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山河之书》简介

余秋雨《山河之书》简介

　　【余秋雨《山河之书》推荐】

　　余秋雨代表作《山居笔记》濒临绝版，首度修订版《山河之书》隆重上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历代被认为是余秋雨教授的两大代表作。自1995年出版之后，一再重印，目前各个版次均已售罄。此次余秋雨教授花费五年时间，特地重新修订、增补该书，并按照时间顺序重新做了编排，使全书更系统、更完美。余秋雨教授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文章，例如《抱愧山西》《都江堰》《三峡》等等，均被出自《山河之书》之中，可谓是整个余秋雨书系中含金量最高的单册之一。

　　按照新的顺序重新编排整理，给读者展现最震撼的中国文化山河。

　　余秋雨教授认为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他这些年来的文化考察，主要就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山河之书》也正是按照这一顺序来重新做了内容编排，除了《山居笔记》的精华篇目，还将《文化苦旅》中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文章页收纳其中。

　　余秋雨教授第一次给年轻人列出行走名单——人生必去的28个地方。

　　在《山河之书》中，余秋雨先生用亲身游历、切身体验，为我们探访了中华文明，他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址和文化现场，然后把惊讶、悲痛、遗憾、感动告诉我们，每一段文字，每一段过往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他还首度给年轻人列出一个行走名单：长江三峡;黄河壶口;长白山天池;安阳殷墟;三星堆;曲阜孔林;都江堰;泰山;兵马俑;万里长城;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库车千佛洞;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法门寺;西夏王陵;杭州西湖;南京紫金山;承德避暑山庄;峨眉山;黄山;庐山;九寨沟;桂林漓江;普洱茶山;黔东南村寨。

　　【余秋雨《山河之书》内容简介】

　　《山河之书》是《山居笔记》的全新修订版，余秋雨教授的很多经典文章此次都被收入其中。《山河之书》的核心篇目《我的文化山河》，从宏观上通述了中国山河的空间意义，读起来让人极为震撼。在核心篇目之后，即是余秋雨教授二十余年考察中国文化现场的脚印。

　　余秋雨教授常说：“路就是书，路外无书。”在《山河之书》中，余教授认为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他的文化考察，主要就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慕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作为国际间唯一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畅销奇迹。直至二○一○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最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余秋雨《山河之书》精彩书摘】

　　中国哪里美女最多?我没有做过认真比较。但是，那次去贵州省雷江县的西江苗寨，实在被一种拥挤的美丽镇住了。那天正好是这里的“吃新节”，夏收刚刚结束，新米已经上灶，大家远远近近走在一起庆祝好年成。长廊上摆着一长溜看不到头的矮桌，村民们坐在两边吃吃喝喝，长廊外面的广场上已经载歌载舞。这本是寻常的村寨节日，但总觉得眼前有一种不寻常的光华在飘浮，定睛一看，那一长溜矮桌边上已经是数不清的美艳笑容，而广场上的歌舞者和观看者更是美不胜收。

　　西江苗寨很大，一千多户，四五千人，因此这种美丽很成规模。

　　西江苗寨的女孩子知道自己长得好，以微笑来感激别人欣赏的眼神。她们喜欢这个青山环抱的空间，不愿意让自己的美丽孤零零地到外面去流浪，因此仪态一派平和。与她们相比，外面城市里很多远不如她们美丽的女孩子成天揽镜弄影、装娇扮酷，真是折腾得太烦人了。

　　不少中原人士未到这些地区之前，总以为少数民族女孩子的美属于山野之美、边远之美、奇冶之美。其实不然，西江苗寨女孩子美得端正朗润，反而更接近中华文明的主流淑女形象。如果不是那套银饰叮当的民族服装，她们似乎刚从长安梨园或扬州豪宅中走出。

　　这使我惊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问起她们的家史血缘，她们都会嫣然一笑，说自己是蚩尤的后代。

　　实在无法把这番美丽与“蚩尤”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蚩尤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轮大战的主要失败者。打败他的，就是我们的共同祖先黄帝。因此，蚩尤成了最早的一个“反面人物”。蚩尤有时又被通指一个部落，那么这个部落也就成了一个“反面族群”。

