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与《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别了，司徒雷登》

　　半个世纪之前，很多人正是通过上述描述才知道了闻一多和朱自清，进而了解到他们的品格。虽然，毛泽东并列地讲到这两位教授，但是他们逝世的时间却相距两年多。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后死者朱自清是以极大的精力，与他人共同整理出闻一多的遗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这使得这两位人物的名字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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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朱自清的学生王瑶的说法：“在生前，闻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象得那么深。”1932年，朱自清游历欧洲回国，回清华大学任教，同时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其时，闻一多也离开青岛大学到清华大学任教。这是朱、闻二人同事论学的开始。

　　从他人对闻一多、朱自清回忆的文字看去，在性情上，他们之间有很大不同，在治学态度上，两人却有着一致的谨严。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曾与闻一多及几位同事在昆明龙泉镇司家营的清华文科研究所里一块住了两年多。那时候，闻一多的研究涉猎已相当广泛，在《诗经》、《楚辞》上他已经花了十多年功夫;在此期间，又开始研究《庄子》，先前一段时间，他攻读过《周易》，后来又转到伏羲神话上。在朱自清眼里：“闻先生是个集中的人，他的专心致志，很少人赶得上。研究学术如此，领导行动也如此。”

　　朱自清虽然不像闻一多一般专精，可研读专业相近，当然有常常讨教借重的机会。西南联大期间，朱自清曾对闻一多说，要细细阅读他的全部手稿。闻一多许多研究心得并未来得及整理发表，所以朋友之间就有阅读手稿的先得之快。可是，在一起相处的两年多时间，朱自清竟没有认真读下去。后来他们分别搬到昆明城中，似乎难有这样便当的机会了。1946年初，朱自清因为写文章需要参考闻一多的稿子，便一早赶到闻家。闻一多出去了，朱自清征得闻夫人同意，将闻一多的手稿翻了出来查寻，竟花了几个小时，将闻一多的许多手稿都过了一遍。

　　阅读闻一多手稿给朱自清留下了很深印象：“闻先生的稿子却总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笔不苟，无论整篇整段，或一句两句。不说别的，看了先就悦目。他常说钞稿子同时也练了字，他的字有些进步，就靠了钞稿子。”遗憾的是距离朱自清这次翻阅手稿不过半年，闻一多遭杀害。当朱自清再次阅读稿子时，已是替闻一多编辑遗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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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参加了李公朴的治丧活动。此次集会上，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如今绝大部分选本，都对其中一段谈及司徒雷登的话作了删节);就在这天傍晚，回“联大”宿舍的途中，闻一多遭枪击身亡;同时遭到枪击的，还有他的儿子闻立鹤，他也被射向父亲的子弹打成重伤。

　　当时西南联大已经放假，许多人已经离开昆明。此时的朱自清，也已回到成都家中。他得到闻一多身亡的消息已是7月17日。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发出了这样的愤慨：“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当月21日，朱自清参加了在成都的西南联大校友会主持召开的闻一多追悼会，并在上面作了《中国学术的大损失》的发言。

　　闻一多早年以诗闻名，朱自清首先对他诗人的成就，作了陈述。从内容上说：“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团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闻一多后来又成了有成就的文学研究家，朱自清对此更有发言权：“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钞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写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当然，闻一多是受过欧美新思想训练的，所以，“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

　　学者纪念，有知音来谈谈他的学术成绩，那是最切实没有的了。朱自清正适合担当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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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迁返北平后不久，为纪念学校为爱国献身的志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决定成立“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学校聘请了七位教授作为委员。他们是：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吴晗、浦江清、许维啭、余冠英;七人中，指定朱自清为召集人。

　　论做事，朱自清是个十分忠恳的人。每得到一项任务，他总是竭尽全力，争取一丝不苟完成。作为整理闻一多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在很短的时间，他就先行将闻一多已经出版过的著述拟出一个目录来。1946年1月30日，朱自清召开了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闻一多的家属希望借此机会将他的全集先编辑出来。在第一次委员会上，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委员同仁却考虑到这个“全集”虽然由大家出力编辑，但是应由家属去印出发行，大家不必列名。文人在此时表现出了自己清格的一面。委员们是不忍列名编辑，又从“全集”稿酬中取一份应得的编辑费用。

