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名相张九龄

盛唐名相张九龄

　　引导语：张九龄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名相。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盛唐名相——张九龄。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张九龄《归燕诗》

　　从全诗8句来看，说的都是燕子。诗的大概意思，也比较容易解读。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燕子虽然如此微贱，但仍然乘着春天短暂的美好时光而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燕子当然不知道“泥滓”之贱，看到华丽的玉堂打开，就一直在辛辛苦苦地衔泥筑巢。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时时可以见到燕子成双成对出入，每天不知会进出多少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作为一只燕子，没有心思与外物竞争，请鹰隼这样的猛禽们，不要轻起猜忌之心。

　　这诗的诗题呢，既可叫《咏燕》，也可叫《归燕诗》。嗯，这是一首扎扎实实的关于燕子的诗。

　　一

　　但是，仔细读来，总感觉这诗不仅仅是在说燕子，好象还说了点别的啥和啥。

　　还说了啥呢?先来看看诗作者是谁。

　　张九龄，那个写出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古名句的张九龄。

　　张九龄写这诗时，身处唐朝的京城长安，时间是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春天。这一年，他正好年满60岁，已到了我们今天退休年龄的他，还担任着朝廷尚书省右丞相这样的高级官职。

　　这样一来，这首《咏燕》还说了些啥意思就出来了。原来，张九龄不仅仅是在说燕子，他还说了：那只燕是我。

　　既然“燕子=张九龄”，那最后一句的“鹰隼”是谁?

　　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历经千年，关于这句诗中的“鹰隼”，居然一直就有定论。那就是，鹰隼=李林甫。是的，就是那个史上以“口蜜腹剑”而闻名的奸相李林甫。在张九龄写这个诗时，李林甫时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在明确了变量1“燕子=张九龄”、变量2“鹰隼=李林甫”之后，还有一些变量要明确：变量3“玉堂、绣户、华轩=朝廷”，变量4“春=开元前期昌明的政治环境”。

　　差不多了，下面我们一股脑儿将变量1234都代入诗中，来看看这诗真正的意思：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我张九龄虽然出身微贱，但仍然趁着开元前期昌明的政治环境，短暂地参与过朝廷大政。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我张九龄岂不知道“泥滓”之贱，但既然有幸跻身朝廷高级官员之列，当然要辛辛苦苦地像燕子衔泥筑巢一样，为国家政务操劳。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我张九龄和你李林甫一起，经常一起出入朝堂，一天不知要进出好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但是，我张九龄没有心思与外物、外人竞争，请你李林甫不必猜忌，更不必中伤。

　　需要指出的是：最后一句，张九龄不仅仅是在表白心迹，而且更像是在求饶。

　　是的，60岁的尚书省右丞相张九龄，在向54岁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求饶。

　　而且，据南宋尤袤的《全唐诗话》，张九龄蕴藏在这首《咏燕》诗的求饶，李林甫本人还看到了：

　　“九龄在相位，林甫方同列，阴欲中之。将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实封，九龄称其不可，甚不叶帝旨。他日，林甫请见，屡陈九龄颇怀诽谤。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燕》诗以贻林甫”，“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尤袤在南宋朝廷，好歹也是当过部长级礼部尚书的人，怎么会如此缺乏政治斗争常识?

　　是的，张九龄的确写了《咏燕》诗，诗中也的确有向李林甫等政敌表白心迹甚至求饶的意思。但他好歹也算是政坛前辈了，怎么可能如此不顾体面，真的把这个诗去送给李林甫，以求得政敌的怜悯?况且诗中将对手比为“鹰隼”，对比燕子，显然不是什么好鸟啊，岂不是更加激怒对手?

　　还有，政治斗争从来就是你死我活，如果能够因为一首诗而罢手，那就不是史上闻名的李林甫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李林甫的进一步中伤和攻击，才最终导致了张九龄退出政治舞台。

　　换句话说，张九龄并没有把这首《咏燕》诗送给李林甫;即使送了，这首诗也在事实上没有起到让李林甫心生恻隐从而罢手的效果。

　　二

　　当然，张九龄就算没有当面求饶，有了这首诗在，也算他有求饶之心了。可是，字面看起来，右丞相貌似应该比兵部尚书要大啊，为什么官大的反而要去求官小的，而且官大的还求饶?

　　这个事儿，我尽量简单一点说：张九龄的右丞相，是假丞相;李林甫的“兵部尚书”之后，还跟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后缀。由于这个后缀，他是真丞相。

　　当然，张九龄当年也阔过，也当过真丞相。在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到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之间，张九龄是真丞相，或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任中书令。

　　李林甫呢，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之前，还只是一个黄门侍郎，并非丞相。这一年，他被唐玄宗李隆基提拔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和中书令张九龄、侍中裴耀卿一起，成为李隆基的三个真丞相之一。

　　短短一年之后，李林甫就取代张九龄，成了中书令，牛仙客则取代裴耀卿，成为新的真丞相之一。张九龄、裴耀卿，则分别“罢知政事”，退出真丞相行列，改任尚书省右丞相、左丞相，就此成了假丞相。

　　看到这里，估计各位没晕也差不多了：真丞相、假丞相，右丞相、左丞相，到底哪一个才是靠谱的唐朝丞相?这都神马情况?

