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论文

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论文

　　[论文摘要]该文从阅读的角度、以“细读”的方式比较分析了“张爱玲传记”的三个文本。三个文本在感情色彩的渲染方式、传记材料的使用方式及传主的作品在传记文本中的处理方式等各具有典型特征。对三个文本的叙事特征做理论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传记文学理论做了例证性阐释。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传记；情感传达策略；传记材料使用模式

　　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批评理论中，传记“纪实传真”已成定论，至于采取什么叙述方式或手段而达到“传真”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川鄂的《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版）、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版）、余斌的《张爱玲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版）三个传记文本就是依据相同的传记材料，以不同的叙事手段去表现各自的“真”张爱玲。

　　一

　　李少雍在《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中分析指出，司马迁人物传记之所以有美学意义，是因为其文本有着强烈的或贬或赞或讥或扬等的感情色彩。继承司马迁赋予人物传记感情色彩这一传统，刘川鄂、于青和余斌在各自的文本中都散发着浓郁的对传主的喜爱和赞誉之情，但是，各自表达情感的手法却各有千秋。刘川鄂对传主的赞誉表现为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排比、对比、反问等修辞手段极尽抒情之能事，以期最终实现对传主的强烈情感的传达：

　　“她是乱世中出现的一朵奇艳的花。如果说她是荷花，脚下有污泥；如果说她是牡丹，其土太黑；如果说她是玫瑰，枝上有刺”；

　　“她比冰心深刻，她没有朱自清的士大夫气，她比周作人开阔，她没有徐志摩的华丽堆砌，她比林语堂灵隽，她没有何其芳的刻意精致”；

　　“她是一个悲观主义作家……她是一个在黑暗中生活得太久的作家……她是一个‘纯艺术’的作家……她是一个自由主义作家”。

　　单独看来，这样的表达因其鲜明的文学色彩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是，这些抒情段落随机插入到传记事实的叙述中间，却破坏了文本总的文体风格。可以从语言和文学的关系上来解释这种破坏。《文学是什么》一书解释说，“语言是文学的载体”，但“语言本身并不就是文学”，语言是文学的物质媒介，只有通过象征、比喻等手段来使语言形象化而具备文学属性，具备了文学属性的语言才具备了成为文学的条件。在刘川鄂的传记文本中，叙述语言的主体风格是普通语言，是不具备文学属性的文字，而作者不时打乱传记叙述程式和整体叙述风格而随意插入主观抒情式的评论和描述，而这种抒情性的文字因文学手段的成功使用而具备了文学特征。这种叙述语言属性的变化或反差直接造成了整个文本的文体不协调，最终致使抒情式赞誉显得突兀和矫情。

　　与刘川鄂的抒情插入策略不同，余斌对传主的喜爱分散在他对传芏的同情、维护、关爱等具体的情感因素中，而这些具体的情感因素则是通过作者分析、评论传记事实来体现的。在讲述传主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时，余斌对传主与其母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无限上纲”式的分析和评判，以此来表达对少年传主失落父爱后又被母亲冷落等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在这里，就张爱玲的母亲以及她们母女二人的关系多作一些探讨也许是必要的”，此后，作者通过丝丝人扣的行为和性格分析而对张母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张母对张爱玲“除了淡漠还是淡漠，而这种淡漠你没有可能将其解释为任何形式的母爱”，“重要的是，母亲的苛责是她在心理成长的这个决定性时刻丧失了她最需要的东西——自信心”，“在母亲这里，她被引向了自我怀疑”。这种步步铺垫、层层深入的逻辑分析看似是理智地对待客观事件与人物，其实，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理智背后所蕴藏的对传主的深刻同情。这种无限深入地挖掘所得出的传记事实对传主的影响远远大于传记事实本身的实际意义，而正是作者对传主强烈的主观情感促使了这种挖掘式阐释传记事实的方式的产生。除了逻辑分析外，对比分析也是余斌采取的重要的情感传达方式，比如为了展示张爱玲的超政治个性，作者使用对比分析来为张爱玲某些疑似亲日举动做辩解：

　　“原先持个人主义立场，在日本人的淫威下屈服，或从原先立场后退的，大有人在。周作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张爱玲的处境是不同的……”。

