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度人物杨振宁事迹观后感五篇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观后感1

合肥小男孩从厦门走进清华园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杨振宁应上海市海外联谊会邀请，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作《21世纪的科技》演讲后，又以“八十自述”为题即席演讲。他用亲切的语调对大家说：“按中国旧历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岁!”

台下响起一片深情的掌声……

1922年，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当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先生考取美国公费留学，去了着名的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过自己的父亲，甚至不认识父亲。

6年过去了，父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厦门大学数学系。母亲带着全家人从合肥老家出发，风尘仆仆地赶往厦门与父亲团聚。他们一路水陆兼程，途经上海。当杨振宁站在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的大马路上，望着生平第一次见到的往来穿梭奔驰的汽车，他的惊愕程度绝对不会逊于《子夜》里那位从乡下初到大上海的吴老太爷!尔后，他在下榻处，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揿便会涌出哗哗流水的抽水马桶。这个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胧地感受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无比伟力!

父亲任教的厦门，是一个给杨振宁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们家住的那栋小楼就坐落在大海的边上。在那段美妙岁月里，他看到了蓝天大海无穷无尽的变化，看到了伟大宇宙无边无际的奥妙。这片广袤无垠的天地，在杨振宁的心里，种下了对大自然、对祖国河山的深深情种，以及对探索自然奥秘的无穷兴趣。

后来，父亲受聘于清华大学，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杨振宁在清华园生活了8年，这8年恰恰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岁月。杨振宁曾多次谈到，清华园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过了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欣然应聘出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近年来，在他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发展上。

当然，在这8年里，杨振宁也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亲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祖国东北三省事件，亲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自然是终身难忘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两周，杨振宁与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为会像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一样，日本人会撤退。但事与愿违，几个月后，日机开始大规模轰炸，回北平的梦成了泡影。

西南联大的感情链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随后就是那场人类历野蛮血腥、惨绝人寰的“南京_”。这是一段令杨振宁，也是令整个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耻辱历史。

烽火岁月里，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合肥经汉口等地到了昆明。杨振宁在那里进了西南联大，那所在战时极负盛名的大学。父亲也在那所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由战前中国最有声望的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它们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本科，尔后，1942年至1944年，还是在西南联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读的是物理系。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多为留学欧美归来的年轻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联大，最为成功的当推数学系，而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数学教授是：陈省身，华罗庚和许宝路。

说到物理系的老师们，杨振宁的眉宇间更是洋溢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怀念之情。那些当年亲手把他引入科学圣殿的业师们，都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杨振宁是一个非常念旧重情的人，对于他来说，师恩终身难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赵宗尧教授，80年代，他曾与国内的物理学界同行共同撰文，赞扬赵老师在物理学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还有吴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杨振宁的眼里，这两位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杨振宁在上大学四年级时，曾就毕业论文一事求教于吴大猷教授。吴大猷当时给他出了一个题目：“群论在分子光谱学中的运用”，而分子光谱学正属于吴大猷本人当时的研究范围。在吴大猷的指导下，杨振宁完成了这篇论文。就在完成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杨振宁第一次步入群论研究这一神奇之谷，群论在未来物理学研究空间中的重要地位，群论所展示的那种令人赞叹的奇特的美，在这位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杨振宁一生所从事的研究几乎都与群论有关。

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从事统计力学研究的，一位优秀的教师对学生日后的学术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杨振宁一生从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统计力学。

韩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杨振宁后来的事业，已被历史证明是超过了他的老师，但是，对他而言，没有这些优秀的甘为人梯的老师们，就不会有他杨振宁的今天。师恩难忘哪!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同年，清华公费留美发榜，杨振宁榜上有名。

为了护照、签证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亲虽为教授，但战时持续通货膨胀，入不敷出，可谓捉襟见肘。迫于生活，杨振宁在等待出国的这一年里，做了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师。他自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教职，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满良缘。

今天我们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杨振宁说，他很感谢那一年的中学教师生活，因为那段生活使他对中学生、中学老师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别是，在自己任教的那个班上，他认识了后来的太太、当时的学生杜致礼。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杨振宁决定在印度加尔各答搭乘去美国的运兵船。等了两个月，终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经地中海、红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最后到达了美国。

“上岸至今，已经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东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大厅，对着上千位听众、同胞，他十分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跟当年父亲一样，杨振宁也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他希望着名的物理学大师费尔米做自己的导师，结果如愿以偿。

