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故事：朱自清的清贫史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学毕业，赴江浙任教，先后辗转杭、扬、沪、温、甬。此时的他已有两个子女，正同时在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任教，奔波于宁波与上虞之间。虽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疗饥。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此期朱自清经历颇多：先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武钟谦病亡；欧游访学；和陈竹隐恋爱、结合；父亲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说，战前这段经济较为稳定，清华教授待遇不薄，本该是他生计最宽裕的时期，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所以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此期日记里俯拾皆是。

　　昆明时期，百物腾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为清贫一族。朱自清负担尤重：多病的夫人不习惯昆明环境，带着孩子长住故乡成都，他定期将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个未成年子女寄养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采芷工作无着，也赖他不时资助。陈竹隐来信常为告急，扬州方面则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与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领薪，朱自清第一时间分寄各处，自己所留无几。如1941年5月10日，“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开源节流”。节流，到了自奉至简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无非是多写文章、多做业余兼职。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即便如此，仍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就只能频频借债，拆东墙补西墙。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典当、寄卖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朱希望能卖120元，但少年仅肯给50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读到这些愤激无奈之辞，最令人心酸。

　　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记中大叹苦经。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不过哭穷归哭穷，另一个事实却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贫穷的同侪们，在困厄中坚守知识者岗位，维持西南联大弦歌不绝，育才无数，在云贵高原上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个人笔耕不辍，遗著煌煌五百万字。有人戏称中国牌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华园后两年，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不治身亡。次年毛泽东热烈表彰了他和闻一多这两位“民主斗士”，说他“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自清因此死后哀荣，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识分子表率。“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拓展：朱自清与陈竹隐情如潭水的故事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了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并发症，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

　　那一年，他刚刚50岁，她才45岁。

　　他去世后，她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9个子女孤独地走过42年，把他们一一培养成人。42年后，她安详离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那保存完好的75封书信，是她辞世7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纸张已泛黄，却都保存完好。

　　这是75封爱的书信，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痴如醉的爱情表白，一个女人孤独又沉默地守着它们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写给妻子陈竹隐的爱情书简，向世人洞开了文学大师的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往事。

　　认识陈竹隐的时候，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乱不堪。那时，朱自清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已病逝一年多，给他留下6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10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中。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照顾身边的6个稚子，那份艰难可想而知。朋友们看不下去，劝朱自清续弦，却每每被朱自清拒绝。在朱自清的心里，虽然与亡妻是包办婚姻，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足以让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着去与陈竹隐相见的。他们诓他说去酒楼会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着前往。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竹隐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

　　然而，那双土气的双梁鞋，并没有为朱自清的形象打折，陈竹隐决意与他交往下去。初次见面，陈竹隐也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头发，落落大方的谈吐，陈竹隐与朱自清逝去的前妻不同，她似一株清新的荷，带给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陈竹隐，这个比朱自清小了5岁的女子，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又早早经历了丧父丧母之痛，却坚忍好学，她自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陈竹隐聪颖好学，她学国画、学昆曲，在这两方面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再加上她性格开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既有少女的羞涩，又有女儿般的顽痴，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30年代北京的电影院，虽然没有上海街头电影院的奢华，却也是年轻男女谈恋爱的好去处。他们相约一起吃饭、看电影，开始了频繁的约会，也开始了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那些爱情书简，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发展升温，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为“竹隐女士”，落款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亲切的“隐弟”，“自清”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由最初的“女士”到“亲爱的宝妹”，他们的爱情也由最初月下朦胧娇羞的荷慢慢绽放在朗朗的晴空下。

　　彼时，两人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承受得起?那棵爱情树，又能否在那烟火日子里常青下去?她犹豫了。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却躲不开牵挂与相思。等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倾诉他的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痛。她的心，轻轻地痛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写：“竹隐，这个名字几乎占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认为自己是个遇事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迷乱啊。”

　　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6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婚后的陈竹隐，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陈竹隐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她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去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济。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让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个人挑起了那个家的重担。从此，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相距遥遥，隔开的只是他们的人，乱世里，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有一日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万水回成都探亲。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家里有爱他和他爱的妻儿在等着他。

　　从相恋到结婚，从结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一起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短暂岁月，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全是他。他们的爱，一如散文大师笔下清丽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风，纯净得不掺任何杂质，绵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让人羡慕慨叹。如今，斯人已逝，重读昨天的信简，那份爱，却依旧能轻轻拨动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