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读后感

　　北京法源寺读后感1

　　《北京法源寺》成书于1991年，是李敖在狱中构思所得，读过此书的人有两个极端评价，批评者说这压根算不上一本小说，没有任何情节推动，只有李敖的显摆，赞誉者说此书代表了近百年来知识分子思想的最深刻境界，是继《道德经》之后一部可以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人思想的书籍。窃以为一个成年人读书，不可只图快活，应从书籍里汲取先进的思想，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更加科学地认识这个社会，从这个层面而言，《北京法源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李敖大才自不必言，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等主题的深刻思考，随便一个见解拎出来，都能砸死半数国人。整本书洋溢着百折不回的斗士精神，充满了堂堂正正的阳刚气质，写透了大丈夫的豪侠、忠义、决绝、悲壮，相较之下，其他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的无聊故事。

　　法源寺始建于唐朝，初名悯忠寺，是李世民为哀悼北征朝鲜的阵亡将士而建，北京的寺庙名字大多喜气，而悯忠寺是追念为家国天下而死的先烈与国殇，充满了阴郁与苍茫。这座寺庙历经千年风云，送走了软骨头的宋钦宗，迎来了更加软骨头的晚清。此时正值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仁人志士救亡图存，曾李左张发起洋务运动学西方器物，甲午海战把我们打醒。康梁又发起戊戌变法学西方制度，历时百日而亡。陈李胡蔡又发起新文化运动，转向更深层次的民众思想，终又失败。尝试不可谓不丰富，苦难不可谓不深刻，但仍在近代化社会的门槛外徘徊，根源到底在哪里?

　　一为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惯性太大。古雅典时期，梭伦、伯里克利、克里斯提尼改革，不断扩大公民范围，奠定了直接民主的雏形，后又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催化出君主立宪政体，德先生深入人心。而我们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世皇帝只专心做两件事，削弱相权和地方权力，清朝君权达到顶峰。李敖在书里狠批慈禧，但更该狠批的是四万万国人，跪了两千年的膝盖已经不适应直立，以一国奉一人，竟没人觉得不对。偶有一两个清醒的先驱，却被视为异类，郭嵩焘出使英法，领略其先进之处，回来说几句实话就被迫辞官。郑观应的思想体系之先进完整，今人看来都觉惊叹，但当时却无人理会。晚清的苦难不是慈禧一个人的孽，是全体国人的孽。

　　二为小农经济导致王朝循环怪圈。小农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每个王朝后期土地兼并都极其严重，农民只有两个选择，苟延残喘或揭竿而起，农民反地主的终极目标就是当地主，对武装起义的领袖来说，当皇帝是天经地义的事，功成身退从来不是他们的选择，所以李唐走了，赵宋来了，朱明走了，爱新觉罗来了，我们的历史只是一年重复了2000多次。怎样才能不走重复的路?变法者做了尝试，却被慈禧阻断，谭嗣同选择死事，他是真正的殉道者，几百年后百姓不会记得太多帝王，却一定能记得谭嗣同。该书对谭嗣同着墨甚多，志在缅怀逝者，激励来者。

　　三为缺少训政阻碍了民智开化。孙中山曾言：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以上三条，为千百年痼疾，非一朝一夕可改，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尝试的路有很多条，但能否少流血或不流血?如果非要流血，流谁的血?关于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李敖虚构了一段情节，1927年康有为重回法源寺，遇到了当年的小和尚普净，此时已改名为李十力(董必武、熊十力、李大钊的化身)，李十力主张尝试新主义，失败也在所不惜，康有为说：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李敖的态度很明确，不能牺牲群体的利益满足个体的私欲。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启蒙的好书，读懂了这本书，就读懂了我们的缺点和优点，就读懂了我们的正确与失误，如果配合袁伟时的《晚清大变局》一同阅读，体会将更加深刻。

　　北京法源寺读后感2

　　李敖充分运用娴熟的历史知识为根基，而写出这本以古现今的小说，令人大叹过瘾。

　　其中首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谭嗣同与梁启超关於佛学出世与入世的讨论。母亲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过去我深受影响，有着模模糊糊的概念，但未经深究过的想法，难免显得浮泛。上了大学，受到老师影响，兴趣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并且如同老师说的：学术若非有益于人民，也就失去本身的价值。一直以来，虽然知道佛教的出世，并非无所不为的消极，但因孤陋寡闻的缘故，处理不好入世与出世的问题。我总认为，达到超脱成佛的境界，太难。倒不如丰富知识，对於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把握，存着一颗与人为善的佛心，也就够了。但是，这本书却给了一个极有近利的解释，原来，寺庙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起点。这对於母亲和我之间的歧异，有很大帮助，而且佛学的博大精深，更让人有倾心钻研的动力，而不仅是狭隘地仪式上、私人性质的.为己谋福而已。