费尔米在当时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之一，这位非凡的科学家同时在上述两个领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尔后，又留校教了一年书。杨振宁在芝大的力学老师是当时年龄还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来被誉为氢弹之父。杨振宁记得，泰勒有一种非常反传统的性格。有时候，他会在走廊上拉住你，兴致勃勃地谈他刚萌生的一个新见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无惧色地纠正了自己。也许，在泰勒的10个新见解中，有9个半是错误的。但这对杨振宁一生的科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因为，科学研究，发现、揭示真理，这确实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率真和勇气，而在这份勇气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认识和纠正自己错误的自信和大胆。

离开芝加哥大学后，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研究院。这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有二十几位专职教授，没有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员。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呆了17年。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教书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杜致礼。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们都同意，当时是她先看到我了。”杨振宁说。也许是太太不在身边，说这话时显得旁若无人。

邂逅的地点在普林斯顿的一家饭店。

“杨老师，你还认识我吗?”那天，杜致礼突然出现在杨振宁的面前，明眸含笑地问道。

人生的改变有时是从一句寻常到不能再寻常、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寒暄语开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缘男女一样，这对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8个月后，他们喜结连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这块学术圣地中，最负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认为20世纪人类科学的骄傲的爱因斯坦，以及同样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学大师奥本海姆。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绿色草坪间，年轻的杨振宁经常能够看到爱因斯坦步行而来。他从来不开汽车，与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与伟大的前辈同饮一池之水，自使杨振宁备享“开光”之泽，获益终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现象”这一重大理论，年仅36岁的杨振宁与他在美国的中国同行李政道博士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居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顿生活了17年之后，杨振宁收到了来自纽约的邀约函。纽约州正在筹建一所新的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这所大学的校长怀广纳贤才共襄盛举之心，盛情邀请杨振宁加盟，助其为新校发展出力。

杨振宁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马上任。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开启回国之门

1971年，在中美关系，先后有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友、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走上天安门、“乒乓外交”等震惊中外的大事，这一系列重要信号预示着中美关系解冻在即。

1949年以后，杨振宁一直与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着联系。他曾经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内瓦和香港等地见面。面对着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画美景，与家人久别重逢的片刻喜悦却无从消除长期离别的苦涩愁情。

当他获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给父亲去信，要求回国探亲。忐忑不安地，父亲将此事向有关方面作了请示汇报。很快，杨武之教授就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答复：“欢迎!让你的儿子到中国驻法大使馆去签证。”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建交，许多中美之间的重大外交谈判都在巴黎进行。

就这样，杨振宁，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便成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成绩卓着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的第一人。

杨振宁在上海华山医院见到了父亲杨武之。当时父亲已经罹病住院，但他气色不错，特别是见到爱子归来，更是喜出望外。

两年以后，杨武之教授在华山医院故世。这位老人离去时的心情当是安详自如的，因为他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奉献了一个杰出优秀的儿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终于能与远隔重洋的儿子在祖国重逢。

大饼油条摊的“粮票风波”

杨振宁1971年第一次回国，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锦江饭店。

住进饭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传喇叭给吵醒了。他随手取了照相机走出饭店。他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家大饼摊。好香哪!大饼，油条，还有豆浆、粢饭团，这里面，有多少儿时的欢乐，多少青少年时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饼油条摊，把手伸进裤袋，袋里有弟弟杨振汉头天晚上给他的一些人民币零钱。他看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舀豆浆。

“一碗豆浆多少钱?”

“两分钱。”

掏钱。伸手接豆浆。

“同志，粮票——”

“粮票，什么粮票?”

他一脸惊愕。对方却是一脸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浆也顾不上拿了。

他继续漫无目标地走，略微显得有点心神不宁。忽然，他瞥见前面不远处那一长排修剪整齐的法国梧桐树中间，有一个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杨振宁一时童心大发，举起手上的照相机，便要把这动人的一幕记留下来。

“不要动!”

猛然间，他听到一声断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机差点跌出手去。

抬头望去，那是一张警觉的脸。很认真很执着。对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动。

那是一个对许多事许多人保持着高度警惕的时代，站在杨振宁前面的是一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市民。

那人叫来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军。解放军是懂纪律的，他对杨振宁说：“你先站着，我去请示一下。”

“误会了，这是我们请来的客人!”