　　胜利者在拥有绝对话语权之后，总会尽力把失败了的对手妖魔化。蚩尤就是被妖魔化的第一典型。

　　妖魔化到什么程度?《龙鱼河图》说，蚩尤和他的兄弟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述异记》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玄女传》说：“蚩尤变幻多方，征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志林》说：“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

　　这些妖魔化的言辞，被《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广博物志》、《古今注》、《初学记》等重要著作引述，影响广远。

　　更严重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用两个贬斥性的文字给这个已经妖魔化了的失败者命名，那就是“蚩尤”。有学者检索了一系列最权威的汉语词典，发现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外乎悖、逆、惑、谬、乱、异、劣、笨、陋、贱，认为其间浇铸了太多的仇恨和敌意。蚩尤是蒙受文字“恶谥”的第一人。

　　直到现在，我看到一些最新出版的历史书籍里还把蚩尤说成是远古时代“横行霸道”、“蠢蠢欲动”的力量。虽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却承接了一种横贯数千年的强大舆论。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祖归宗、确认自己是黄帝子孙的今天，这种千年舆论更加难以动摇。

　　因此，当我听到西江苗寨的这些女孩子轻轻说出一声“我们是蚩尤的后代”，简直惊心动魄。

　　她们却在平静地微笑。这种表情，能不能对我们的思维惯性带来一点启发?

　　天下的笑容没有年代。那么，就让我们随着这些女孩子的笑容，再一次回到中华文明的起点。

　　记得我早年在遇到一次家破人亡的大灾难时曾躲避到家乡半山的一个废弃的藏书楼里读书，不合时宜地猜想过黄帝的时代。猜想黄帝必然会随之猜想他的对手炎帝和蚩尤。但奇怪的是，同是军事上的死敌，黄帝的后代愿意把炎帝合称为华夏祖先，自认为“炎黄子孙”，却怎么也不愿意把另一个对手蚩尤也纳入其中。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在那场与蚩尤的战争中，黄帝实在打得太艰难了。

　　根据一些零零落落的记载，黄帝击败炎帝只是“三战”而已，而后来平定天下也只经历了“五十二战”;但与蚩尤作战，连打“七十一战”仍然无法胜利。黄帝慌了，求告九天玄女：“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

　　这个求告既考虑到了战胜一途，也考虑到了隐匿一途，可见是不大有信心了。据说是九天玄女给黄帝颁下了一道制胜神符，也有一种说法是九天玄女派出“女魃”来改变战场的气候帮助了黄帝，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最终靠指南车战胜了蚩尤。

　　总之，这场战争打得惨烈无比、千钧一发。极有可能是蚩尤获胜，那么中华历史就要全面改写。正因为如此，黄帝及其史官必须把蚩尤说成是妖魔，一来可以为黄帝的久攻不克辩解，二来可以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

　　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这个意图很现实，因为蚩尤的部族很大。他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生活在今天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流域，人口众多，当然是诛杀不尽的。因此黄帝只能向他们宣告，他们以前的首领是妖魔，现在应该归附新的统治者。

　　黄帝这样做并没有错，他采取的是让华夏大地归于统一的必然步骤。如果是由炎帝或蚩尤来统一，也有可能实行差不多的策略。但是，当我们切实地想一想那个戴满恶名的蚩尤的真实下场，仍然未免心动。因为他也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建者。

　　我曾经在河南新郑主持过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黄帝祭祀大典，也曾经到陕西祭拜过黄帝陵。但是，那位蚩尤究竟魂销何方?

　　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而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这里所说的里程数当然不无夸张，难以定为史实，但那场战争规模极大、地域极广、驰骋极远，则是可以想见的。

　　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部分叫梏)，长途示众。

　　蚩尤被杀后，桎梏被行刑者取下弃之山野。这副桎梏本来已在长途押解中渗满血迹，此刻更是鲜血淋漓。它很快就在弃落的山野间生根了，长成一片枫树，如血似火。

　　从此开始，更多壮美的传说出现了。

　　蚩尤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湖泊，湖水有血色，又有咸味。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记：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即便仅仅是一种因巧合而产生的传说，也是气壮山河。

　　当然，也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长途示众、异地处决的说法并不可靠。

　　《皇览·冢墓记》有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由此开始，连天象学中也有了“蚩尤旗”的名称，特指一种上黄下白的云。《吕氏春秋》中就有这项记录。

