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作品《有口难辩》

余秋雨作品《有口难辩》

　　慕尼黑啤酒节，比我预想的好看。

　　醉态，谁都见过，但成千上万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记了身份和姓名，忘记了昨天和明天，实在壮观。

　　醉态其实就是失态，失去平日的常态。常态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从众惯性，这种惯性既带来沟通的方便，又带来削足适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种痛苦产生麻木，渐渐把囚禁当作了天然。因此，偶尔失态，反倒有可能是一种惊醒，一种救赎。

　　但是，普通人没有失态的勇气，只能靠酒来遮盖和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大多越出原本希望的界限，失态常常变成出丑。这真是人类的一大悲哀，维持惯性不行，失态出丑也不行。那就只能权衡轻重而取其一了：一般情况下天天惯性，特殊机遇中自我放纵。

　　啤酒节，让这种自我放纵变成了群体公约，于是成了连最刻板的人也不反对的特殊机遇。

　　我在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中边走边想，虽然还没来得及抢到一杯啤酒，却已被感染得醉意陶然。

　　懊像一进那个区域，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了。我们的摄像机前一刻安静不了，一张张怪脸冲着镜头又喊又叫，充满了自我表演的疯狂欲望。那一刻他们都纔华横溢，滔滔不绝的演说词喷泻而出，关于德国与中国，关于人类和啤酒，等到被别的怪脸挤走，便在旁边论述起『他人就是地狱”。他们感谢摄像机，顺便也感谢起摄像机边上的人，我们的一位小姐已被那批人拥抱亲吻得满脸油腻，只能逃上高空旋转车去凌空翻腾。

　　端庄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气纸龙戴在头上，一伸一缩;满脸责任的老大爷顶在头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颠。见了熟人高声呼叫，像是死里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办公室的同事，或住宅的邻居，上午刚刚见过。很多年轻和年长的男女当街以热烈的动作倾诉衷肠，看情景不像是恋人和夫妻，也许是隐情突显也许是旧情复萌由于酒的存在，看起来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几个年轻人躺在街边睡着了。更可佩服的是几位老汉，笔挺地坐在人声喧嚣的路口石凳上，鼾声阵阵。一个穿着黑西装、打着考究领带的胖绅士，猛一看应该是部长或大企业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个偏斜的角度举着黑礼帽，不摇不晃，像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玻璃盅，两眼微闭，正步向前，别人都为他让步，他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我身边走着一位风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笑容慈善。从外形看应该是大学教授，而且好像还没喝酒。但很快我就发现错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为他突然感到了热，想把裤子当街脱掉。

　　他轻声用英语嘀咕：“抱歉，真热”便解开了自己的皮带，把裤子脱了下来，露出了三角内裤，但他忘了先脱皮鞋，两条裤腿翻转过来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脚踝，把他绊倒在地。我们周围的人都想搀扶他起来，谁知他突然生气，觉得堂堂男子汉脱条裤子怎么还要人侍候，便挥手把我们赶开。

　　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估计是虔诚的教徒，满脸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断询问：“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这使他更火了，从喉咙底吼了一声，只顾狠命地拉扯裤子，把裤子的一个口袋底子给拉扯了下来。这时有一群同样喝醉酒的年轻人上前围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测他的职业，他几次想站起身来把他们赶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绊倒。

　　这条路上本来就很拥挤，他这么一闹几乎堵塞了人流，于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围住了，五位男警察，两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脚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只听一位女警察在说：“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脱裤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这话使他恼羞成怒，向着女警察一扬手：“谁叫你们女人看了”但毕竟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动作，这手扬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还动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这次顺势抓住了他的手，只轻轻一扭，就反到了背后。别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这位只穿三角内裤、又拖着缠脚长裤的体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为他们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节上，与质量无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这时，一辆鸣着警笛的救护车戛然停下，跳下几位白衣医生，去抬另外两位醉卧在街心的壮汉，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发现，脚边有一副眼镜，是刚纔教授模样的脱裤男子丢下的，便连忙捡起来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还要上课，没有眼镜挺麻烦。

　　“喂———”我终于追上了他们，正要向警察递上眼镜，但犹豫了。因为这支抬醉汉的警察队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汉簇拥着，那些醉汉正兴高采烈地向警察递上一杯杯啤酒和别的吃食，像是在慰问辛劳，警察们又好气又好笑地一一挡回、推开。我如果在这种热闹中挤进去递上一副眼镜，在一片嘈杂声中又说不清话，结果会是怎样没准儿警察会说：“这个东方人醉得离谱，居然送给我一副眼镜”

　　我只能向警察说明我没醉，但“我没醉”恰恰是醉汉的口头禅。

　　于是明白，在这里，不存在醉和没醉的界限。啤酒节的最高魅力，是让没醉的人有口难辩。

　　那就干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镜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汉，说声“他的”，便转身离开。

　　也许，唯一能表示我清醒的，是简单和干脆。

　　盔甲里的善良

　　人人都说波恩美丽，却又说不出它有什么名胜古迹。走了几圈终于明白，真正的美丽不需要历史来帮助，正像真正的幸福不需要故事来描述。

　　做了几十年大国的首都却几乎没有高楼，市政广场摊贩林立，最靠近市政厅的是一个酱菜铺。

　　首都搬走了，剩下的'最大荣耀可能就是贝多芬狭窄的故居。贝多芬弹出惊人的琴声时还十分幼小，但反倒是这座城市感到了自己的小，催促孩子到维也纳去。

　　贝多芬走了。维也纳有大师，也有一大群似听众似批评家的贵族。他们成了贝多芬的新环境，而贝多芬，却长久地把波恩带在自己身上，故意让他们不舒服。

　　曾经有不少文章记载，贝多芬脾气很坏，鄙视一切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他身矮体硕，皮肤黝黑，头发蓬乱，愁眉苦脸，乡下口音，用语粗俗，举止缺乏教养，衣着寒伧肮脏……但是，据贝多芬长期的“义务私人秘书”申德勒最权威的详细回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贝多芬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讲究体面和清洁。那些见诸文字的恶意歪曲，是维也纳的贵族目光在作祟。

　　贝多芬其实早就读懂了他们的眼神。他最初也曾想溶入他们，但很快惊醒，万万不能。音乐的原创激情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呼号，当这种呼号变成一种雅致的琮琮王争王争，只能是表演而不再是创造。贝多芬只要后退一步，周围的眼神立即会变得柔和起来，而他却撤离了生命的前沿，必然会快速地在交际酬酢中自沈自埋。诱惑那么强烈而坚持又那么困难，因此他必须穿起盔甲。他与贵族们格格不入的脾气、形貌、口气、衣着，就是他自卫的盔甲，一旦脱卸立即致命。

　　这样当然会引起更多人的误会，这些人未必是贵族却是听众，他实在不想对他们也防范森严，但又怎么区分此间界线呢因此只能躲在盔甲里苦恼。

　　如雄狮般暴烈的他，有时柔声细气。我读到过他的一句内心独白：“尽管野性难驯，但我内心本善。”

　　难驯的野性也会失度，所以他需要喁喁私语，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自我警策。他已经看出了反抗、自卫、自恃的峻厉，很可能会与善良产生矛盾，不仅会掩盖善良，而且也会吞食善良，因此提醒自己不要失去根本。世上很多反抗者不能成就伟大，便与此有关。

　　伟大的音乐再加上善良的内心，贝多芬其实已经圆满。除此之外，一切已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