幸好，一位锦江饭店的工作人员看着杨振宁从饭店大门口走出去，见他久久不归，便走出饭店张望一下，不想正好给杨振宁解了围。

一场虚惊。

风波过后，杨振宁的父母坚持让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他把毛主席诗词看了10天

杨振宁那一年回国，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虽然当时中国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强度日，但他们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杨振宁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长安街的北京饭店。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水印木刻的毛泽东主席的墨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杨振宁看着这两句诗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国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十分现实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他不能不面对这些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

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中美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杨振宁，将竭尽己力，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好转。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

回到美国后，这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到各处作了多场演讲，身体力行地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奔走呼号。

1973年夏，已经步入晚年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杨振宁。

在这次会见时，杨振宁十分吃惊地发现，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然对自然科学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那天，他跟杨振宁兴致勃勃地讨论了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把身子靠近杨振宁，兴奋地笑着，用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告诉对方：在中国，那些古代哲学家们也曾试图解释过物质的结构。这位充满睿智的老人还风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着作中的话，这一切激发了诺贝尔奖得主的很大的兴趣。

毛泽东伸出手指，比划着问杨振宁：“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

杨振宁显然给问住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他停顿了好一阵，向对方作了一个他自己也并不满意的答复。随后，话题又转入这两个词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并把它们放入物理学学术这个特定领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这两个词之间的细腻区别。杨振宁认为，这一关于“理论”和“思想”的词义讨论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国在10年里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至今，已经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宾馆11楼，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轻轻撩开南窗的窗帘，显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几年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变得让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认不出来了!

杨振宁已经有7、8年没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唤起多年以前的记忆，但他已无从找到这座城市原来所给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杨振宁认为，新中国已是一个新新中国了。

杨振宁还认为，中国在20世纪的科技进步非常之快，而且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种进步。再过三四十年，中国一定能够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当谈到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时，杨振宁十分坦率地承认，父母当年对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时候数学好，但父亲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灌输数学知识，上初一、初二时，还让一位着名的历史教授教他《孟子》。

对于当前出现低龄出国留学现象，杨振宁的看法很辩证：一个人的目标是在学术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的办法是在国内念好的中学和大学，到国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将来的生活优裕，那么低龄出国的成功率比较大。

他还认为，中国的机会比外国的机会多。

他说：“清华的学生比美国大学的学生水平高。这话我不是随便讲的，是认真想过的。中国的学生数是美国的4倍，而中国的大学远远没有美国多。所以我说，哈佛大学学生的水平不能跟清华大学比。中国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一开始有吃亏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稳扎稳打所以导致学生的胆子小，一开始手脚放不开，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步子也快了。”

谈及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在本土问鼎诺贝尔奖，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说，他对冯友兰晚年提出的“旧邦新命”论完全赞同。

“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在21世纪是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旧邦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国家。对于21世纪的世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观后感2

有人说杨振宁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是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之一。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网易评)

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中国政界、学术界一直受到极高的尊崇。(腾讯评)

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物理学家戴森评)

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评)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观后感3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方程”，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振宁-巴克斯特方程”。

宇称不守恒理论

他与李政道提出基础粒子间的弱核力并没有镜像对称的特性，违反了当时物理家的认知。该理论后得吴健雄的实验验证。

杨—米尔斯方程

他与罗拔·米尔斯(RobertMills)提出的理论，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的基础理论。

对理论结构和唯象分析他都有多方面的贡献。他的工作有特殊的风格：独立性与创建性强，眼光深远。

美国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说杨-米尔斯方程和牛顿、麦克斯韦及爱因斯坦的工作相提并论，必将对未来有着足堪比拟的影响。

杨-巴克斯特方程具有基本的数学结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也慢慢在物理方面显示出深层的意义。1990年菲尔兹奖颁给四位数学家，其中就有三位和杨-巴克斯特方程有关。

粒子物理学

1954年与R.L.密耳斯共同提出杨-密耳斯场理论，开辟了非阿贝耳规范场的新研究领域，为现代规范场理论(包括电弱统一理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大统一理论、引力场的规范理论)打下了基础。杨-密耳斯场方程被数学家S.唐纳森引用，获得了拓扑学上的重大突破。

