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了不起的她心得体会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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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张桂梅，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十佳师德标兵。2019年10月，云南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向她学习。

张桂梅作为千千万万基层教育工作者中的一员，她始终把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她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人身追求，而且在工作的这三十年中也一直积极践行这一人生追求。

作为一名教师，她心系困难群众，始终相信群众利益无小事，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投身教育扶贫行列，在她的努力下，华坪建成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她坚持树人先树魂，把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作为立校之本。她长期拖着病体，坚守工作岗位，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的诺言。她把自己的工资、奖金和社会各界捐助她治病的100多万元全部投入教育事业自己却甘守清贫。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张桂梅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家访。张桂梅身体不好，但是她却从来不让学生家长来开家长会，自己拖着生病的身体进大山挨个对学生进行家访。在遇到有辍学思想的学生时会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给学生和家长做工作，不让一个同学掉队。就是这样的家访，张桂梅坚持了十年，帮助很多想辍学的孩子又重新走进了学校，坐在了课堂上学习。

拜读了张桂梅同志的先进事迹和用生命点滴的人生故事，我深切的领会到一个智者和仁者所显现出来的精神魅力。张桂梅不是制造出来的英雄，她是那样朴实，那样真实，也许她在悄悄的改写着英雄的概念.”张桂梅的精神，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主义追求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张桂梅的精神，又是一种平凡的精神，体现了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把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和回报，具体落实到自己的事业和学生上，在普通教学岗位上，恪尽职守、呕心沥血、淡泊名利、执着追求。我作为教师中的一员，我要用心感受、用心学习张桂梅的精神，学业上不断进步，修养上不断完善，做学生热爱、人民满意的优秀教师，做无愧于时代的光荣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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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呼唤担当，榜样引领时代。7月中旬，军事科学院在新调整组建3周年之际，举办了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事迹报告会。该院赴武汉抗疫的军事医学专家组代表纷纷登台，深情讲述抗疫故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该院党委第一时间成立联防联控应急小组，集结各领域骨干力量，闻令即动，坚决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当时的武汉已经“封城”，但该院科研人员坚定逆行，与时间赛跑，仅用1天时间就在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里搭建起检测平台，将日检测能力从300多人份提高到1000人份。

“检测人员轮流上、连轴转、不间断，等到最终确认检测结果，通常已是凌晨四五点钟……”时任核酸检测小组组长姜涛在报告会上说。

“难以忘记，专家组研究员曹诚、副研究员张珂进入‘红区’取样的身影;助理研究员张梦瑶、杨益隆从早上7点到次日凌晨，一天内数次出入武汉泰康同济医院、火神山医院、中部战区总医院;记者邵龙飞、张振威为专家组工作全程摄影录像，进入‘红区’近距离拍摄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情况，留下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代表们深情讲述。

“做最坏打算，拿出最充分方案，准备最长期奋战!”专家组“三班倒”“白加黑”，把“忠诚、研战、创新、求实、情怀”的新军科精神，贯彻到疫情防控最前沿，推出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

在武汉，陈薇院士生日那天，正是新冠疫苗GLP安全性评价、P3动物有效性评价和国家第三方质量复核正式启动的日子。该院军事医学研究院领导发去生日祝福，陈薇回复：“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抗疫斗争中，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发挥先锋队、突击队作用。

一天，专家组研究员曹务春照例在方舱医院公厕进行表面擦拭物采样。当他换上军装时，护士们惊呼：原来刚才在厕所采样的，是名将军!对此，曹务春说：“我是一名老党员，在一线更要带好头。”

高级实验师付玲连续几十天坚守在P3实验室，每天都要进行10余个小时的活病毒检测任务;助理研究员王步森、研究生赵拯浩通宵做实验，累到手抖也不休息。归建仪式上，专家组成员迟象阳3岁的女儿怕妈妈再次离开，抱紧妈妈大哭。现在，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也要当解放军”……

台上，讲述人几度哽咽;台下，听众无不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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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严谨