　　各位遇到的情况，北宋的大才子、《新唐书》的编撰者欧阳修，也遇到过。所以，他在《新唐书·百官志》中大吐苦水：“唐世宰相，名尤不正”。

　　唐朝宰相或丞相的名称，怎么个不正法?

　　先来明确几点：

　　一，唐朝没有“丞相”“宰相”这样的官职名称和岗位职责。即使唐朝后期将有关官职改称了“丞相”的，其岗位职责也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大大滴不同。

　　二，唐朝实行集体宰相制度。一般情况下，皇帝会保持一个以上、七八个以内的多位宰相，形成自己的政务参谋班底。皇帝在长时间内只任用1个宰相的情况，在唐朝非常罕见。

　　三，除了极为个别的例外，比如那个因与唐太宗李世民闹别扭而闻名青史的魏徵，曾经以“秘书监”这样类似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身份“参豫朝政”，从而成为真丞相之外，唐朝的丞相多出自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等“三省六部”系统的官员。

　　四，终唐一世，真丞相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中书省的一把手“中书令”、门下省的一把手“侍中”，一直就是真丞相。

　　三省中最后一省“尚书省”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其一把手是“尚书令”，最初也是真丞相。但由于唐朝建国之初，李世民任过此职，后世诸帝为表尊重，就将此职虚设，不再授人。这样一来，“尚书令”之下的“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就成了真丞相。

　　但是，“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是真宰相的时间，持续到武则天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为止。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五月，豆卢钦望升任尚书左仆射，“既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数日后，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这样，豆卢钦望才敢真正履行宰相的职责。

　　从那以后，“空除仆射，不是宰相，遂为故事”。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官员升任“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如果任命时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后缀名号者，便不再是真丞相。

　　(二)就唐朝史籍所见，无论是什么部门的什么官员，只要在正式职务任命之后，加有以下字眼后缀中的任何一个，就一律是真丞相：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知政事、参豫(预)朝政、参豫(知)机务、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平章政事、平章军事重事、参知政事、参谋政事、同掌机务、参掌机密、知中书(西台)事、知门下省事、知军国重事、同知政事(同知军国政事)、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军国重事中书门下平章、勾当中书事。

　　我知道，花样有点忒多了，请大家见谅。但这个花样是唐朝历代皇帝玩的，主要责任在他们，不在我。

　　其中，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平章事)最为普遍。前一个名号，在唐朝用了116年，有此名号的唐朝宰相有128人;后一个名号，在唐朝用了226年，有此名号的唐朝宰相多达310人。

　　所以，李林甫此时担任的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大权在握的真丞相;张九龄此时“罢知政事”，去掉了真丞相的后缀，所以他担任的右丞相就只是名义上的丞相了，是“尚书右仆射”，是假丞相。

　　尚书右仆射，就只能管管尚书省的事儿了，其余中书省、门下省的事儿管不着了，国家大事就更管不着了。

　　一个是刚失权柄的假丞相，一个是大权在握的真丞相，所以，张九龄就有求李林甫放一马的心迹了。

　　然而，个人认为，张九龄之所以怕李林甫，倒还真不是因为后者权力有多大，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张九龄深知李林甫是没有底线的小人，自己则是有底线的'君子，真要面对面地干起来，自己不是对手。

　　对于李林甫的小人行径，《新唐书·李林甫传》说：“九龄繇文学进，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龄，阴害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说：“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侯人主意”，“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

　　所以，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的“君子不与小人斗”格言，我们要理解其真正的含义：那不只是对小人的蔑视，更多的，是对君子的爱惜。

　　面对李林甫这样极品的小人，“守正持重”的张九龄岂是对手?所以，张九龄怕了。

　　结果当然在意料之中，李林甫仍然没有放过他。李林甫借着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引起李隆基暴怒的契机，指出周子谅为张九龄所荐举，于是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从京城贬至荆州，由“从二品”直降“从三品”。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五月八日，闻贬命即驰驿上任的张九龄，抵达荆州，当上了比今天荆州市市长猛得多的“荆州省省长”。或者，我们叫他“荆州大区行政长官”，也可以。

　　他在荆州任上，一共呆了三年。在此期间，他和孟浩然、王维等今天我们如雷灌耳的大诗人们一起，游山玩水，彼此唱和，留下了一段诗坛佳话。

　　其中，孟浩然留下一首《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显示：张九龄还和孟浩然一起，乘船畅游长江，到过笔者的家乡——今天的荆州市松滋县。

　　原来，笔者家乡的秀丽山水，还有幸陪伴着张九龄，渡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宦海时光。直到今日，走笔所及，笔者和家乡仍然倍感荣宠。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春天，张九龄请求回韶州拜祭先人陵墓，因病在家乡去世，终年63岁。