　　另一耐人深思之处，则是谭嗣同舍生就义的意义，在书中占了极大篇幅。过去，少有人真正对戊戌六君子的死，给予探究。但他们的成仁，在当代的求变风气中，确有不可轻忽的影响。而我比较赞同，谭的死，说明了维新的不可行与革命的必须。然而，亦如书后，关于康有为是否为一褪色的改革派争论，康真的是先知，他看出了革命的惨烈，预言了中国直到1960年代，依旧滴不尽的鲜血。然而先知毕竟只能在洞识上，超越前人，却难以要局势跨过悲剧。时代的要求，万众会相呼以应，却鲜少有人看出再接下去的难题。况且，外在因素加在中国身上的急迫性，使得先知们注定孤独，而中国也只能一路浴血而行，在挣扎中颠颠踬踬的站起来。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以古谏今的意味，当我看到书末李敖所提的完书地点：中国台北。在书里，谭嗣同向大刀王五等粗人说的满汉之分、种族之辨，就强烈地暗试着所谓省籍情结与统一、独派等议题。对我而言，中国两个字是广义的，具强烈的文化内涵，是自大陆辗转来台的人们身上，永远的精神母亲，也可说是民族的意义，不专指政治上的政党，更是血缘的源头处。而省籍情结的问题，的确是看个人如何定义分野，在现实的局面下，如何在国族利益前，能最有效抵抗外来的压迫。

　　另关于作为人类的广义，和作为中国人的狭义，特别在全球化热潮的现在，也曾是我不解的问题。但即便现在，谈所谓世界公民的身份，仍过于不切实际，只要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依旧运转不息，如谭嗣同所说，纵然人与人间基于道义，互相帮助，但国与国间是不存在着道义的，讲道义根本是白痴。人只会提倡对于自身有利的东西。

　　无论未来，两岸是朝统一迈进，或者维持现状，独立建国，相同的隐忧，都将是文末所写，那些罪人与仁人的墓被盗挖了，为了财富。每当书中出现现代化三个字，不免令人心头一惊。这是不可挡的趋势，自战争以后，自航行各大洋的外国船只，在不同的陆地上开始烧杀掠夺伊始，人类就脱不了这竞争的热潮，於是拉远到历史行进的目标上看，看在这范围内活动的一切，无怪乎没有一位思想家不皱着眉，不睁着忧郁的眼神。这个议题，早在数百年前许多作品中，不断被昭示着，我还没有能力评断什么，但李敖的这部小说，倒让我明白许多人在努力中，必会发生的痛苦和孤独。

　　北京法源寺读后感3

　　《北京法源寺》以袁崇焕的死亡为序，以康有为访法源寺为始，以别法源寺为终。北京法源寺，见证了几个朝代的衰亡。这本书以法源寺为线索，记录了许多大人物的故事，这是一些悲剧的人物，为时代生，为时代死，与其说法源寺是佛寺，不如说是一个亡灵的超渡所。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谭嗣同的死。以前读史书只知道，戊戌六君子，却不知者六君子中有人是被迫死，有人是不甘死，有人是淡定死。而谭嗣同，便是后者，原以为是书生形象，却发现有了几分侠骨柔肠。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何等气概，才能在死前说出这番话，何等气概，才能在大义面前放下对妻子的小爱，对父母的小孝，对朋友的小义?