　　在这次委员会上，还讨论到闻一多的大量未完成遗稿。大家认为：这些遗稿颇有价值，应当整理出来。于此又根据各自的专业侧重做了分工：许维啭负责《周易》、《诗经》部分;陈梦家负责文字学和古史部分;余冠英负责乐府和唐诗部分;朱自清则总负责。分工完毕，大家觉得这些遗稿整理完成至少得用两三年时间，为了尽快让“全集”面世，这部分待整理稿就不编入“全集”了。接下来，朱自清拿出自己先前拟出的“全集”篇目，请委员会同仁过目，希望能有所补充。

　　这份“全集”篇目，朱自清后来交给在报界比较熟悉的吴晗，希望能在报刊上先行发表，以使读者们能提供没有编入的篇目，或者将有篇目而没有文本的文章，请读者抄寄给编辑委员会。“全集”篇目在天津《大公报》和上海《文汇报》发表后，先后收到了一些读者或闻一多学生的来信。这些信虽然不多，但提供的文章线索却并不少，这就使得这部全集的篇目更加完善。

　　从后来印出的《闻一多全集》看，内容分成了八个部分：甲集“神话与诗”;乙集“古典新义”;丙集“唐诗杂论”;丁集“诗与批评”;戊集“杂文”;己集“演讲录”;庚集“书信”;辛集“诗选与校笺”。这么分配是朱自清考虑的。他后来这样说：“拟目分为八类，是我的私见，但是《神话与诗》和《诗与批评》两个类目都是闻先生用过的演讲题，《唐诗杂论》也是他原定的书名。”文稿没有按年代而是以性质分类，这也是朱自清决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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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今天这样相当优越的条件情况下，整理一部《闻一多全集》也是十分费力的事。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仅从技术方面考虑，难度就不知须增加多少倍。此外，人员的组织，稿子的钞录，那都是十分细致，需要周详安排才能较好完成的事。这些琐细事，主要是朱自清来做。在《闻一多全集》的跋文里，对朱自清的贡献，吴晗这样写到：“为了这部书，他(朱自清)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遗稿由昆(明)北运时，有一部分遭了水渍，请人逐页揭开，请人钞写。他拟定了目录，选编了尺牍，发表了许多篇未刊的遗著。并且，在他领导之下，动员了中国文学系全体同人，分钞分校，分别整理这集子以外的许多著作。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劳力和主持，这集子是不可能编集的。”

　　当时的朱自清还是中文系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当然不限于编《闻一多全集》一项。几乎同时他还必须考虑中文系整个学程安排等事项;他是学者，还有许多研究文章要写;他是教师，还有教学课程需要准备。就在这样忙碌的情况下，在短短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与同仁将《闻一多全集》编辑了出来。个中甘苦，难以言喻，可朱自清在“后记”中这样说：“惭愧的是我这负责编辑的人，因为时期究竟迫促，不能处处细心照顾。”当然，他也对同仁的努力简括地说了一句：“我们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够太快;我们只能够做到在闻先生被难的周年祭以前，将全集钞好交给家属去印。”

　　朱自清没有多谈自己的作用，却连帮助钞稿的同仁也提到了：“一方面我们托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他专管找人钞稿。”这次编辑《闻一多全集》，大家基本是义务的：“钞写也承各位钞写人帮忙，因为我们钱少，报酬少。全集约一百万字，钞写费前后花了靠近一百五十万元。最初请清华大学津贴一些，后来请家属支付一半。”钞写者是外人，所以得付费。

　　用了半年多一点时间，紧紧张张，《闻一多全集》总算大致编成。此时，还有一项重头工作――“全集”必须得一篇有分量，能公允评价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序言。这项任务，朱自清责无旁贷。1947年8月，朱自清经过很大的努力，完成一篇数千字的《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长文。文章开首，朱自清对闻一多整个的生命过程作了这样的介绍：“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在对这三方面做了充分估价介绍后，文章最后，从本质意义上，他又落脚到了闻一多的贡献上：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钞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的热烈的恋爱与工作。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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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集”编好，送给了家属。闻一多家属已与开明书店签了出版合同，事情总算大致完成一段落。可是，对于闻一多遗著的工作，朱自清并没有停下手来。闻一多的遗稿《全唐诗人小传》，并未完成，可是一项有意义的大工程。朱自清计划着，自1948年暑假后开始，由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同仁集体来完成。扩充内容，形成一部《全唐诗人事迹汇编》。这项工程所须人手众多，工作量极大，组织起来自然难度极大，可是朱自清自动将组织工作承当了起来。