1956年和李政道一起，深入研究了当时令人困惑的θ-τ之谜——即后来所谓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如果弱衰变过程宇称守恒，则它们必定是两种宇称状态不同的K介子。但从质量和寿命来看，它们又应是同一种介子。——杨振宁和李政道通过分析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他们仔细检查了过去的所有实验，确认这些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次年，这一理论预见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工作迅速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一项科学工作，在发表的第二年就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

统计力学

二维伊辛模型的自发磁化强度(1952)，与李政道合作的关于相变的理论(1952)，与杨振平合作的关于数种模型的严格解(1966～1985)等。

凝聚态物理

与N.拜尔斯合作的对磁通量量子人的解释(1961)，非对角长程序观念(1962)等。

个人文章

《邓稼先》是杨振宁为《英雄大爱》中邓稼先和许鹿希的旷世爱情作的序，《邓稼先》选入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和江苏中职语文第一册(江苏教育出版社)。

学术讲座

《物理学的诱惑》、《Some Recent Progress in Cold Atoms Research》

论文报告

杨振宁发表过约200篇科学论文和报告，代表作有《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曙光集》和《邓稼先》。

翻译会歌

亚运会歌确定《重逢》英文由杨振宁、翁帆翻译。著名音乐人捞仔捞仔透露，徐荣凯和杨振宁夫妇是好友，他把中文歌词交给两人，请他们帮忙找专业人士译成英文，没想到两人对歌词爱不释手，很快就传回了译好的英文歌词。

其他贡献

费米-杨模型(1949)，与李政道合作的二分量中微子理论(1957)，与李政道和R.奥赫梅合作的关于C(电荷共轭变换)和T(时间反演变换)不守恒的分析(1957)，与李政道合作的高能中微子实验分析(1959)和关于W粒子的研究(1960～1962)。与吴大峻合作的CP(宇称)不守恒分析(1964)，规范场的积分形式理论(1974)，与吴大峻合作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关系(1975)，与邹祖德合作的高能碰撞理论(1967～1985)等。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观后感4

1.群英荟萃

杨振宁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读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杨振宁住在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与他同室居住的有凌宁、金启华和顾震潮，黄昆和张守廉也偶尔来住几天。这些中华民族未来的精英们聚于一起，在陋室里交谈切磋，结伴探索着科学的奥秘。

2.杨门长子

作为杨家长子，杨振宁为鼓励弟妹多念书，还订出了一些颇为吸引人的规则：一天之中，谁念书好、听母亲的话、帮助做家务、不打架、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反之就要记黑点。一周下来，谁有三个红点，谁就可以得到奖励———由他骑自行车带去昆明城里看一次电影。

3.名师高徒

杨振宁读联大物理学系时，给他上一年级普通物理课的是擅长实验的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上二年级电磁学课的是著名学者吴有训教授，上力学课的是在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周培源教授等。

但对杨振宁来说，除了物理系直接教他的这些教授们外，父亲杨武之对他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杨振宁在学校里，遇有不懂的问题、碰上难以处理的事，总是经常跑到数学系办公室向父亲请教。

杨振宁还多次说过：“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1942年，杨振宁本科毕业时，选了《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作毕业论文，并请吴大猷做论文导师。杨振宁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受王竹溪教授的教育和引导，对统计物理发生了兴趣。1944年研究生毕业时，杨振宁请王竹溪教授作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又非常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超晶格》即为其中的一部分。1983年王竹溪教授不幸逝世，杨振宁发来唁电说：“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杨振宁还回忆道：“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杨振宁在研究生院期间听了马仕俊教授的课后，开始注意“场论”，并对变形物体热力学也非常感兴趣。

1957年12月10日，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共同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一文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领奖台。其前，杨振宁写信给吴大猷，感谢吴先生引导他进入对称原理和群论的领地，并说后来包括宇称守恒在内的许多研究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吴先生15年前介绍给他的那个观念有关。

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杨振宁事迹观后感5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少年时代就有一句诺言：“我要比洋人强!”