　　这样的对比分析在文本中屡见不鲜，比如为了反衬张爱玲刚出道时不甘寂寞的特异举止，作者把传主晚年隐士般的生活与曹雪芹、钱钟书等退隐闹市的清高相比较，表明传主不是耐不住寂寞而是时候未到；把张爱玲谈论中国人的文章与鲁迅、巴金、曹禺的相关文章相比较，用以说明传主在观察国民性方面的独到与客观，等等。

　　利用反证法来澄清对传主的.从而达到维护传主形象的目的是余斌阐释传记事实的另一策略。典型的例证是，当有人嘲笑张爱玲“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时，余斌就毫不犹豫地用反证法来为张爱玲辩驳，“此说不知是否属实，即使果真如此，我们也还可以找到一些反证，证明她不想沾祖上的光”。

　　逻辑分析、对比分析和反证法的使用在传记叙述中的意义何在呢？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指出：

　　“传记文学不但叙述事实，而且还阐释事实。传记家斯特雷奇说：‘未经阐释的真实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位了不起的阐释者。’传记文学的阐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解释事实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事实赋予意义的过程。”

　　逻辑分析、对比分析和反证法等是科学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说明问题、阐释现象的手段，把它们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固然起到了充分阐释传记事实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过多地使用逻辑分析等科学研究方法，一方面会削弱传记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另一方面，也会因膨胀传记事实所蕴含的客观含义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事实，从而误导读者或者剥夺读者对客观事实进行自我判断的机会。

　　与刘川鄂、余斌采用具体而微的情感传达策略不同，于青从文本的外在形式上把传主表现为非同寻常之人，以浓浓的文学氛围来渲染传主的传奇人生。简言之，就是以作者的文采来展示传主的多彩。“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文本开篇就以陆游的词句来制造氛围。也就是说，传主还没出场，文本的诗之云霭就袅袅升起。在袅袅云霭之中，传主款款向读者走来。随着传主成长、成名、归隐这一传记程式的展开，文本使用的文学技巧也越发丰富起来，尤其是在刻画传主及相关人物时，环境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语言描写、神态描写乃至心理描写，作者于青无所不用。随着文学技巧使用的丰富，传主的形象也愈发变得飘逸灵动。通过阅读对比不难发现，于青的文本用文学手法叙述的传记事实与刘川鄂、余斌以普通叙述方法讲述的传记事实基本没有出入。事件是同样的事件，人物是同样的人物，但文学叙述手法带给读者的阅读感觉是愉悦而舒畅的，让读者既认知了传主，又享受了文学，这可谓是传记文学的最佳境界。

　　在于青文本中使用心理描写这样的手法来刻画传主或许会引起质疑，谁能肯定传主当时就是那样想的呢？对传主的心理描写当然不能是传记作者的凭空想象，只有熟读传主的虚构的或写实的作品，从而对传主认知理解事物的思路和思维习惯了然于胸，才能在叙述传记事实过程中真实地刻画传主的心理活动。举例来说，于青在重点叙述张爱玲与其一生挚友炎樱在一起的情形时，如此描写传主的心理活动：

　　“张爱玲听了女友的充满着美的色彩的幻想，抬头望去，无论如何，无论何时何地，她一见到月亮，心情就陡然黯淡下来，她看见的月亮除了肃杀之气便只有苍凉之感。月亮的关，对她来说，是象征着生命最冰冷的一页”。

　　只要熟读过张爱玲的作品，谁都不会怀疑这样的心理描写的真实感，因为在张爱玲的小说或散文中，月亮这一文学意象正是如此的色彩。其实，心理描写在传记文本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牵扯着两个传记文学理论问题：传记的文本形式和传记的虚构现象。关于这两个问题都有传记文学理论研究者给予阐述。关于传记的文本形式，陈兰村在总结曹聚仁的传记文学观点时写道：“传记作者无权创造一件事或一篇演讲词，但是他显然有权将真实的资料，写成小说的形式”。赵白生从事实的真实和叙述的真实两个角度来解释传记的虚构现象，事实的真实要求传记作家不能“因文生事”，而叙述的真实则允许他“以文运事”。于青的文本以小说的形式来记述张爱玲的生平事实就是“以文运事”。这种叙述模式既避免了刘川鄂文本的抒情插入策略所带来的文体失调，又消除了余斌文本中过多的事实发挥对读者造成的误导；同时，于青文本的叙述模式既让读者享受了阅读，又为读者理解传主提供了自我判断的机会。“以文运事”做得成功就能使人物传记“华而真实”。文采华美而内容翔实应该是传记文学所追求的文本典范吧？！

