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的书论与文风

曾巩的书论与文风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曾巩的书论与文风

　　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生致力于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北宋文人普遍认为，书法是文人必备的一项技艺，并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苏轼和黄庭坚就既是文坛领袖，又是书法领军人物。曾巩的老师欧阳修也对书法倾注了很大精力，受所生活时代文人风气的浸染，曾巩当然也不能例外。

　　一、“简严静重”的书风

　　曾巩的墨迹今天几乎见不到了，历代有关法书宝帖的著录中，也少有记载，有一些也真假难辨。但在后人对曾巩书艺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南宋理学家朱熹有这样一段评价：“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

　　朱熹说，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读曾巩的文章，而且偷偷地效仿，最终因为才力不够，没能如愿。五十多岁的时候看到了曾巩的墨迹，简洁、庄严、安静、凝重，就像他的文章一样。

　　朱熹没有说曾巩的墨迹写的是什么，但是，他用“简严静重”四个字来评价曾巩的书法，恰恰后代常常用这四个字来评价曾巩的文章。看来，曾巩的“书风”和“文风”是互渗互通的，否则，朱熹不会有这样的评价。

　　二、“奔放任气”的文风

　　曾巩对书法的境界是怎么认识的呢?在《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中，集中体现了他的观点：“书非能肆笔而已，又当辨其体而皆通其意。”他说，书法不是肆意而为的，要辨别它的体式，做到皆能“通其意”。什么是“通其意”呢?这个观点来源于他的文学理论。他在《梁书目录序》中说：“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万物之理，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此之谓穷理，知之至也。”也就是说，“通其意”就是通天地人之道，辨万物之理。他是从这个高度来认识书法的。他认为这样的高度不能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我们看曾巩的散文创作，也经历了一个这样的过程。

　　曾巩的散文创作，可以分成前后两期，大概的分界线划在从1060年开始，有九年时间，曾巩在欧阳修的举荐下进京编校典籍。他前期的散文创作风格，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奔放任气”。如果我们用“奔放”这个词来评价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那完全就是褒扬之意。但是，用这个词来评价曾巩的前期散文，意思就有些变味儿了，它包含了年轻气盛、空泛议论、不接地气、不成熟的意思。曾巩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为什么前期的散文是这样一种风格呢?是这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所致。当唐代韩愈、柳宗元高举的“古文运动”的大旗传给欧阳修的时候，欧阳修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他既要反对晚唐五代以来的低迷浮华文风，又要遏制“西昆体”的蔓延，还要打击“太学体”的险怪。欧阳修正在全力以赴奋战的时候，曾巩第二次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带着数十万字的文章，拜在欧阳修门下，而后，曾巩又将王安石推荐给欧阳修，并将王安石的文章寄给欧阳修，请求指教。欧阳修十分欣慰，他从这两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文坛的希望。但是，欧阳修很快就发现了两个人的不足。欧阳修在一首诗中回忆了第一次看到曾巩文章的感受：

　　“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

　　曾巩的文章就像昆仑山倾泻黄河，浩浩汤汤，百川满溢。好在他愿意接受疏导教育，渐渐收敛了狂涛巨浪的气势，在茫茫大海上能找到归来的路。很显然，欧阳修的评价说明，这个时期曾巩的散文正处于一个高谈阔论、放任不羁的阶段。欧阳修说曾巩愿意接受疏导教育，从曾巩向王安石转达欧阳修的评价，就可以证实这一点：

　　“欧公更欲足下少开阔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他告诉王安石，欧阳修看了你的文章，认为你的思想还不够开阔，不够深刻，不要自己生造词语，也不要模拟前人。孟子、韩愈的文章虽然很高明，不必模拟他们，顺其自然才好。这个转达。一方面说了曾巩的直率;另一方面也告诉王安石，欧公的话我是理解了，你的`文章有毛病，我的文章也有毛病。我们要虚心接受教诲，共同进步。的确，在欧阳修的学生中，曾巩接受的疏导最多，进步也最大。为什么欧阳修看中了以曾巩为代表的、以“奔放任气”为风格的这样一批青年作家了呢?因为欧阳修清醒地意识到：要反对唐末五代以来的轻糜妖冶的文风，要遏制“西昆体”的蔓延，要打击“太学体”，这种“盛气”是最有力的拳头。

　　同时，欧阳修看到了这批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学习前人还很幼稚，艺术功力和学养不足，文章表面上以“气”胜，但缺乏底蕴，缺乏内在力量。欧阳修谈了他对这批青年作家疏导的方法：

　　“其文辞曰进，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气而勉其思也。”

　　这些青年人的文章每天都有长进，就像汹涌的水推出高耸的山峰，我要打磨掉他们的盛气，勉励他们思想的开拓。事实证明，曾巩后期的文章，在欧阳修的教导下，开始由盛气走向平实，内涵深厚，外柔内刚，反而更具令人折服的内在力量。欧阳修主持嘉二年的科举考试，出的论文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先是梅尧臣发现了一篇好文章，拿给欧阳修看。这篇文章写得纵横恣肆、天才灿然，欧阳修赞不绝口，但思来想去，他觉得应该是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忍痛把这篇文章放在第二，等拆开试卷才发现，这个考生叫苏轼。可见，曾巩前期创作的以“气”胜的文章，给欧阳修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