　　有一项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载更让我心动不已。那天，黄帝的军队包围住蚩尤，把他从马上拉下来，锁上桎梏，蚩尤也就最后一次放开了自己战马的缰绳。这是一员战将与自己真正战友的告别。据《帝王世纪》记载，这个地方从此就有了一个豪壮的地名，叫“绝辔之野”。我曾在台湾的《历史学刊》上读到历史学者宋霖先生就这个地名写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历史论文中似乎有点突兀，但我非常理解宋霖先生难以压抑的心情。他是这样写的：

　　绝辔，割断缰绳，一任曾经驮载蚩尤纵横天下的剽悍战马，在溅满鲜血积满尸体的殷红荒原上踽踽踯躅，在铜青色天幕映照下，伴着清冷残血的旷野中长啸悲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大战，就此落幕。

　　面对着远古的浩荡之气，再严谨的学者也不得不动用浩荡之笔。在那绛红的荒昧天际，历史、传说和文学，还分不清界限。

　　我问西江苗寨的两位年轻姑娘：“你们说是蚩尤的后代，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一个逗乐的问题，本来不期待回答;而且我想，她们也回答不了。

　　没想到她们竟然回答了：“打了败仗，一路逃呗。从黄河流域逃到长江流域，再逃到这里。朝廷的官兵在追杀，我们的人越逃越少，就这样啰。”

　　说完又是一阵笑声。用那么轻松的表情讲述那么残酷的历史，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就进一步问：“正规的史书里可没有记载蚩尤后裔向这里迁徙的确切史实，你们能提供一点证据吗?”

　　“有啊。”她们还是那么快乐，“我们这里有一部传唱的苗族史诗叫《枫树歌》，说我们苗族的祖先姜央就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我们这里世世代代崇拜枫树，不准砍伐。你知道枫树就是蚩尤的桎梏吗?”

　　我听了一震，连说“知道”，心中立即浮现出黄河近旁那个由桎梏化为枫树的动人场景。

　　她们还在说：“朝廷没追上我们，写不出来;苗族没有文字，记不下来。我们只要记住枫树就可以了，那就是历史。”

　　与她们分手后，我在西江苗寨的石阶路上边走边想：我们所熟悉的文本历史，实在是遗落了太多重要的内容。你看，连中华文明最早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也只留下了一小半。

　　从影影绰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蚩尤失败后，他的部属九黎族被黄帝做了一次大范围的整编，大致被分为善、恶两类。“善类”迁移到邹鲁之地，也就是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后来这里产生了孔子、孟子;“恶类”被流放到北方，据说与后来的匈奴有关。不管“善类”、“恶类”，都记住了自己是九黎之后，是“黎民”。我们后来习称“黎民百姓”，也与此有关。

　　由此可知，蚩尤的部属并不都是南逃了，而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收编进了黄帝的主流文明。而且，黄帝的后裔还与蚩尤的后裔有通婚之举，黄帝的后裔是男方，蚩尤的后裔是女方，可见蚩尤不仅不是妖魔，而且有俊美的基因。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后来夏朝的创立者。

　　但是，蚩尤的部属中，确实也有不屈的一群。他们保持着失败者后裔的傲岸，背负着祭祀先祖的使命，不惜与当权者征战。历史上那个与尧的队伍战斗在丹江的“三苗”部落，就自称是蚩尤的“九黎之后”，这有可能是苗族的祖先。

　　三苗打不过尧，曾经被尧收编，却又时时反抗，尧就把他们流放到现在敦煌的三危山，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的“迁三苗于三危”。三苗的首领兜则被流放到崇山，即今天湖南大庸市的'西南，已属武陵山区。

　　后来，禹又与三苗打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仗，三苗大败，从此不见于史册。

　　不见于史册的族群，活动得更加神秘。苏雪林教授认为，屈原所写的《国殇》，就是在描写祭祀无头的战神蚩尤。我虽然觉得还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但想起来也觉得热血沸腾。

　　这一彪不屈的男女，当然不能见容于任何朝廷。如果真如上文所说，九黎族中果真有一批人被流放到北方汇入了匈奴的行列，那么，长期与匈奴为敌的汉王朝，也许寻找到了自己的对手与蚩尤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更进一步贬斥蚩尤形象，追逐南逃匈奴。南逃匈奴与落脚湖南的三苗有没有会合?我们不知道，但大体可以判断，就在汉代，三苗的一部分人进入了贵州、云南一带。

　　历史学家章太炎、吕思勉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三苗未必是现在的苗族。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找见足够的文字记录。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族群而言，要找到这种记录实在是太难了。我想，如果章太炎、吕思勉先生到西江苗寨走走，听听代代相传的史诗，看看奉若神明的枫树，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年轻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坦然确认。

　　这等于是确认几千年的沉重恶名，确认几万里的步步落败。

　　这样的确认也是一种承担，承担多少鄙视和嘲笑，承担多少防范和窥测!

