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诵读法古今谈

莉落老师

文言文诵读法古今谈

  诵读法是文言文教学中一种重要方法。什么是“诵读”呢?从词义学的角度理解,有认为是“念(诗文)”的(《现代汉语词典》),有认为是“念、熟读”的(《辞源》),有认为“念、熟读、背诵”的(《汉语大词典》)。作为一种通俗的解释,这些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仅此解释,对语文教学来说是不够的。

  “诵”和“读”,从词源上是有区别的。《说文解字》:“诵,讽也。从言,甬声。”“讽,诵也。从言,风声。”许慎是将二字互训的,段玉裁作注时,依据《周礼·大司乐》对二字作了精辟独到的辨析,他说:“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对“吟”的解释,《说文》谓之:“吟,呻也。从口,今声。”而对“呻”的解释则是:“呻,吟也。从口,申声。”段玉裁注:“按呻者,吟之舒;吟者,呻之急。浑言则不别也。”“呻吟”联用有“诵读”之义,《庄子·列御冠》:“郑人缓也,呻吟裘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可见“吟”的急促声音活动,与“呻”的舒缓声音活动的配合,可以形成“诵读”“缓急”的情态。所谓“吟咏”,实际上是一种情感的抒发。《诗·周南·关睢序》):“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孔颖达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情性也。”“长言”,是汉代注家譬况字音的用语,意思是发音舒缓,为字调中的舒调,可理解为曼声长吟。由此可见,“诵”,是一种有情态,而又寓情于声、以声传情的表达方式。

  “读”,《说文》解释为“籀书也”,段注则解释为“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进而他又解释:“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可见“读”不仅包括“诵”,它还特别侧重于内容的理解。

  正因为“诵”和“读”的含义有差别,古人在运用时也有区别。如: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论语·子路》)“又尚论古之人。颂(同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左传》中记载:“公读其书。”先秦典籍中,多把“诵”和“读”分开运用。一般说来,对韵文是“诵”,对散文是“读”。这些可理解为古人对二者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究其实质,二者又是统一的,一方面“诵”能增强阅读的刺激量,另一方面“读”能加深阅读的理解性,二者配合相得彰益,因此,实践中的二者结合也就顺理成章了。随着实践的加强,人们对“诵读”结合的重要性逐渐加深,在读书中将二者结合起来运用就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了。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可诵读之。”其实,“诵”是“读”的一种表达方式,“读”是“诵”这种“吟咏以声”的理解基础,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所以“诵读”和“读诵”成为一个整体,经常出现在汉以后的一些典籍著作中。

  集前人读书的经验,宋代朱熹将“诵读”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记载于教育论述之中。元代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第二册,卷三,《朱子读书法》中记载了朱子读书有六条,其中有一条曰“熟读精思”。朱子阐释道:“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人名)数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朱子这里的“诵”。其实也把“读”的含义包括在其中了。他理解的“诵读”,其意义是“真道学第一义”,其内容是“熟读精思”,其步骤是首先“必须成诵”。而且对“诵”他还作了如下阐释:“诵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对这种熟读精思中的“诵”,他在另外的文中又具体解释道:“凡读书须整顿儿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浪漫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朱子蒙童须知·读书写文字》)朱子不仅对“诵读”时的形体提出了要求,也不仅对“诵读”的要点作出了规范,而且对“诵读”的精髓也作了进一步揭示,即读书应“三到”,进而对“心到最急”又作了强调,这就更充实了“熟读精思”中的“精”。

  朱子的理论总结,确定了“诵读”在我国语文教学,特别是文言文教学的传统教学方法的地位,朱子后的教学论集都把它写进教学规范中。朱熹后的真德秀所撰的《家塾常仪》中有一《诵读》规范,它明确规定“专心肃容,记遍数。句句字字分明,每句终字重读则句完,不可添增虚声,使句读不明。遍数未足而已成诵,必足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加数成诵。”明代屠羲英《童子礼·读书》中规定,“整容定志,看字断句。……务要字字分晓,……仍须细记遍数熟读,如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其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方止。”清代张履祥在《初学备忘》中指出,读书“先令成诵,而徐以涵泳其意味,休之于心。”清代学者张岱在叙述自己的学习时,对诵读的描述是“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忽然有省。”

  综上所述,诵读古代所赋于它的精髓是:熟读精思,口诵心惟。

  到了现代,随着语文教学的不断改革,又由于不同的改革思想在起作用,诵读法这一语文的传统方法经历了浮沉起伏,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呈现出众说纷纭的情况。