　　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在自己的病十分危重的情况下参加了清华学生自治会举行的闻一多死难二周年纪念会。当晚朱自清与吴晗坐在第一排，朱自清用低沉的声调报告《闻一多全集》编辑和出版情况。他的弟子王瑶还记得，朱先生说：又找到两篇文章没来得及收进去，很遗憾。可见文字虽已经发排，后续工作却一直不曾停顿。这是朱自清去世前一月的事情。

　　朱自清逝世后，吴晗写出一篇纪念短文，其中专门谈到朱自清与《闻一多全集》的关系：“一多全集的出版，我曾经说过，没有你是出不了版的，两年来你用大部分的时间整理一多遗著。我记得，在这两年内，为了一篇文章，一句话，一封信，为了书名的题署，为了编纂人的列名，以及一切细微末节，你总是写信来同我商量。只有我才能完全知道你对亡友著作所费的劳力，心血。”朱自清对于《闻一多全集》的出版，心力的付出达到了如此的地步。

　　其实，就在朱自清病危前数天，他仍在为闻一多的遗稿操劳。去世的前一天，他手编的闻一多手稿分类目录，在校刊上公布发表;而这批手稿的数量，是254册又2包，光翻阅一次也将耗费不少时间。目录编毕，他又妥当地将这批手稿放在清华中文系保存。他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在做着这项工作。据王瑶回忆：“他死后我在他的书桌上看见一个纸条子，是入医院之前写的;上书‘闻集补遗：

　　(一)《现代英国诗人》序。

　　(二)《匡斋谈艺》。

　　(三)《岑嘉州交游事辑》。

　　(四)《论羊枣的死》。’

　　他已经又搜罗到四篇闻先生的作品了。”

　　尽管为《闻一多全集》花去了生命最后两年的许多时光，可惜《闻一多全集》于1948年8月底由开明书店印出后，朱自清却见不到了。当月12日，朱自清因病医治无效，以51岁年龄辞世。朱自清在纪念闻一多的文章中说：“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这句话，他的弟子王瑶也借用过来：“闻先生的全集于1948年8月底出版，而朱先生已于8月12日积劳逝世。这又何尝不可以说‘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吴晗此时痛心地说：“但是，一多遗集你竟不及见了，也许，两周内，一月内，书到了我手里，送到你府上时，看到的是你的遗像。你的书房空了，再也看不到书桌上的手稿，烟灰碟上的烟蒂。你想，教我怎么样能忍着眼泪进你的门，怎么样能把一多的书面交你的夫人和孩子，而不痛哭?”

　　虽然后世常常将闻一多、朱自清并称而论，可了解到以上情况，我们不得不说，比较朱自清，闻一多还是“幸运”的。朱自清在闻一多逝后的两年，充分地利用这些时间，为同事，亡友闻一多，编辑完成了“全集”;将其他遗稿，作了仔细妥善的安排。而这两年，正是社会处在大变局的关头，朱自清自己身体状况日渐衰竭，而他将自己最后一脉心火，为闻一多的遗业充分燃烧着。

　　从对闻朱两位著作的阅读中，我们能感受到，闻一多是诗人，是一团火。他的生命，为他的事业激情燃烧着，所以他的诗作，著述，论文，都那么韵味十足，音节铿锵;所以他能为诗，为学术，为民主而奋身不顾;朱自清，却是恂恂儒雅一君子，勤勉谨慎，这从他的文字中多有透露。然而他又是真君子，“重然诺”。一件事，只要承担下来，就同样奋身不顾。不管多大困难，仔细的，耐烦的，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完成它。这一点又与闻一多精神相仿。难怪将这两位性格有极大差异的人并称，我们不觉得多少不谐。在传达知识分子应有风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当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