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

当初给女儿取名陈薇，一是陈李坤喜欢花草，二是在他眼里“蔷薇花虽然普通，但花期很长能开半年，且有一股暗香”。“唐代诗人杜牧曾经写道：朵朵精神叶叶柔，雨晴香拂醉人头。”陈李坤说，“说的就是蔷薇，低调不张扬，不管风吹雨打始终能够怒放。”

陈李坤一直坚信，陈薇会在这个春天回到兰溪探望他。

老人家清楚地记得，女儿最近一次来看他还是两个月前，也就是2020年元旦前。当时，陈薇在兰溪呆了2天，也让陈李坤满意地享受了2天的天伦之乐。临走，父亲问她：“啥时再回来?”陈薇说是年三十。哪承想1月25日大年初一，陈薇就率领军队专家组乘专机奔赴武汉前线紧急驰援。从那天起，陈李坤便盼望着疫情早点结束。因为他知道，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儿只有等疫苗研究有眉目了才会坐下来喘口气。

“陈薇向来是认真严谨的人!”陈李坤说。本次出征，虽然父女间都来不及告别，但他明白，女儿既然出发了，便会争分夺秒奔向胜利的彼岸。

之后女儿的行踪，陈李坤都是断断续续从新闻里得知的。1月30日，陈薇团队的帐篷式移动检测实验室已经开始运行，应用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盒，配合核酸全自动提取技术，核酸检测时间大大缩短，加快了确诊速度，有力推进了疫情防控工作。陈薇在接受央视《新闻联播》采访时说：“疫情就是军情，疫区就是战场”。

至今，陈薇和她的团队一直坚守在武汉一线，没有回过北京，“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

接受央视采访时，陈薇表示：“疫苗作为用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我们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正在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推向临床、推向应用，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科技支撑。”

与陈薇一样，陈李坤也坚信：“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这份信心，来自他对女儿的了解。

从小，陈薇便是“学霸”。1984年从兰溪一中毕业，1988年浙江大学本科毕业，进入清华大学攻读硕士。求学之路，顺当得从来没让父母操过心。

1991年清华毕业，她被特招入伍，进入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此信守自己对这份科研工作的承诺。2003年初，陈薇赴美进修，毅然婉谢了年薪10万美元的高薪挽留，提前回国挑起了研究室的工作重担。很多年以来，她一直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无人区”探索，曾经用超过十年的时间，成功研制首个纳入国家战略储备的重组疫苗。这一成果，让陈薇成为“生物危害防控”国家创新团队的学术领头人。

“以前我也会去女儿家小住一段时间。但她工作一直非常忙，常常是深夜一二点钟回家，等早上我起床，她又早早去上班了。”陈李坤说，“女儿一心扑在科研上，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我们都很理解。”

在熟悉她的人中，陈薇的认真严谨，也是出了名的。

现任兰溪市体育中心党支部书记的童增良跟陈薇在兰溪一中同窗六载。1978年，两人一起进了兰溪一中念初一，是同班同学。“陈薇那时瘦瘦高高的，成绩又好，是我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童增良说。那时，童增良既是学校的田径队队员也是篮球队队员，因为体育训练，又要时不时外出参加体育比赛，童增良的功课有时难免会拉下一些。“陈薇当时是副班长，班主任让班长和她一起跟我结对，每天督促我这个体育生在文化课上努力。她俩可认真啦，都是言出必行的那种。不仅每天检查我作业有没有做好、有没有做对，遇到我因比赛拉下的功课，还会抽时间给我当‘小老师’。”童增良说，“我想，陈薇对待科研事业的认真劲儿，是与生俱来的!”

2003年因非典疫情采访，当时的浙江日报驻兰溪记者站记者徐宪忠结识陈薇，从此成为朋友。他告诉记者：“一直以来，我跟陈院长通过电话联系比较多。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言而有信。知道她在实验室里忙，一般我找她，都是先发短信给她提前约好时间。等她回复后，到了约定时间，我打电话过去总是一找一个准;有时她回电话过来，也是一分钟不差，体现了科学家那种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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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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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传兴执导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自2020年10月16日上映以来，排片率最高时也不足1%，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日均票房徘徊在五位数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城市日均观看这部电影的总人数仅千余人。截至11月6日，累计票房突破600万，比起同期热映首两日票房就破亿的《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这样的票房成绩显得微不足道。但对一部极其小众的纪录电影而言，这又无疑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可喜成绩。根据猫眼电影的购票评分榜数据显示，《掬》片以9.4的评分始终占据评分榜的前列，也正由于这样的口碑，《掬》片有了尽可能多的排片周期。

