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倾城之恋》

张爱玲《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43年9月，收入《传奇》。这是一部关于沪港双城的“传奇”故事，也是张爱玲最富传奇色彩的小说。《倾城之恋》是写范柳原、白流苏一对精明过份的男女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功利全局，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使人性得到稳定和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曾被当时的评论家评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这是她用灵魂去读灵魂的所得。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最后结为夫妻。谈论一个作家的作品，不能离开作品产生的年代、社会背景、作家本人的人生经历

　　一、作者生平及作品创作背景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一代才女张爱玲出身名门，身世跌宕。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终年75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一个满清官宦人家，贵府小姐，虽有显赫的家世，却是莫代的绝唱，不幸的童年，萎谢的爱情，短命的婚姻，孤寂的晚景。7岁写小说，熟读《红楼梦》，23岁问鼎文学界，同年写就的《倾城之恋》就是她的经典之作。作者张爱玲的写作背景，也正是这两座悲情的城市。1941年末，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毕业半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张爱玲与市民们度过了恐怖的日日夜夜，这段经历，仅使她对人类懦弱的利己主义理解更为深刻。这正是形成她创作风格、创作思想的根源!“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张爱玲经历了从封建社会逐步走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目睹了香港沦陷，经历了属于她的旧式大家族的衰落，但她毕竟是出自极为封建的旧式家庭，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很少涉及时代重大的政论课题，而用全部的感知中产阶级以及市民阶层的世俗化的生存境遇去写作。而在描写炎凉世态和庸俗市民时，又有着女作家少有的宽阔胸襟和成熟淡漠。也就是说她的文字处于一种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边缘语境。而张爱玲却始终端坐在自己的心城里!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在扉页里这样解释：“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这或许就是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的原因了。

　　二、对标题“倾城之恋”的分析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在《倾城之恋》里，无论是<倾>还是<恋>都是中上流社会中人们的追求，也是乱世中人们的心态。比如白流苏，一个多传统的名字，但注定了是物质的，是虚荣的，流苏嘛，是一种流光溢彩，但也是一种摇摆不定。她需要爱情，但更需要一种实在的生活。那就是被人认可，以及衣食无忧。一个传统的名字，也一定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虽然她想要过上让人另眼相看的日子，但又不能表现的太过热烈和主动，所以，费心劳神，最终才达到目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战争，可能她永远得不到她想要的。这就是当时的香港，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人们的心态，倾不倾城，与流苏无关，她只关心她想攻占的“城”是否已倾。

　　三、作品中倾覆带来的意义

　　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1、同一时代、不同感觉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在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时。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2、作者笔下的婚姻和爱情

　　在张爱玲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在现代社会中，有钱是人能长期自立并追寻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基础。张爱玲的母亲留学法国后，姨太太的百般刁难让张爱玲更相信钱的重要性。继而她笔下的女性大多为金钱物质所困，不惜以爱情、婚姻作抵。她关于女人的看法：“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如此，《金锁记》里曹七巧亦如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张爱玲不幸的两次婚姻。如果说与胡兰成的结合是一种女人对男人单纯的爱，那么和赖雅再婚就似乎带着某种利益色彩。而这一切的经历都为张爱玲笔下女性的性格和命运悲剧埋下了伏笔。没有温情，只有婚姻。为此，《连环套》中的霓喜一生都在为一纸婚书苦苦挣扎;《半生缘》顾曼路为了生存也只有嫁给一个小瘪三;《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与范柳原在婚姻的城池大战中，终于以攻破范柳原的婚恋之战而告捷;《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用她一生的青春换来了一把黄金枷锁。这些女性群体在经济上对男性的过度依赖，注定她们要被囚禁在婚姻的经济锁链中。

　　在张爱玲笔下的婚姻爱情总充满磨难，有着或多或少的缺憾，所以作品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反而是有利可图的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就了白流苏的婚姻，但并没有成就她的爱情。小说结尾写道：“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读罢掩卷，有几分哀艳，几分惆怅，几分宿命，几分悲凉袭上心头。《连环套》里霓喜和不同的男人调情，生活，却始终没有结果。《半生缘》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金锁记》中七巧对儿女的婚事百般阻挠，使曾对婚姻爱情充满希望的儿女走向和她同样的婚恋悲剧。变态的灵魂，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琐碎，人性的扭曲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尽了人间百态、人世沧桑。张爱玲对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进行了高度的解剖，笔下不同的婚姻状态却产生了的相似结果，婚姻是金钱交易，是女人对男人的依附，反映出“五·四”思想解放在女性思想解放上的不彻底性。

　　张爱玲笔下古老的女人，她们好像已经存活了几个世纪，或者她们并未真正活过。她们的不幸不仅在于社会的眼中，而是按着传统观念为他们选择一种门当户对的理想的归宿，更在于他们的全部教养和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男人预设准备。无论被什么样的男人选择，他们的命运又只能是“奴”只是“性”，是男人的情欲或者自己情欲的奴隶。纵观张爱玲的作品，她凭借女性敏锐的观察力，精确细致地写出了生活中平平凡凡人物的婚恋关系，虽然缺少浪漫的爱情，但现实的表现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心灵的撞击，好像不小心被别人窥视到阴暗的心灵，张爱玲凭着冷静无奈笔调，深刻解剖了人性的弱点，人生的苦难及婚恋的不完美性。张爱玲的小说世界的整体氛围是苍凉的，这苍凉不仅是指一种颜色，一种感觉，更是一种基调，一种创作的风格。当然这种苍凉或困惑也是作者对时代特征的总体领悟，是一个孤独的女性对生存困惑和艰难岁月的深刻理解。

　　四、张爱玲小说的人生真谛

　　张爱玲是那么的郁郁寡欢，她以淡漠笔墨的来描述自己所领悟的人生实质，仿佛吹奏一首凄凉而莫名的古曲，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领悟、去探索、而不强加于人——这正是张爱玲的高明之处。有人说，张爱玲太悲观了，她的小说使人绝望因而不易多读。其实不然。佛经上说：“众生因多欲而烦恼”;又说“烦恼即菩提”。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真正读懂了张爱玲，方可认识到欲望是铸成人生悲剧的根源这一真相，从而指导现实的人生少私寡欲，少谋个人私利，多贡献于社会，那又何尝不是一种通达，一种潇洒呢?——这，或许才是张爱玲小说潜在的人生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