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老王》阅读答案

　　老王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 )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如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嗯”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 )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1.《老王》的作者是 ，她的丈夫 是我国著名学者和作家，他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小说《 》

　　2.前3段使用的描写手法有 ，其中着笔最多的是 ，这样描写的作用是 。

　　3.填上文中空缺的两处词语，并体会其含义。

　　4.选段画线部分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

　　5.作者的善良是如何表现的?

　　6.“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为什么?

　　7.概括文段的中心意思。

　　8.学了本文，你有怎样的感悟?

　　9.揣摩下列句子特点，并仿写句子,理解划线句含义。(心理描写:概括+具体+结论)

　　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10.为什么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能那么关心、爱护?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11.老王的性格，命运。用一句话概括:“老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2.揣摩加粗词语好处。

　　①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②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

　　《老王》阅读答案

　　1.杨绛; 钱钟书; 《围城》

　　2.神态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 神态; 突出老王极差的健康状态，暗示他不久于人世

　　3.镶嵌:本文指一物嵌入另一物里，突出老王瘦弱无力，行动不灵活，僵直的状态。强笑:(qiǎnɡ)勉强做出笑容。含义:对他给“我”送鸡蛋、香油，表示感激;“我”看到形容枯槁的老王害怕、同情。

　　4.老王在重病的情况下仍然拿鸡蛋来给我，报答我对他的关照，令我非常的感动，而这份情谊是无法用鸡蛋的数目来衡量的。

　　5.接了鸡蛋、香油后给老王钱，担心他摔倒，对没请他坐下喝茶感到抱歉。心上不安。

　　6.因为他病得皮包骨头、浑身无力，滞笨地转身，直着脚走路。我想像着他都要散架了。

　　7.老王死的前一天给“我”家送香油和鸡蛋，“我”给他钱，表现了老王和作者的善良。

　　8.提示:从个人如何对待善良的不幸者的角度。从政策如何倾向善良的不幸者的角度。从善良者个人如何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角度。

　　9.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帮助改善他们的处境。作者回想起来，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所以感到“愧怍”。

　　10.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再是人道主义精神。

　　11.孤苦伶仃、生活窘迫，凄凉艰难;但老实厚道，心地良心，关心人、讲感情、讲仁义，知恩图报。

　　12.①“强笑”一词，不但准确，而且含蓄，透露自己见到老王病成那个样子，还拿东西来谢“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悲酸和感动。

　　②“镶嵌在门框里”，夸张的手法，强调了老王步履维艰，身体僵直的形态。

　　《老王》创作背景

　　文章著于1984年。这是一篇回忆性文章，作者记叙了自己从前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杨绛夫妇在那个荒唐动乱的特殊年代里受了不少苦，被认为是“反动学术权威”，失去了女婿。但是任何歪风邪气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由此，与老王的交往深深地印刻在了作者的脑海之中。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度过了动乱年代，她在追忆动乱年代遇到的这些善良的人们时更容易忽略苦难，而是突出苦难年代里人性的光辉。

　　老王介绍

　　文章的记叙对象，一个不幸的三轮车夫。因为在北京解放后没有加入组织而落伍，自称自己“没用了”。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他物质上艰苦，精神上凄苦。因为是单干户，没有组织，思想上怀有极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老王最大的不幸。老王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愿意给作者家送冰块，车费减半；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拿了钱还不大放心，担心人家看病钱不够；接受了人家的好处，总也不忘，总觉得欠了人情，去世前一天还硬撑着拿了香油、鸡蛋上门感谢。老王去世几年后，作者感到当年对老王的行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老王》赏析

　　文章中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底的“不幸者”。可这样的“不幸者”，却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与杨绛相识。他们的相识，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闲聊”，但老王还是极为珍惜这样的一种相识。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一种“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杨绛的丈夫钱先生“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近：杨绛将他视为“熟人”，愿意倾听他的“闲话”；杨绛的女儿也曾“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尽管有些时候，“拿钱”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样的温暖和亲近，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

　　老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以劳力为生计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质朴的天性使他对有知识的人，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敬仰之情，这样的敬仰没有一丝的功利色彩，它全然发自内心深处。于是，老王才在行将就木之际，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来送给杨绛。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而那“脚步声”踏响的又是老王另一个意义上的“不幸”。如果说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显性的话，那么这次老王所踏响的“不幸”，却是隐性的。其关键之处在于老王以自己简单的思维方式，将杨绛一家对他的同情心曲解为家人的亲情。他实心实意地做着一切他自己以为该做的事，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那从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杨绛交流，可这样的交流也只能停滞在物与钱交换的表层，距离心的交流极远。心的距离，是他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缩短的。

　　后文写到杨绛的“幸运”，不仅仅是指她与老王两人在物质上悬殊的比较，杨绛的“幸运”首先应该是在她们一家遭逢“不幸”的时候，遇到了老王这种“最老实”的人。老王给予她一家的帮助，可谓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么是“欺负”，“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没有“欺负”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实地做事。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虽然杨绛也有“不幸”：文革中被冲击，自己下放到干校；丈夫腿走不得路，还得自己烦请老王帮助送医院。但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杨绛写此文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剖析自己与老王相识的点点滴滴，传达她对人生的别样体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一篇短文中详尽地表述。杨绛同情老王际遇的“不幸”，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助老王。在她看来，老王已经够可怜的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点儿便宜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对人和对事上都坚守着一种原则，那就是决不欠别人的情。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对老王的付出，总是物化为用金钱给予回报：老王给她家送冰，尽管老王说“车费减半”，可她坚持不减；老王送钱先生去医院，“坚决不肯拿钱”，可她“一定要给钱”；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给她送去鸡蛋和香油，她还是“拿钱去侮辱他”。它让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写此文时的一种别样心境，意蕴深远。杨绛没有能领悟老王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她也无暇去领悟，因为，那时杨绛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出于一种本能，她“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我想，任何人对杨绛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的举止，都没有理由非议。事情的结果，自然是老王无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钱”。从这一个细节中，不难看出当时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一种隔阂。这样的隔阂，在文章中还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杨绛家的“十多天”后，杨绛与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对话：“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与老王有着隔阂的还不仅仅是杨绛老人，即使是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着隔阂，虽然两类隔阂的意义有可能不同。

　　然而，杨绛毕竟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一再追忆”老王生前留下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对他的“谢意”，可杨绛得到的却是“心上不安”。这样的“不安”，不停地拷问着她的灵魂，使她顿然了悟：自己既往与老王之间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不公平；自己对老王“钱”的回报与老王对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于她而言无疑是一种揪心的痛。这也正是“几年过去了”之后，杨绛反思生活的一种精神的自省。知识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幸运”呢？

　　其实，杨绛文中结语的“幸运的人”，原先是“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动，是有她深层次的考虑。这大概是杨绛所说的“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