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张爱玲

解读张爱玲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凄风苦雨，处处弥漫着沦陷区的寥廓凄迷。寂寞的文坛上，她是轰轰烈烈的满山杜鹃，灼灼的大红色，既突兀又自然;她是姹紫嫣红的罂x，颔首低垂里，带着诱惑和神秘;她是开在阴暗角落里的玫瑰，凄红而妖艳，藏不住浮世的悲欢。她的小说集叫《传奇》，而她自己也正是上海瑰丽的传奇之一。

　　冷暖人生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地处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外祖父更可谓大名鼎鼎，乃是稍微了解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就知道的李鸿章。可以说她是地道的贵族后裔，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

　　两岁的时候她随全家迁居北方，直至8岁才搬回上海。8岁以后的日子对于她来说是残缺不全、黯淡凄楚的——父母失睦离婚，不久父亲再婚。因为看过太多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她认为世上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和她想的一样，她的后母待她很不好。17岁那年，年少的张爱玲终于受不了后母的虐待，从父亲软禁她的黑屋中逃了出来，逃到母亲那里，从此和那个封建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幻想中的幸福与美满。她的母亲是一个新式女子，颇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几度与她的姑姑一起远赴法国留学。对于张爱玲，她的母亲一心想将她培养成一个淑女。但她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对于骤然要在窘境中学做人，而且是学做淑女，感到非常困难。因此，母女间也开始产生了隔阂。

　　如果说她的情感世界里还有什么轻松愉快的部分，那就只有她的姑姑张茂渊和好朋友炎樱了。她在《姑姑语录》中说：“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在《炎樱语录》中她则记录了这个黑皮肤女孩的许多有趣的奇思妙语。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她不幸的童年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天真，偶然也有一丝生活的甜蜜。但过往的肃杀岁月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的心间，那些稀有的甜蜜仍是不足以抹去心底深处的悲凉。

　　幼年的诸多苦难，使张爱玲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悲欢离合，养成了坚强、孤高的秉性，也因此成就了这个瘦削女子40年代的一段上海传奇。

　　传奇文学路

　　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对生存的无奈与悲哀更使她如云的才气成了不可仿造的奇迹。

　　9岁，还在上海黄毛小学念书的时候，张爱玲的写作才华已初显端倪。她开始向报社投稿，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刊登在英文大英晚报。大人们让她买些本子、字典留做纪念，但任性爱美的她用5元钱的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及至中学时代，她已是颇具成熟写作才华的女中学生了。

　　她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学校，国文老师是重视国教之道的教育家汪宏声。这一时期，她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一系列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散文《迟暮》、《秋雨》，以及一些书评、论文，其文思、笔致、才情令人瞩目。当时，她喜欢读张恨水和张资平的小说，深受鸳鸯蝴蝶派的熏陶。14岁那年，她写了一部长篇的纯粹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抄本，回目是由她父亲拟订的。这本书情节并不连贯，也没有什么寓意，是地道的游戏之作。但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功力已经是出手不凡，看不出有什么斧凿的痕迹。文字的老练、圆通远远超过了一个刚入中学的女童所能达到的高度，所以人们只能称她为天才。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正如人们常说的，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剥夺一些就给予另一些。置身于那样的家庭，虽然令她苦闷不堪，却也使她很小就感受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体验到世态人情的冷暖，为她在文学创作上发挥自己的天才积累了许多素材。

　　“当童年的狂想逐渐退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她是一个天才，天才都是早熟的，从而也是痛苦的。她的聪慧让她明白，要想成名就要加倍地努力。经过刻苦的学习，1941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考上伦敦大学(因最后受阻于战争，只进了香港大学)。大学期间系统的学习为她23岁的横空出世、一举成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为了生存，张爱玲被迫辍学，回到了令她倍感亲切的上海，和姑姑生活在一起。

　　上海，这个“东方冒险家的乐园”，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十分喜欢上海，称自己“到底是上海人”。她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她还说：“我为上海人写一本香港传奇……写它们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不知道是否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相克相生，上海，这个带给她所有痛苦记忆的地方也带给了她所有的辉煌与灿烂。

　　最初回到上海，为了谋生，她开始“卖文”。在成为中文作者之前她是一位英文作者，她用英文为《泰晤士报》和《二十世纪》写过不少文章，以后又都自行翻译为中文发表，这些文章构成散文集《流言》的重要篇章。而她真正的创作高峰是从1943年开始的。

　　张爱玲：如此精致的世俗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她经亲戚介绍，拜访了刚在上海复刊的《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同时毕恭毕敬地拿出了她的两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这是两个关于香港的故事，仅看题目，周先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张爱玲告辞后就细细阅读，一边读，一边为她的世故冷漠惊叹不已。于是，文章很快就分别在《紫罗兰》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刊登了。从此这位传奇女作家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传奇写作生涯。

　　随着“两炉香”的发表，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陆续在《紫罗兰》、《杂志》等刊物上面世。一部《金锁记》更是使她成了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三四十年代，几乎人人都读过她的文字。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成名要早啊，来得太晚，快乐也就不那么痛快了。” 从1943年5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她共创作发表了1个长篇、6个中篇、8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另外还有两部未完成的小说《连环套》和《创世纪》。

　　这一年，她只有23岁，这么年轻的女孩面对众多的溢美之词，面对复杂的大上海，有些招架不住。张爱玲的师长和前辈柯灵先生以及许多左翼进步人士，劝她不要在政治背景复杂的刊物上乱发表作品;傅雷先生也对她的某些作品的创作倾向提出中肯的批评。可这时的张爱玲已经听不进去这些帮助和批评了。她认为要趁热打铁，“痛快地去享用，去欢快，去成功和出名”。