这是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的导演陈传兴，在继执导诗人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诗人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后，“诗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电影记叙了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生平，既看到了这位女君子磅礴的生命历程，也看到了她澄明的心灵建树。电影从筹备、拍摄到上映历时三年有余，辗转亚洲、北美洲，足迹遍及海内外十余座城市。比起漫长的摄制期和巨大的素材量，影片的最终呈现又极其节制和简朴，多处选择了无声胜有声的留白，不得不说这是电影向诗的一次回归和靠拢，也是没有矫揉造作的一次纪录。尽管有很多评论声音将焦点聚集在片中叶先生所阐述的“弱德之美”上，赋予影作以中心思想，但从更宽广的视境中去忖度电影本身，对观影者而言更像是一次生命的淬纯——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作为“弱者”的人类，需要承受、坚持、完成自我的过程，但又不止于此。

不是所有人都可生平壮阔，于苦难中成就生命的光辉;也不是所有人在逆境中都可将身外事“轻而化之”，守护心灯。叶先生的做到，在于她把生命的外延衔接到不朽的古诗词上，所以在片尾，我们看到八十余岁回到原乡寻找叶赫水的叶先生竟然并无耄耋老态，只有一个普通寻根人对飘零人生要找到物理栖息地的深情寄望。只是一眼望去，再也寻不到族群的踪迹。叶先生回想起上一次踏足，吟诵起《诗经·王风》篇中的“彼黍离离”，最痛是那一句：“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是对生命的追问，也是从诗意到现实人生的比兴。

客观地说，这是一部“难于看懂”的电影。所谓难不是因为晦涩，而是因为“电影诗”的风格，对观影者的文学积淀有很高的门槛要求。片中多次出现了呢喃般的影音，叶先生如游吟诗人般对格律的吟诵，唐诗，宋画……叙事整体看似在时间线上从人物幼时讲起，但又总是以诗词间隔——这当中有古诗，也有新诗，有已亡人的旧篇，也有叶先生的自创。这种材料组织方式让影片的空间感十足，但也增加了理解领会的难度。前一段还是平易近人的生活琐碎事，后一段却是意味深长的言此及彼。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很像没有脚注的文章，如自心不能沉浸和共情，且对文中所引有通晓了解，看一遍很难完全明了。这是对观者的挑战，也是其作为文学纪录电影的魅力之所在。

大门、脉房、内院、庭院、西厢房……这是叶先生记忆中幼时住过的家园——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落构成，她的自叙就是从记忆中的房门所打开的。而这也一一对应了她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那个“梦中常忆，青盖亭亭”的精神家园早已不复，留在身后的是一世磊落功与名。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是眼前这位华发学者，而是当年那个出生在夏荷花期的“小荷子”，她令人无尽遐想和揣摩。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亲历家园沦陷、饿殍遍野，18岁痛失爱母，无爱的婚姻，苛重的家养，无依的海外飘零，中年丧女之殇……除去满腹才学和瞩目成就，这些大概构成了叶先生人生的主要事件，足以证明“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不是妄言。但如果只是惊呼叶先生面对诸种遭遇的刚健不息，恐怕又有些余味不足。

在云淡风轻回望坎坷身世的叶先生身上，最可贵和最耀眼的精神，是她求学时的恩师顾随先生所书就的那句：“耐他风雪耐他寒，纵寒已是春寒了”。它有如雪莱在《西风颂》中掷地有声的宣言：“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笑对不可控、不可逆悲剧时共有的人文精神。

这不是一部标榜与赞美为传扬中国古诗词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叶先生的传记片，而是一首电影诗——以叶嘉莹的人生轨迹为蓝本，用声画为媒，所作的电影诗。和无数的璀璨诗篇一样，它永远无法一时间尽悟，但是每每捧卷，都是一次新的生命淬炼。这也是一位中国女性，普通又不普通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