　　这种确认和承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代代相续的历史遗嘱。他们不能书之典册、藏之名山，只有一环不缺地确认、一丝不断地承担，才能维持到今天。不管在草泽荒路，还是在血泊沙场，他们都会在紧要时刻念一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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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无数黑夜的生命密语。他们根本忘了什么是委屈，也不知道需要向什么人为自己的祖先辩护。全部辩护就在这句话里，只是为了自己族群的延续生存。

　　终于，黑夜过去了，密语已经可以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千年蒸馏，不再有愤恨的印痕，不再有寻仇的火气，不再有诉苦的兴致，不再有抱怨的理由。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蚩尤后代居然那么美丽。

　　几千年的黑夜逃奔不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吗?最后得到的，不是“维持生存”，而是“美丽生存”。

　　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却是用欢快的嗓音歌唱般传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想，蚩尤在此刻是大大胜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孩子的唇齿间。

　　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横亘于全部历史文本之间的胜败逻辑。

　　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

　　在离开西江苗寨前，村寨的首领——年纪尚轻的世袭“鼓藏头”唐守成把我引到一个地方，去看从雷公坪上移下来的几片青石古字碑。雷公坪是离村寨十五公里的一处高山坪坝，那里的整个山区被看成是天下电闪雷鸣的发源地，风景绝佳，西江苗族先民曾在那里居住，后来也轮番驻扎过苗族起义军和朝廷兵士。这几片青石古字碑，每个字都近似汉字笔画，细看却全然不识。难道素称无文字的苗族也曾经一度拥有过文字?那又是在什么时代?使用过多少时间?使用范围多大?又为何终于消失?

　　我弯下腰去，仔细地对比了这些文字与西夏文字的区别，然后继续作各种猜测。如果苗族真的有过文字，那么，也许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发掘出一大堆比较完整的记述?但是，又有谁能读懂这些记述呢?

　　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叹，留在已知历史之外的未知历史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任何一种台面上的文明，即使看上去很显赫，也不要太得意、太自恋、太张狂。现在被过于热闹地称为“国学”的汉族主流文明，也同样如此。

　　有位当地学人告诉我，这些古字碑曾被一位汉族的前辈学人称之为“孔明碑”，因为据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到过这里。我想，这位前辈学人完全是站在世俗汉人的立场上把诸葛亮可能来过这儿的传说当做了大事，因此连仅留的不可识文字也似乎只有他才能刻写。其实，比之于黄帝及其对手蚩尤的伟大抗争，诸葛亮参与过的三国打斗只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和结果的小阵仗而已。蚩尤的后代好不容易在这雷声轰鸣的山谷中找到了一个奇美无比的家园，千万不要让诸葛亮不合时宜地露脸了。那古字碑，一定与他无关。

　　我说，不要再叫“孔明碑”了，就叫“古字碑”吧。是不是苗文，也不要轻易论定。

　　正说着，两个只有七八岁的苗族小女孩奔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其中一个仰头对我说：“伯伯，我们的老师说，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人。您能不能告诉我，文化人是做什么的?”

　　我笑了，心想这么一个大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这两个小女孩肉乎乎的小手。过了片刻我弯下腰去，说：“听着，文化人做的事情是，热爱全人类和自己的民族，并且因为自己，使它们更美丽。”

　　我要她们重复一遍。第一遍她们都没有说顺，第二遍都说顺了。

　　我把手从她们的小手中抽出来，轻轻地拍拍她们的脸，然后与“鼓藏头”告别，踏上了归途。

　　到了坡上回头一看，西江苗寨已在黄昏的山色中模糊，很快就要找不到它了。

　　那就赶快记住：西江苗寨，在东经108°10′与北纬26°30′的交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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