　　然而，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时，她恋爱了，而令她神魂颠倒的对象偏偏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

　　文如其人

　　“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对于人生的态度无疑是冷漠、悲观的。她的作品洋溢着她传奇的一生，繁华而苍凉的文字，一寸一寸写的都是女性的感觉：漂泊，流浪，隔离，封锁，荒凉，伤痕累累……人生的悲剧是她永恒的主题。她习惯叙说女性卑琐的命运，语气平静得叫人战栗;她了解女性的全部弱点，一一将它们折射到自己的笔下。

　　她说，她热爱写作如同热爱生命，只有在写作时她才感到思维的愉悦和生命的狂喜。她坦承自己是个俗人，热爱市民的俗美，编造都市男女们俗不可耐的婚恋离合，更称自己的名字为“恶俗不堪”。正是这个俗人，对于自己的文学艺术天分有着清醒的自知自觉，“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喜欢将生活艺术化。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却从不让外人窥测其内心。她的故事总是一面明亮一面灰暗，冷眼看花开花落、缘起缘灭，流逝的青春、老去的红颜，下一代一个个地被生出来，这一代一个个离去。而她永远是讲故事的人，总是那样隔着一层玻璃在其他人的故事外静静地注视着，带着一身冷淡的高傲和悲悯的温柔。如此精致的世俗自是叫人不得不喜欢。

　　“文如其人”这个词有些绝对，但张爱玲的篇篇作品又确如对自己人生的诠释。《传奇》就是最好的明证，它的内容令人感到十分压抑。《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一个旧式人家的小姐，她穿着旗袍，说的却是现代话，追求的是自由的空气。她与柳原的恋爱就像一场锱铢必较的角力赛：一座城市沦落了，却成全了一段原本令人叹气的婚姻。《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对金钱的欲望使她身不由己地从被虐、自虐到大肆虐待亲子，像秋风一样带着凉意的描写看得人直把生离死别都抛开。《多少恨》里的男主人公宗豫似乎并不像她笔下的那些男人那么可恶，那个天真的女主角家茵也不卑不亢——她痴情，她爱，但她自制——但这样美的事是注定要成为传说的，所以，张爱玲给了它一个凄迷的结局：情是真的，是动人的，但他来送她，她已走了。惟有屋顶那灰色的天空好像是一声凄凉的船鸣。

　　她是这样解释它们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些作品反复而深刻表达的无非是这样的感受：人生是残酷的，人的渺小无知更映照出现实的不可抗拒性，而这些，正是我们每个人不断感受着又好像浑然不觉的。

　　《传奇》出版几个月后，她的散文集《流言》出版。“流言”意思是水上的文字，即流传不了多久，但同时也喜欢它像谣言一样飞快流传。这本散文集流传的速度虽然比不上谣言，但也不是水过无痕。

　　与她同时代的人相比，她的散文少有他们所着力经营的空灵、清丽、隽永的氛围，更多的是对世俗生活的细节描写，没有丝毫的诗意却也别样诱人，读罢总是回味无穷。胡兰成认为那是“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溅生之泼辣”。此后，陆续有一些以赞美为基调的文章出现，如许季木的《评张爱玲的<流言>》、柳雨生的《说张爱玲》等等，在一片赞美声中可见其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而张爱玲的反应是冷静平和的，她说，“人生安稳的一面是有永恒的意味的。好的作品就是以人生的安稳的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她喜欢“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传奇》让我们认识了一个苍白、瘦削、忧郁、敏感的张爱玲，而打开《流言》，一个乐观、好奇又善于制造生活情趣的张爱玲又向我们走来。如此一动一静、一乐一悲，一同构成她融古典、现代于一炉的雅俗共赏的传奇艺术世界。她亦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张迷”，包括读者和后来的小说、散文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这些模仿学习她的人不无成就，但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她。难怪李碧华叹道：“文坛寂寞得恐怖，只出一位这样的女子。”

　　逝去的浮华

　　有人说：“就是最豪华的人，在张爱玲面前也会感到威胁，看出自己的寒碜。”

　　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孤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迁，张爱玲的处境可想而知地尴尬起来。她从没考虑过政治，但早就凭自己的直觉预言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夺去了爱。”与胡兰成的婚恋使她的政治立场蒙上了一层暧昧的迷雾，文化汉奸的嫌疑让她领教了时代不容分说的性质。对于各种各样的评论，她不屑于去辩解，仍保持一种超然、矜持的态度，把指责自己的人晾在一边，不予理会。她的创作不再引起人注意，但她依然笔耕不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勤奋。

　　在经历了大绚烂大哀愁之后，她蕴蓄了太多难以言明的人生感慨。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30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前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30年前上海的月亮已经沉下去了，和30年前璀璨美丽的传奇一起，“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受老作家夏衍的邀请，她于1950年参加了上海首届文代会。她坐在会场的后排，衣着典雅，神情沉静，仿佛透出一股“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这以后，她便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又辗转到了美国，从此孑然一身，闭门生活，一待就是30多年，直至逝世。

　　“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个女子带着她在17岁写下的机智、幽默且不乏善意的自嘲，独自如流星般在天空中辉煌而过。也许真是应了那句“传奇在中国不算什么，但是都没有好下场”的俗话，张爱玲——一个40年代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传奇，转眼间，尘埃落定，斯人已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