　　曾巩的散文，比较成熟的，大都收集在《元丰类稿》里。青少年时期的作品，或者一些不够成熟的作品，都收在《续稿》里。可惜的是，《续稿》已经散佚了。元代有个叫刘兜娜耍读过这部《续稿》，他把《续稿》和《类稿》做了比较后，用了一个字评价二者的差异，前期文章不如后期文章“粹”。那么这个“粹”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近年来有研究者认为，前期的文章“不粹”，就是“繁缛”，“繁缛”的就是堆砌华丽的辞藻，冗长拖沓。但是，我们从零散的流传下来的曾巩的前期文章看，曾巩在文章的语言运用上，和后期的文章一样，一向简洁利落。所以，这个结论就站不住脚了。那么，这个“粹”指的是什么呢?实际指的是思想。也就是说，前期文章以“气”取胜，但说理欠深透，思想不深刻，阐发没有充分展开，不到位，因此，显得局促、粗放。这才是“粹”的深刻含义。 　　三、“记”体散文《墨池记》：书论与文风的互动

　　从曾巩的散文中，我们还可以摸索出他学习书法的路径，也可以看出他的书论和文风的互动。1048年夏天，曾巩来到临川。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的邀请，撰写了《墨池记》。所谓墨池，就是临川县城东门外的一处古迹，传说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池练书法的地方。

　　曾巩觉得，天下叫“墨池”的古迹太多，大多数是假的，这一处恐怕也不是真的。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盛的意图是想借这篇文章来劝学，这个立意就有文章可做了。文章开头先写了墨池的位置，对这处墨池是真是假的怀疑。然后写道：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当王羲之不愿意再勉强做官，曾经游尽东方之地，泛舟出海，在山水之间求得心境的快乐，难道他当年漫游而纵情山水，曾经在这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最好，那么他的本领，应当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得到的，并不是上天特意成就他。然而，后代的人再没有赶得上他的了，岂不是在刻苦学习上不如他吗?由此看来，刻苦学习怎么可以少呢，更何况想在道德方面达到很高境界的人呢?

　　“记”体散文，无疑应当是以记叙为主，但是，曾巩却匠心独运，施展了大家的手笔，既不为题目和体裁所限制，又切合题意。思路开阔，立意高远。扣住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这句话生发开来，由书法推及到治学，由治学再推及到道德修养。认为这一切都是靠刻苦学习，靠后天的努力。这就是全篇的主旨。乍看起来，好像这些议论已经跑题了，实际上句句不离题意。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曾巩点明了主题：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日：“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在墨池的上边，如今是抚州州学的校舍。州学教授王盛，怕墨池的来历不为大家所知，就在柱子上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作为标志，又告诉我说，“希望你能写篇记。”推测王君的心，是不是喜欢别人的长处，虽有一技之能也不放过，因此也就爱到了他的遗迹呢?或者是想推崇王羲之苦学的精神，以勉励他的学生呢?人有一技之能，便使后人如此崇敬，更何况仁人志士的遗风余韵，足以影响后世，那又该如何崇敬呢!文章最后才点明，“墨池”旧址之上是今天的州学府，本文是应王盛的请求而作，而王盛的目的又是“勉其学者”。这就使得曾巩的所有发挥，都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非常高明的。这篇文章只有285字，但构思精妙，言简意赅，辞浅义深。文章多用设问句、反问句和感叹句，是全篇的神来之笔。不仅层层递进，而且平添了一唱三叹的情韵。因此，《墨池记》在历代都受到好评，成为我国古代“记”体散文中的名篇。同时也说明，曾巩学习书法，首先是从揣摩前辈的宝墨法帖人手的。

　　在学习书法和对书法的认识上，曾巩与欧阳修、王安石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和欧阳修对书法的认识相比，曾巩略胜一筹。欧阳修在《笔说》中说：“博物尤难，然非学者本务。”他认为，书法只是一“物”，不是学者的本业，进而说，“惟贤者能存尔。”书法只是贤达的人能够掌握的技艺，他和曾巩“通其意”的认识是有差距的，所以，欧阳修在北宋书法界也不见经传，就不奇怪了。再说王安石，朱熹对王安石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

　　这段话是说，王安石的字都是像在很忙乱的时候写的，说明他写的大都是草书。这就像他的文章，峻沽凌厉，书风和文风也是相通的。前面提到，朱熹评价曾巩的书法“简严静重”，大概多是楷书才能有此特点。

　　综上来看，一个人的文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也影响他的技艺掌握和发挥，并可以循此去探寻他的学习路径、态度和方法，不失为研究古代文人的一个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