　　三

　　其实，李隆基对于张九龄，一直是真心喜欢的，是后者的铁杆粉丝。

　　《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李隆基对张九龄的喜欢，甚至可以说是仰慕。李隆基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请大家注意“师之”二字。在张九龄面前，李隆基的姿态还是摆得蛮低的，有点儿小学生的意思。而且，李隆基还送给张九龄一个美称——“文场元帅”。

　　要知道，唐朝武职中，最高军职为十六卫的大将军，比如“右卫大将军”“左骁卫大将军”等等。唐朝的“元帅”，一般情况下，有两条规则：一是非战时不设“元帅”，二是非皇族不任“元帅”。张九龄一介文人，李隆基竟然以“元帅”这样的崇高武职来称赞他，这是只有张九龄的铁杆粉丝才能有的行为。

　　可惜的是，李隆基虽然是张九龄的铁粉，却并不是他的脑残粉。因为此时的李隆基，已经登基多年，“开元盛世”的事实说明他已是“伟光正”的代表。这样一来，他就由自信而自负，由自负而自骄。更何况人家贵为皇帝，大权在握呢。

　　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李隆基很不喜欢张九龄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

　　李隆基要提拔李林甫当宰相，张九龄不同意;李隆基要提拔牛仙客当宰相，张九龄不同意;李隆基要废掉皇太子李瑛，同时找另外两个皇子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的霉气，张九龄不同意。

　　显然，张九龄不同意的，都是当时的大事。而他所依据的，都是他认为应该坚持的原则和底线。

　　其实，关于大事如何处置，从古到今一直就有一个潜规则存在：领导找你来商量大事，不是问你有什么不同意见，而是问你将如何赞同他的意见。你还真以为自己当家了?

　　果然，在其中一次争执时，“帝变色曰：‘事总由卿?’”——翻译一下：“李隆基脸色大变地说：‘全部都由你说了算?’”

　　于是，两人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可是，在没有了张九龄的日子里，李隆基却又抑制不住对他的思念，总是想起他来：

　　《旧唐书·张九龄传》里有证据：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每当宰相们推荐朝中公卿人选时，李隆基必定要问一句话：“这人的风度，能和张九龄一样吗?”

　　原来，张九龄就是李隆基心目中的“公卿样板”。

　　就这样平时想想也就罢了，李隆基偏偏还在公元756年，在张九龄罢相20年、离世16年之后，在自己逃难到成都时，再一次地、深深地想起了张九龄。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

　　那还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罢相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时候：

　　当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向中书令张九龄报告，他手下有一员蕃将在讨伐契丹时失利，违犯军法，已将其执送京师，请朝廷将其斩首，以正朝典。张九龄立马表示同意。

　　张九龄同意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蕃将犯了军法，还因为此人他早就认识。几年前，在这个蕃将入京汇报工作时，张九龄就见过此人。当时，他就神奇地对其有个判断：“乱幽州者，必此胡也。”

　　现在，正好此人犯了军法，送上门来。张九龄决定借此机会，杀了他，永绝后患。

　　可是，中书令张九龄同意了，皇帝李隆基却不同意。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他下令将这个蕃将放了。而张九龄也在此事之后不久，就被免掉了职务，从此在政坛上消逝，他再也没有机会改变李隆基的决定了。

　　整整20年之后，当李隆基躲在成都一隅之地，为自己当初那个决定后悔得牙疼时，他泪流满面地、深深地，想起了张九龄。

　　《唐语林》记录说：唐玄宗仓皇幸蜀之时，曾对高力士说：“吾取张九龄之言，不至于此。”既而取长笛吹自制曲，曲成复流涕，诏乐工录其谱。至成都，乃进谱而请名……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龄，可号为谪仙怨。”

　　李隆基“因思九龄”，也部分意识到自己当年对他的贬谪是不公平的，于是在那个兵凶战危之际，仍然从成都派出中使，前往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广东韶关)，专程去祭奠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前宰相。

　　只为了他20年前的神奇和英明。

　　因为，张九龄当年执意要杀掉的那个蕃将，名字叫——安禄山。

　　清人赵翼评价说：“是曲江生平，此一事最关国家之大。”此句中的“曲江”，就是指张九龄。

　　事实上，张九龄罢相，绝对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事件。这个观点，从唐朝的有识之士，到今天的历史学家，史不绝书，观点一致。

　　唐宪宗时的宰相崔群，好象是第一个提出这个看法的：“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

　　欧阳修、宋祁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也持同样看法：“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

　　猛人司马光也这样认为。他在《资治通鉴》中说：“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大文豪苏东坡，也是这个看法。他在《经进东坡文集》中写道：“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者，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岂不谨哉!”

　　所以，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四月十四日，在长安城大明宫的朝堂上，李隆基当时所送走的，并不仅仅只是张九龄一个人的背影而已;被李隆基一起送走的，还有他一手开创的盛唐的背影。

　　只是，当时的李隆基，甚至也包括当时的张九龄，并没有意识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