磨”。从规模上,可大可小,可以流放一人,也可能会流放全家。如果是“株连”,还要祸及九族,人数可达几十甚至几百人。流放的原因也有很多,可能是犯了刑事案,也可能是“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流放的人除了普通百姓外,绝大部分应该是文人,其中不乏“名士”和“佳人”,文本中余秋雨讨论的“流放者”也主要指向文化人。流放地一般都是荒僻或远离乡土的地方,如当时的宁古塔和尚阳堡,都是荒蛮之地,条件非常恶劣。“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

　　流放,对流放者来说,是一场灾难,是“对文明是一种摧残的。”被流放的人,他们有的“赏给出力兵丁为奴”,有的“给披甲人为奴”,“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了。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这种迫害,对于握惯了笔和捧惯了书的文人来说,是精神和肉体的极大摧残。综上可知,这里“流放”的概念义开始发生一些修辞变异,我们称之为“流放1”。流放1:知识分子+刑罚+远距离+时间长+规模大+肉体精神摧残。

　　余秋雨在文本第三部分是这样结尾的:“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显然,这里的“流放”义与前面我们讨论的“流放1”有所不同,我们把它记为“流放2”。“流放2”的语义基本上隐藏了“流放1”的语义,更多地表现为在文本语境中的修辞语义。这种由概念语义向修辞语义转换基本上经历了两个事实验证。

　　事实验证1重塑流放――价值坐标 我们先来看看部分文人面对灾难时的前后表现:灾难初临时紧张或害怕、或痛苦、或缺少应对措施。灾难(中)后时与灾难周旋,寻求生命的底蕴,文化意识苏醒。知识分子对待灾难态度的转变是由其阶层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流放,毫无疑问是一种灾难,其对于流放者的冲击是致命的。不仅从客观条件上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从思想层面上轰塌了他们原先的价值坐标。洪皓和张邵的事例更引起了文人的深思:朝廷对待这样两个如此忠君爱国的使者是这样的冷酷和残忍,还不如金人崇敬和赏识他们。难道它真的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流放者头脑中原先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都开始动摇了。这种改变体现在流放者人际关系上,他们交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而不再以阶级立场为标准。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对于身处同一环境下的曾经都梦想着能够有一番抱负的人来说,“当官衔、身份、家产等一一都被剥夺时,留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流放者们用“诗”来相互表达着对对方的爱慕,用“诗”向能够懂自己的人倾诉心声。

　　事实验证2验证流放――友情 余秋雨用了大量的笔墨来书写这一事实。我们现将文本提到的“友情事件”进行分类:第一类是流放者与流放者之间。以前曾是朋友的,如丁澎与张缙彦。以前不认识的,如韩可与李〔衤因〕、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第二类是流放者与非流放者之间。如骆长官与孙子耕、蔡毓荣与何世澄。第一类流放者之间的友情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意味。当流放者们失去了原先在世俗生活中看得极其重要的官衔、身份、名誉和财产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以在人格上平等的独立个体的身份而存在着。在朝廷眼里,他们都是犯人;在昔日的朋友眼里,他们是一群“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而在流放者眼里,他们是一个个彼此在人格上互相独立而平等存在的生命个体。他们的友情因为互慕个人人品而产生,也因为彼此互相珍视而长存。“茫茫的塞外荒原,浩浩的北国寒风”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所以,余秋雨在这里大声喊道:“?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我们没有必要分析这句话的准确性(《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 孙绍振),我们感受到的只是余秋雨对这种友谊的敬重。如果说流放者之间的友谊多少有点“同病相怜”的意味,那么第二类流放者与非流放者之间的友谊更显得有种特殊的分量了。我们知道,“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好友依然能对自己不离不弃,昔日的友谊依然能够维持,并且因为灾难,而变得更加单纯和牢固了,友谊的分量也更重了。当顾贞观费劲千辛万苦将吴兆骞从流放地解救回来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人的解放,而是一段友谊佳话的见证啊!

　　现在我们再来品读“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流放2”的语义已经很清晰了。流放,创造了一个浓厚的精神世界,一个透明的灵魂相互交流的空间。流放者在这个空间里,相互寻觅着他们的心灵伙伴。在这个层面上,“流放”没有束缚他们的自由,反而让他们得以在精神层面“回归”。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把脱离公共经验的“流放2”记为:重塑价值坐标+验证友情+精神的自由。通过以上对“流放”一词修辞阐释,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明白为什么余氏对“流放者”有这样的评价:“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为一个家族,他们是事实上的‘流放者’,又是文化上的‘占领者’,这是余秋雨的双重认证。”(《广义修辞学》谭学纯 朱玲)

　　参考文献:

　　[1]孙绍振《余秋雨:从审美到审智的断桥》,《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

　　[2]余秋雨《山居笔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8年版,第76,98,98页

　　[3]谭学纯 朱玲《广义修辞学》修订本,2008年6月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