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株奇葩，她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和她一生的杰作《传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绚丽的一页。张爱玲小说所迸发的才情，她那独特的写作视角，以及她与文学潮汐的暗合，都使得张爱玲倍受世人关注，尤其是她的小说集《传奇》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传奇》这本小说结集收有张爱玲写于1943年至1945年的《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国的日夜》等，共五十万字。所收作品大多通过爱情婚姻生活的描写，展现了洋场社会里旧式家庭被历史埋葬的进程，同时以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纠葛，揭示了人性受到污染以及“爱的死亡，美的毁灭”的悲剧。正如周溶泉所说“张爱玲仗着女性的直感和她善悟的聪颖，在‘奇’字上下功夫，写出了由男性作导演的女性生存状态，并从她们的缺乏独立意识及卑弱的表现，来形象的说明这些可悲的女子陷入用金钱编织的罗网而不能自拔的命运的无可避免，让人们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情节，看到了世间的苍凉。”《传奇》集中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在女性身上的沉淀，同时冲击着新时期女性解放意识的慢慢觉醒。在女性文学崛起的二十世纪，张爱玲的女性文学绽放着与同时期女作家的女性文学不同的光彩，她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和人性堕落出发，挖掘出女性的落后意识进而再挖掘出她们不幸的根源，使女性文学突破了女性创作的屏障，达到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下面对《传奇》中大体塑造的三类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分别进行探讨。

　　一、扭曲的女性形象

　　《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面对儿子儿媳嫌弃女儿白流苏，想把流苏赶回前夫家做寡妇一事，也没有表现出做母亲的怜悯，她甚至给女儿指明了出路——回去领养个孩子熬个十几年，做个一家之主。掌握家庭财产大权是白老太太一生的追求，相比较白流苏的不幸来说，她更加倾向于维护封建家族所谓的“门面”，面对白流苏的.进退两难，她表现出的是漠然的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态度。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也是这一类形象。梁太太当年不顾家人反对下嫁了粤东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被认为是自甘下贱,败坏门风,与兄弟闹翻。梁太太做小,与几房太太共同拥有一个丈夫,她从为人之妻一开始就具有不完全的妻性。而她嫁给富商又无子嗣,她的母性只能集中体现在侄女薇龙的身上,在她发泄完心中怨气收留接纳薇龙时,不能不说她对侄女没有一点姑母的情分可言。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也无疑是《传奇》中最为恐怖变态的母亲形象。“女人在此父权社会里，其作用被充当成交易的媒介，在自身的作用被剥夺之后，女人最终变成贡品被牺牲掉。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就是在这种被充当为交易媒介的历史中，被传统社会压榨成血淋淋的一堆碎尸，彻底而近于疯狂。”

　　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五四新思潮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妇女解放和女性寻求自身发展的潮流,从此,女性开始有了关注自身命运和自身价值的意识和可能,从此,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思潮风起云涌。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她们以自己的主体身份叙说着女性形象、女性心理与女性命运,成为了当时女性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言人。她们大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具有独特的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视角,为女性解放思潮贡献了自己的力量。Philip Koch在《孤独》一书中所定义的孤独是：(一)独处;(二)意识中没有别人的涉入;(三)带有反省性。张爱玲所处的社会环境造就她的性格也造就了她的文学成就。“张爱玲的叛逃，对她的生命有几项意义，她逃出父权社会中作为女儿的位置，在心灵上杀父，也摆脱了社会规定的一个女儿的身份。这一点她和萧红的经验相似，最后都把自身的伤害化为人性集体潜意识的邪恶描写。”由此，张爱玲从特殊视角出发通过对旧文化背景下女性绝望苍凉的不幸命运和殖民文化背景下尴尬失落的生存状态的书写，形成了她独特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以自己的直觉观察与生活体验，理性思考了处于传统旧思想与现代新观念夹缝中的女性，首开先河地批判女性自身，对女性进行了反书写，并对男权中心主义进行解构，从而展现了作家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如实消解“母性”

　　张爱玲对女性进行自审的最重要内容，是对母性的自审。20世纪“人的觉醒”的过程中，代际冲突主要体现为父子冲突，子女的反叛往往是针对封建家长制的体现者父亲，母亲则是温柔慈善、富有爱心和牺牲精神的形象。这一特点在冰心、丁玲的作品中均有体现。可能由于自身常年没得到母爱的缘故，在张爱玲的笔下，几乎没有对传统母亲的那种温柔善良，更没有对母性的讴歌。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对母性进行自审的第一人。

　　(二)展示女奴意识

　　张爱玲所构筑的文学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以日常生活为主体的世界，在剔除了流行的政治话语的浓墨重彩后，她刻意展现的是人生超越时空的限制的基本体验形式，对女性自身传统意识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这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也体现了她的超越之处。

　　(三)“反闺秀”书写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大多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如白流苏和葛薇龙。处于如此环境中，按理应该有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那样的风范，可是张爱玲的小说中，通篇没有这样的“女性气质”和大家闺秀的形象。她笔下的女性无不是迫于生活的压迫为自己的将来卑微的奔波。使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美好的高尚的爱情婚姻变得庸俗，传统文化里附在爱情上的柔情，以及体现在古典文学中的“女性气质”，也就消失不见。

　　三、结语

　　总之，张爱玲抛弃了五四以来对男女平等的神话描述，抛弃了南辕北辙的女权主义追求，转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女性位置。她抛弃了五四时期男权中心的文化传统，她的女性意识不同于冰心的博爱，不同于丁玲的冷峻，强调了一种否定精神，即对男性权威的否定，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否定。她有非同一般的勇气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自审意识。她深深渴望女性能够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