　　然而，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差距，读到文后，我还是无法理解他为何非死不可。李敖先生的解读是，谭嗣同以自己的死来证明改良之路不通，而这种证明，需要鲜血。可我不认同，的确，改革需要鲜血，可是，改革同样需要人才。我想不通，我反而宁愿相信李敖先生在文中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质疑，他质疑谭嗣同是为君而死，而不是为事而死。我宁愿相信这个理由。

　　忠君在他们心中可能代表着守旧，这个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承认的。也许是时代的差距，我总觉得，有信仰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不同不过是，有的人忠于君主，有的人忠于朋友，有的人忠于自己的国家，有的人忠于自己的人民，而这归于一句话就是，他们都忠于自己的信仰。

　　光绪是君，的确。可是，在谭嗣同革命的岁月中，是光绪的开明和康有为的引导使得他改了方法，在一起奋斗的日子里，光绪信他，他也忠于光绪，这是君臣之义，同样，也是朋友之谊，承认为了心安而死，并没有什么不妥。没有改良派的出现，光绪虽然毫无作为，但至少衣食无忧，不至于落得个囚禁瀛台，不明而亡。光绪对他坦坦荡荡，他若逃走，便是树倒猢狲散，为人所不齿，在江湖中打滚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侠义朋友的他，是断然做不出来的。

　　所以，从江湖的角度来说，他不可能逃;从君臣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逃;从朋友的角度来说，他更不可能逃。而为事，多多少少有些成分，但我总觉得不是内心所真想。

　　当然，我这么说，不是代表我不觉得他伟大。我说过了，为信仰献身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将在历史的尘埃中永存。

　　对于康有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人生路。

　　我最为感慨的是，最后他与李十力(普净)的对话。“‘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自己，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

　　康有为是有抱负的人，同样为着心中的信仰而努力着，我不支持他的方式，但却佩服他的勇气。同样的，梁启超也是，李大钊也是，这些人，精神永不幻灭。我观点同李先生一致，就没有过多想法了。

　　北京法源寺读后感4

　　读一本书应该读什么?这个问题在我读《如何阅读一本书?》的时候似乎明白过，但现在我糊涂了，特别是在读了《北京法源寺》后，深深被李敖的才华和对历史真相的怀疑给混淆了。我是该相信李敖呢?还是继续怀疑历史呢?

　　有读者说这不是一部小说，确实，人物跟场景屈指可数，事件主要以历史事件贯穿，没有明显的伏笔和矛盾，最精彩的部分则是人物通过对话在思想上你来我往的交流，那么，这是一部什么类型的小说呢?虚构小说?但人物跟历史事件是真实的，纪实小说?但人物间的对话又是杜撰的。思来想去，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假借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合理的阶段进行的佛学思辨哲理小说。

　　这种以伟大历史人物和事件为背景的小说，时常会让人掉入对人物的个人情感和探究历史真相的泥淖中，而忽略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

　　首先，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者在历史转折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作者又通过三者之间的思辨和行为表达自己对佛学根本思想的理解。小说最巧妙的是引入了以法源寺为根据地，以和尚和小和尚为时间线的起点和终点，使得整个思辨过程即使在时间的流淌上也围绕主题不涣散，仿佛如佛学中的“圆寂”一样，有始有终，张弛有度。

　　第一次康有为与佘法师的思辨主要围绕两个字——因果。康有为在意的是果，而法师强调的是因。结合全书来看，正因为康有为在意的是果，而不追究因，导致自己的思想陷入固化，囿于时代的窠臼。康有为的悲情色彩如同袁崇涣，夹在时代的变革中而无法被世人定位，结果落得身名狼藉;而法师强调因则是因为一次的错念，陷入对自我内心是否纯洁的执念当中。但是他能肯定的是内心的善，他可以做到挽救，可以做到无疚。

　　第二次谭嗣同和梁启超的思辨主要围绕两个词——出世与入世。他们对出世有共同的信念，即形不是真佛，真佛要出得了对物质的依赖和留念，然而他们在出世后再次入世就产生了分歧，谭嗣同理解的再次入世就是舍身就义，他过于执念于死对于革命、对家庭、对义气的意义，这也无可厚非，这是一种信念。而梁启超则是把入世看作随运而安，这里的“运”是一种动态的改变，是对实务的理解。这也被小和尚认为离佛最近的思想。这第二次的思辨也暗埋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谭的转向。梁转辙另求革命，谭用血封印了改良的可能。

　　第三次康有为与小和尚的思辨围绕两个词——改良与革命。搞笑的是康有为虽然在意果，但却因为当初种下的因结成了自己凄凉的果。康有为没有错，只是生不逢时，时代的烙印无法去除，这可能不是自己心甘情愿种下的因，但却注定了无法改变的果。小和尚继承了梁启超的思想衣钵，这是因为他们在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思想被冲击的年代，这个年代任何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被现实一次次的印证，一次次的打击。所以他在寻求变，此路不通走彼道，彼道不通尚可回。