  叶圣陶先生在谈论文言文阅读时,没有“诵读”一词,他在《中学国文学习法》一文中指出:“学习文言,必须熟读若干篇。勉强记住不算熟,要能自然成诵才行。……要养成熟极如流的看文言的习惯,非先熟读若干篇文言不可。”这段话表明他对诵读的理解是“熟读”、“成诵”。他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说道:“读法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吟诵,一种是宣读。无论文言白话,都可以用这两种读法来读。”他还分别指出两种读法的特点:“至于宣读,只是依照对于文字的理解,平正地读下去,用连贯与间歇表示出句子的组织与前句和后句的分界来。”而“文言的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是“为了传出文字的情趣,畅发读者的感兴”的。另外,他还把文言的吟诵与白话的吟诵作了区别。文言吟诵,“各地有各地的调子,彼此并不一致。”这就是说吟诵是有一定的曲调的。白话吟诵,“大致与话剧演员念台词差不多,按照国语的语音,在抑扬顿挫表情传神方面多多用功夫。”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朗诵。不难看出,叶老把诵读法分解成了“宣读”和“吟诵”,这实际上是将“诵”和“读”,用一表内容的“吟”和一表形式的“宣”作修饰,使其成为更具体化的一种表达形式。从其本质上讲,叶老的不同提法与古代所提的“诵读”没有什么区别。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叶老对“诵读”作用的理解不仅停留在自己的学习上,而且还扩大到宣讲上,因此,叶老提出了文言的“吟诵”还要“畅发读者的感兴”,这种“畅发”虽不同于“白话吟诵”,但它还得通过“调子”表达出来。不过,将这种“畅发读者的感兴”,要学生通过“调子”表达出来的作法,现在可能还暂时做不到。作为教师的文言文教授和学生的文言文学习我觉得还是“熟读”、“成诵”好。叶老提出按“调子”“吟诵”的方法,是有特定的时代要求的,那时,按“调子”“吟诵”可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可到了今天,能按“调子”、“吟诵”,就成了一种特殊的技艺了。当然,如果老师掌握“吟诵”的“调子”,在教学中加以运用也未尝不可。

  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李德成主编的《阅读辞典》中对“诵读”的理解又不一样,书中有一个“四诵”条,它的解释是:“朗诵、吟诵、背诵,默诵等四种诵读方式的合称。其中,默诵是背诵的特殊类型。”这个解释告诉我们:诵读包括朗诵、吟诵、背诵、默诵等。另外,它对朗诵的解释是这样的:“声读法之一。指运用富有感情色彩的有声语言转换作品的文字语言的阅读方法。”它对吟诵的解释是这样的:“声读法之一。指一种用唱歌似的音调来诵读作品,从而感受作品的思想内容和韵味情调的阅读方法。……吟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一定的曲调去唱,这类吟诵又叫吟唱,吟咏、吟哦,吟讽;另一种诵读成分较多,曲调感不很强,但听起来琅琅上口,连贯流畅,这类吟诵又叫吟读,朗吟,讽诵。前一类吟诵适用于读律诗、绝句、词、赋等抒情性强的古典文学作品,后一类适用于读长篇歌行诗、古代散文中叙事性强的文学作品。”它对背诵的解释是这样的:“声读法之一。指用反复诵读的方式达到准确记忆文字材料的一种阅读方法。”它对默诵的解释是“指在心里默默记诵,是背诵的一种特殊类型。”以上解释好像很详细,由于划分的科学性不太明确,看了以上的解释,我们倒还会产生一些模糊感。这些解释中的大小概念的并列和交叉,倒使人有点莫衷一是。

  周大璞主编的《古代汉语教学辞典》中对“诵读”只是作了如下说明:“诵读可以增强语感。诵读的同时还要提倡精思。”这似乎也太简了。由许嘉璐任总主编的《高中语文学习词典》中则把默读、朗读、吟读、诵读分开并列着解释。它认为,“诵读,心、眼、口、耳并用的出声阅读。采用诵读方式,可以边读边想象语言文字所描绘的情景,然后再用语言把想象中的画面描述出来。”作为一种教学方法,我认为此二书的解释,倒还较为切合实际。他们的说法对“诵读”的本源有继承,特别是许说对“诵读”的内容还有所丰富。

  透过对“诵读”的古今内涵的比较分析,我觉得文言文的诵读法,抓其本质,则可以这样理解:通过对文言文的眼观口诵心惟,熟读精思成诵,达到对诗文全面深入理解的教学方法,就是文言文诵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