　　二

　　在三个版本的张爱玲传记中，另一个值得比较分析的问题是传记材料在文本中的具体使用方式。传记材料如日记、回忆录、新闻报道等在传记文本中的使用一般表现为三种模式，引用、转述及隐述。“引用”模式是指原封不动地把传记材料移植到传记文本中，“转述”是传记作者以材料提供人的口气述说材料内容，“隐述”则是作者运用文学形式和手段把材料进行再加工使之符合传记文本的整体叙述风格。所讨论的三个文本就是以不同的传记材料使用模式使用了潘柳黛对张爱玲的回忆文章。张爱玲与苏青、潘柳黛为同一时期的上海知名女作家，三人原本关系密切，但后来张、潘因关系失和而互不来往。潘柳黛后来写有回忆张爱玲的文章，尽管不无嘲讽，但是却成为不多的张爱玲传记材料的重要构成部分。刘川鄂、余斌、于青在各自的文本中分别以不同的叙述方式使用了这部分传记材料，并且对张、潘之间的关系解释也不尽相同。

　　刘川鄂把潘柳黛的回忆文章作为正面材料使用，借此证明张爱玲待人接物的特立独行，其使用方法是整段引用。而且，在引用材料的前后，传记作者没有对张、潘的真实关系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在文本的同一页，刘川鄂加入第一部分引文时这样写到：“女作家潘柳黛生动地记叙了她和苏青去访张爱玲的情形”，紧接着又以承上启下的简短评论引用了第二部分文字：

　　“潘柳黛以女性作家的细腻捕捉到张爱玲在待人接物上的独立性，这是一种非常可爱可敬的性格，盛妆待朋友，哪怕是熟悉的朋友，也是对人对己的尊重。在遵守时间这一点上，张爱玲也是非常地西方化的。潘柳黛记述道……”。 与刘川鄂以正面材料使用潘文不同，余斌把这一传记材料当作靶子予以批驳。他在文本中分两次使用潘柳黛的回忆文字，第一次是在文本的开头即第9页以反证法反驳潘柳黛指责张爱玲“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第二次在文本的中间即193页完整引用了四大段潘柳黛的文章。引用前，余斌对这些文字做了如此说明：

　　“最愿花力气挖苦的，是一度与张爱玲有交情、后来翻了脸的潘柳黛。她一篇记上海女作家的文章说到张爱玲，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嘲笑她的奇服异装”。

　　把潘的文章当作靶子树立起来后，余斌先以夸大的语气附和潘的说法，随后话锋一转就批驳了潘的挖苦而为张爱玲辩护，“事实上张爱玲是个眼光独到的服装鉴赏家……”。

　　原文照搬地使用传记材料固然使传记内容显得言之凿凿，但在传记文本中次数过多篇幅过长地引用传记材料会使叙述形式和过程显得杂乱，同时也削弱了传记作者掌控和运用传记事实的能力。在三个文本中，刘川鄂的文本原文引用传记材料的次数最多，比如，在文本的91页、98页、103页，作者先后长篇大论地引用了柯灵、宋淇、谷正魁等三人的回忆文字，引文之间的间隔如此稠密，并且引文篇幅过长，首先就使文本在形式上显得杂乱。另外，作者先对传主做出主观评价，然后引用某个传记材料以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性，这样使用传记材料难免有失公允，毕竟一家之言，有失偏颇。像刘川鄂对潘柳黛回忆文章的使用显得片面且主观。但是，像余斌那样因张、潘关系不和而把潘的文字主观地批驳成对张爱玲的挖苦和嘲笑，把传记材料提前替读者做了判断：这是负面材料，有损张爱玲超凡脱俗的形象，必须加以批判等等。这样使用传记材料也有不客观、不公正的嫌疑。

　　于青的文本对潘柳黛文章的使用要比刘川鄂、余斌来得集中、完整和客观。文本首先在161至162页交代了张、潘最初的关系，并且把潘的部分回忆文字隐述成张爱玲、潘柳黛和苏青三人进行对话的场景描写，作者没有站出来对潘的文字做主观评价，而是让读者从人物各自的语言中去判断其性格、爱好和态度。紧接着在166至167页，文本叙述了张、潘关系失和的起因以及张爱玲后来在香港对此事做出的回应：

