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诗性话语的建构

余秋雨散文诗性话语的建构

　　余秋雨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余秋雨散文诗性话语的建构，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余秋雨散文诗性话语的建构

　　余秋雨散文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其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语境如诗似画而备受广大读者喜爱，也受到许多评论家学者的好评。余秋雨散文作品展现出学者特质的美学风格，其散文文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以及其诗性化语言构建共同丰富了其散文的语言世界。

　　一、余秋雨散文诗性内涵

　　(一)内容选择的文化现场造就了诗意

　　余秋雨散文逻辑起点就是对理性的刻板的、缺乏生命丰润的学院生活的反思开始，他试图在感性的自然山水和人文遗迹面前，来真正触摸历史，触摸文化跳动的脉搏。余秋雨探寻文化现场，就是“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所在”，[1]“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倾听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追寻历史脉搏真实的悸动，在默默对晤中，和山水精魂对话，他所传达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是他独特的“文化感受”，这“感受”，是作家来自内心灵魂的声音，而不是来自逻辑推演和理论到理论的探究。

　　在余秋雨的散文世界中，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诗情画意，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个性色彩的古代文人的复活，苏东坡、柳宗元、骆宾王，一个个人物在字里行间淡入淡出，从容而又匆忙，真实而又虚幻，历史在咫尺篇幅中翻云覆雨，余秋雨的语言总是时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诗意美。

　　(二)在回顾历史中营造诗意的意象

　　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是有区别的，艺术建立的基点在于它是一种假定性情景来表达对生活内蕴的体悟和认识，对客体的反映有主观性和诗艺性。长期以来，一般的散文都传达这样的观念：“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散文如果描写的不是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可能发生的事情。”[2]这样往往就会造成读者的阅读障碍，而余秋雨的散文，却背其道而为之，大胆将想象和小说化的笔法融入历史事件，抛弃封闭保守的散文观念，同时，又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的倾向。

　　散文注重的形散而神不散，散文的文类特征较为自由，不应设置过多的清规戒律，对历史具体细节合理想象也是不无裨益的，所以余秋雨的散文开拓一个更富于创造力的艺术空间。在余秋雨的作品中都大胆借用小说的笔法，展开艺术想象。如在《莫高窟》中，余秋雨大胆想象乐樽和尚面临金光时候的场景：“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地金光，背后是五彩地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得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通过诗意般的言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虔诚的信徒面对神灵即将降临时，那种神圣澄澈的诗意氛围，作者驾驭自己的想象的翅膀，复活了时间长河中那永恒的一瞬，从而穿透幽深的时空隧道，为我们营造出空灵的诗意的审美空间。

　　(三)生命体验和思想相互融合营造的诗意境界

　　尽管文化散文都加大了思辨的力度，注重个人对历史和山水人文的理性洞察，但它不排斥个人情怀的抒写和与主观体验的融合，从而使文化散文呈现出鲜活灵动的感性特征。透过余秋雨的散文我们可以体验到古人活动环境，而这种今古境遇的融合自然就会碰撞出反思意识，这就是感性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生命的体验纳入散文的意义世界，并把这种特殊的体验突进到对意义的反思的高度。在余秋雨笔下，他用自己的情思去领会一些事物，并不是要构建某些理论体系，也不是要从中归纳出什么结论，而是溶浸于其中，体味着，摩挲着其中的真味，是一种渗透着思想的情感活动，作者将其表达出来，或许可以启人心智。[3]《乡关何处》既是对余姚历史上漂泊者的追怀，更是作者萦绕不去浓浓乡愁的诗意阐发，对生命之源的执着守望。

　　所以，尽管余秋雨散文有一定学术性的品格，但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史论来品读，以史论的严谨性来苛求它，这会造成对文学的隔膜。我们看到的是作者诗性思考的结晶，是宏观意义上的诗，是作者对历史、对人生、对人类命运的多情的、诗意的凝眸。

　　二、余秋雨散文诗性的建构分析

　　散文没有小说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没有诗歌抑扬顿挫的琅琅节奏，也没有戏剧、影视作品的直观形象，它的语言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余秋雨对语言的推敲和刻意，有时到了雕琢的地步，并以其锦锈斑斓的诗性语言自成一格。