杨振宁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他很小的时候就和母亲一道迁进了北京“清华园”。当时，小振宁的父亲杨武之虽说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但他们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小振宁很懂事，当他的弟弟妹妹出世以后，就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好让妈妈安心做家务事。

有一天，小振宁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吃罢晚饭后就闲谈起来，谈天论地，说东道西。小振宁那时只有七八岁，对客人们的谈话虽不十分懂，但明白他们说的是“做官”“发财”之类的话。

“振宁，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愿意做大官吗?”一位客人关切地问，他希望从振宁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

“你是不是想做大官?”小振宁的母亲也故意问。其实，她心里早就有一本账。

原来，这几位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振宁他们家的几位亲戚，都是有钱有势的大官。在那个年代，天下做父母的大都巴不得自己的子女，让亲戚们拉一把，升官晋级，光宗耀祖。但杨振宁的母亲在那个守旧的岁月里，却不以做官发财为然，而是经常激励儿子勤奋读书。

“我长大后不做官，我要比洋人强!”振宁的回答很干脆。母亲快意地笑了，客人们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这几位亲戚看到振宁他们家太贫寒，想让振宁做官发财，没想到振宁的回答和他母亲一样。

“我要比洋人强”这句话并不是振宁信口开河，而是有来由的。

有一天，小振宁在大街上踽踽独行，捡起一片片被秋风扫落的梧桐树叶，用枝条穿起，准备拿回家烧火煮饭。突然，从一个十字路口冲出一辆人力车，拐弯的时候因车速太快，差点撞到前面那棵梧桐树上，于是车夫身子向后倾斜用力将车停了下来。

“快，快，他妈的!”车上的洋人破口大骂。

那车夫骨瘦如柴，浸透汗水的单衣印着凸出的脊骨，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在车夫正在调正车前行的方向时，洋人又骂起来，用黑色的皮鞋蹬着车夫的脊背。车夫强忍住剧烈的疼痛，起步前行，那洋人又骂骂咧咧：

“病夫，病夫，东亚病夫!”

小振宁在那棵梧桐树下，见到了这一幕。起先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为这车夫的委屈而不平，又为车夫受到侮辱而难过。顷刻，他把目光转向了洋人，充满了恨，随手捡起一块砖头，使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向洋人投去，可是车已经走远了。

小振宁的脸上布满了阴云。

“为什么洋人要用皮鞋蹬中国人的脊背，为什么洋人要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小振宁带着愤怒的疑问，疾步往回家的路上走，他想从妈妈那里得到解答。

小振宁快到清华园大门时，又见到了一幕。一个佝偻着背的盲人乞丐，身穿像落叶一样串缀而成的单衣，一手托着破碗，一手拿着细长的竹棍在地上敲敲点点探路，十分缓慢地走着。几个持枪的洋人耀武扬威地迎面走来，快要接近盲人时，他们见盲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而没有让路。持枪的洋人不由分说，用枪上的刺刀挑飞盲人的竹棍，就在盲人弯腰伸手去摸竹棍时，洋人的铁蹄早已重重地踏在盲人手上了。那盲人痛得直叫，洋人却哈哈大笑，大摇大摆地走了。这时，小振宁向盲人跑去，慢慢扶起他，又拾起竹棍递到他的手上。“穷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要受洋人的欺侮?”小振宁心中又生起了疑团。

小振宁回到家里，把在街上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妈妈。他问妈妈：

“洋人为什么要欺侮中国人?”

在军阀混战、洋人入侵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小振宁当然不能明白这些事情。但是，小振宁在街上见到的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已有了淡淡的阴影。

“洋人手上有枪啊!”妈妈只回答了一句。小振宁望着妈妈那苦楚的神色，似乎明白了一些，便捏紧拳头，大声地对妈妈说：

“我要比洋人强!”

妈妈听到儿子这样的话，从内心感到高兴，搂着儿子，说：

“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比洋人强!”

振宁说得到也做得到。抗日战争时期，南京被日军侵占之后，安徽也相继沦陷了。振宁冒着敌人的炮火，随着千千万万不甘屈服在敌骑之下的中国新青年，跋涉到湖南长沙，苦读在岳麓山下。而后，他又攀山越岭辗转去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意大利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监造者费尔米教授，曾这样评价：

“杨振宁是今世最杰出的科学家，他跟中国古代著名而永垂不朽的学者不求闻达的态度完全一样。能结识他，深以为荣。”

全世界鼎鼎有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世时，每与他的门人讨论到中子与核子的许多科学问题时，他常悄悄地笑着说：

“让那个姓杨的中国小博士，也来动动脑筋，他的想法有时比你我还清楚。”

昔日被洋人诬作“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儿子，今天成了世界科学的巨匠。杨振宁实现了自己少年时代的诺言：“我要比洋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