　　康梁二人分别代表了两个哲理：不变和变，而谭则是不变与变的转折点。但是在历史长河中，任何形态都只是过往，都将作古，人终究逃脱不了命，人生终究短暂，变与不变在无数的转折点上轮回与前进。

　　本书我觉得最让我意外的一个词就是：当政集团。

　　北京法源寺读后感5

　　陆陆续续读完了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结果颠覆了我对李敖以及康、梁、谭乃至光绪皇帝的认识，同时也对自身的思维方式进行了一次启迪。

　　之前对李敖的印象只是大概知道这个老学者坐过多年牢，话锋犀利，文学功底扎实，引经据典，是一个敢说敢做的人物，但是从来没有认真拜读过他的书，依稀只记得很久之前他写过的《上山上山爱》中的一句话，“清者阅之以为圣，浊者见之以为淫”，现在脑海里只残存了他对白色液体和红色液体的精彩描述，实在是惭愧。最近，感觉自己肚子里面货太少了，所以到处找书单，买书看，恰好买了这一本，读完之后还真有体会，现在就讲讲自己的一些收获与心得。

　　也许是读书太少，对这些历史人物只有模糊的印象，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认识至局限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只认为这些人是试图维新变法来救国，失败之后潜逃至国外的一群知识分子。但是读过书之后，使我对康、梁以及谭嗣同等人的印象有了具象的改观。全文以北京法源寺为主线，以康有为和法源寺方丈李大力的对话开始，最后以康有为和普净的对话结束，前后呼应，以一个个事件来还原了维新变法期间，主要人物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的不懈努力以及慷慨就义，然而文章重点着墨于谭嗣同，中间部分讲的是谭嗣同慷慨就义，执于一死的事件，以此来证明对腐败的封建政府进行变革是死路一条，以此来告诫后来人应该走革命道路。从篇章的安排上，李敖是充分肯定了谭嗣同视死如归，英勇就义，以死明志的大无畏以及侠义精神。文章虽娓娓道来，但是在字里行间，我们仍能感受到先驱们澎湃的热血以及无畏的精神。

　　当然，全文的亮点并不在于故事情节，因为维新变法的故事情节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了然于胸，亮点在于行文之间夹着这大段的对话，有关于佛法的，有关于君臣的，有关于生死的，字字珠玑，法人深省。一段段的精彩对话把李敖的历史和文学功底表现的淋漓尽致，不知道是故意掉书袋还是信手拈来，反正我是被一段段的精彩对话给折服了。印象较深的有几段，一是关于“忠”;一是关于群体与个人的阐述;一是关于“事君”和“事事”以及谭嗣同的死。一是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现一一道来。

　　关于忠：中国传统中，“忠”的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绝对的忠和相对的忠。“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晏子在齐庄公被杀害的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的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的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这段话极好地阐释了“死忠”一词，包括后来的岳飞等人都是死忠，盲目的事君，而于天下大势和民众疾苦于不顾，这进一步加深岳飞保卫大宋，但客观上阻碍全国统一这一历史事实的争议)

　　关于群体与个人：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群体是健忘的、是非不定的、忘恩负义的、残忍的。愈是伟大的民族，愈有这些特色。(这一段话极好地阐释了“乌合之众”这一成语。)

　　关于谭嗣同的死：在日本公馆，梁启超准备逃亡日本，谭嗣同来道别，梁启超想和谭嗣同一起东渡，甚至后面想动用武力强行带走谭嗣同，但都没成功，谭嗣同此时已决定献身了。其实从全文来看，谭嗣同才是文章真正的主角，这不仅因为其性格更加丰满，同时他的死更能把全文推向高潮。谭嗣同表达他的献身想法：“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段话令人费解，难道流血死亡变法就能成功吗?献身是必要的，但是没有意义的献身岂不是愚蠢的?李敖对谭嗣同的死做了一些推测，最适合从谭嗣同嘴里说出的是“血荐”，而更多的对策则放到了后面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的谈话中。谭到底是“死君”还是“死事”还是“血荐”?最后通过对话给出了答案，其实包含了复杂的思考，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自己的死来表明变革的道路行不通，真正的救中国于水火当中的是革命;另一方面则是有感于年轻光绪帝敢于摆脱桎梏，挑战权威，救亡中国的热血，而决定“事君”一回，表达了对光绪帝为人民，为大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