　　(一)诗性的语言构建

　　余秋雨的散文语言，将知性的思绪与饱满的情感，抽象的理念与感性的形象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富有诗意的表述方式。例如：“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观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西湖梦》)这段话，作者在语言运用上突破了常规，为无生命的物体赋予了人类的感情。作者把宗教、佛教、道教这些人们观念中的抽象事物全都转化成具体可感的形象，使人们能够从中获得与以往不同的全新感受。

　　另外余秋雨的散文把暗示性的含蓄蕴藉和直接热烈的抒情议论有机融合，形成语感的不同层面和叙述的波澜曲折。如其散文《五城记》中对南京的描述：“南京的气魄，无以伦比，深深铭刻着南北交战的宏大的悲剧性体验。玄武湖边上的古城墙滕葛拂拂，明故官的遗址仍可寻访，鸡鸣寺的钟声依稀能闻，明孝陵的石人石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庙的店铺重又繁密，栖霞山的秋叶年年飘落，紫金山的架式千载不移，去中山陵、灵谷寺的林荫道，永远是那样令人心醉”，作者用一系列的排比句，把隐藏在南京城中的刀光剑影和钟鸣鼎食的平常生活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从而把南京城的文化底蕴阐释得生动别致。

　　此外，余秋雨散文语言还充分借鉴古典诗词、戏曲中的一些技法，长短搭配，于齐整中求参差，于变化中见和谐，呈现出古朴典雅的诗性语言之美。“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浅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这里真安静》)应该说余秋雨自觉运用了擅长的戏曲理论，而且注重语言声律的调配，这些反复回环的句式宛如一首悠扬的乐曲的旋律，一唱三叹，婉转低徊。

　　(二)诗性的意象选择

　　在余秋雨的散文世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诗性的话语构成了他语言的主体，余秋雨的语言总是时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诗意美。关于余秋雨的诗性意象，孙绍振曾经说过：“中国古典文论强调言与意的矛盾，意是灵魂，单纯的'声音符号无法穷尽，言不尽意，言不及义，只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4]但是中国古典文论又强调“立象以尽意”，艺术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有限的象来表达无限的意。象就是对于具体对象的艺术感觉，这就构成了所谓“意象”。意与象的化合，就使言不但感性生化了，而且使言的内涵发生了自由的重构。余秋雨最擅长的就是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相融合，来达到他诗性的意象，也就是情绪和理性的灵魂提供了象，也为他的言提供了自由转换的天地。

　　(三)诗性的意境营造

　　余秋雨比较注意在散文中营构出诗的意境。无论是大漠荒荒的阳光古道;还是柔丽凄迷的江南小镇;无论是孤独寂寞的天柱山，还是风雨中的天一阁。他都能引领你走进诗的意境中去。这种意境有时是单纯的自然景象造成的，如《夜雨诗意》中他细腻地渲染出雨夜的宁定，“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此时此刻，天地问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更多的时候，这种意境是一种文化意象，它融注了自然、历史、文化、人生、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紊。余秋雨写西湖、庐山不是写它们的迷人风景，而是写出太多文人名士走过留下的文化气息。他说：“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余秋雨的散文不管是题目让人觉得诗意葱茏，如：“寂寞天柱山”、“风雨天一阁”、“白发苏州”、“西湖梦”、“遥远的绝响”、“一个王朝的背影”等等;而且文章里的语言更是充满了诗歌般的韵律和节奏，给人以审美愉悦。如写莫高窟的壁画“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诗意的语言充满了丰盈的生命质感，飞扬的情思，律动的节奏，包容了作者深邃的思想，厚重的文化积淀。有声音有色彩，有形象有画面，显示了语言的张力和诗情画意。

　　由此可以看出，余秋雨用诗性的话语未读者构建了他的散文世界，余秋雨对散文创作的诗性追求与努力契合了世纪末人们对文化关怀的需求，也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所以获得了社会舆论和读者的广泛认可。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 年版

　　[2] 栾梅健，《雨前沉思：余秋雨评传》，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年版

　　[3] 刘芳，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魅力，《邵阳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 杨永敏，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艺术魅力，《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