　　“当然，张爱玲与潘柳黛也停止了来往。她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回避与潘见面的场合。后来她到香港，有人向她提及潘女士亦在香港时，她仅是说：‘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她。’一副不关己事的漠然态度，省却了许多口舌和是非。这也是她做人的清淡与冷漠，心中其实是很有准绳的”。

　　至此，张、潘公案紧凑而完整地交代清楚，达到了以此事例反衬张爱玲对苏青、对炎樱的友情的真实和真诚，并说明了张爱玲待人交友爱憎分明的性格特点。可见，客观完整地使用传记材料并不仅仅局限于原文引用，作者首先要拥有完整的材料，其次采用适当的叙事策略保持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刻画真实生动的传主形象这一根本的写传目标。

　　对引用、转述和隐述这三种传记材料使用模式，不能生硬地划分其优劣，关键是使用得当适时。在刘川鄂的文本中，有一处特别巧妙的引用是余斌、于青的两个版本中所不具备的。在记述张爱玲与赖雅成婚前的事件时，刘川鄂在客观地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没有对谁是谁非做出评论，而是随机引用了夏志清对此事件的评论，引文指责赖雅对张爱玲“不仅不够温柔体贴，且有些残忍霸道，同她的父亲一样损害了她的健康……”。这样的引用既客观地表达了不同的人对张成婚事件的不同反应，又借别人之口表达了传记作者对传主的同情和呵护；这样的引用避免了像于青那样对事件轻描淡写、有意回避，又消除了像余斌那样凭主观情感袒护传主而指责赖雅的片面。

　　三

　　在三个版本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如何对待传主的作品在传记文本中的地位。因为传主的作家身份，其作品势必成为传记作者关注的重点（事实上正是因为其作品才促使了传记文本的产生）。关于作品在作家的传记中的地位，李德恩如是说：

　　“作家的传记不同于其他人物的传记，它所蕴涵的内容更加丰富，除了作家本人的人格力量是传记所必需的资源外，对他们的作品要进行解读，从中挖掘他们的社会价值和文本作家的内在联系……”。

　　解读作家传主的作品是为其写传的作者的必修课，问题的关键是，对作品的解读是应该在传记文本以外完成还是在传记文本以内完成。对伟大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并非三言两语所能完成，要在文本内进行作品解读恐非易事，说的过多，难免喧宾夺主，传记变成了文学评论；说的过少，又容易犯管中窥豹的错误，传主形象的完整性就会受损。就张爱玲而言，其传记材料匮乏而作品繁多并几乎篇篇可圈可点，如何梳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其本人命运的关系更加关键。比较折中的办法是“传中作传”，也就是说，为与作家传主命运联系紧密的重要作品作个“小传”，比如，列写传主产出重要作品时的写作经过和所涉及到的人物及事件、作品发表后当时读者的反应和评论者的评价、作品给传主命运和写作生涯带来的影响和反影响等等。总之，要使作品解读与传主的生平和命运叙述融为一体。就张爱玲传记来说，于青的文本侧重于对张爱玲重要作品、尤其是小说的文学评论式的解读，余斌的文本是对张爱玲的小说和散文做内容复述式的评价，而刘川鄂的文本则着重叙述重要作品发表的经过及当时读者、评论者的反应等。这三种做法谁优谁劣，不能轻易做出评价，如何评价作家的作品在其传记文本中的价值和意义毕竟是传记文学理论中的新课题。

　　刘川鄂、余斌、于青分别撰写的张爱玲传记因其叙述手段不同而风格各异。刘JII鄂的文本风格是叙述、抒情、引文相互穿插，但因文采飞扬的抒情段落在直白的叙述中随意穿插，再加上引文使用频繁，造成了文本从阅读视觉和感觉上显得杂乱失谐。在余斌的文本中，分析、议论多于叙述，如余斌自己在后记中所说，文本更像是评传。正因为其评传特点而使传记有“一家之言”的嫌疑，容易误导读者而不能使之对传主做出全面、客观的理解。于青的文本因强调传主的传奇色彩而更像是一部小说，从传记“纪实传真”的理论角度看，容易让人质疑其真实可靠的程度。但是，从愉悦性阅读和体现人物美学意义的角度上讲，采用文学形式和手段是撰写人物传记的最佳途径。当然，其前提是保持传记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