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1944年的暮春时节，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他的历史散文《甲申三百年祭》。选择这个时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正是在1644年的暮春时节，闯王李自成杀进了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立国276年的明朝灭亡了。所以《甲申三百年祭》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文章立刻引起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将其列为整风文件，并多次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因此而扬名，但人们也因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固定印象：文章主要是在总结农民起义军因为骄傲而失败的教训。

　　前段时间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却有了一点新的感悟：文章不仅总结了李自成的教训，实际上更是如作者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是在总结明亡的教训。

　　明亡的教训现在看起来，也还让人不胜唏嘘。崇祯登基后的明王朝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外有努尔哈赤的后金虎视眈眈，内则是连年的旱灾、蝗灾，闹到了“人相食，草木俱尽”的程度，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已成燎原之势。对朝廷来说，要御侮，要救灾、要“剿寇”，提供这些“公共产品”都需要钱。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郭沫若写到：“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这位名叫李琏的武生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也就是说，让富人出一点钱。

　　用今天的话说，李武生的观点显然是属于“极左”、“仇富”的，结果遭到了“主流公知”的强烈反弹。皇帝身边的大学士钱士升便上书崇祯，说李武生“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总而言之，不能仇富，不能向富人开枪，不能搞民粹主义，否则的话就会“大乱自此始矣”。

　　皇帝当然是害怕“大乱”的，何况钱士升的资历和专业水平，也不是李武生所能够相比的，所以他的建议也就被搁置了。三百年后，郭沫若仍然为崇祯犯下的这一错误扼腕叹息：“‘搜括臣宰’的目的，在李武生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助饷’吧?因为既言到兵与荒，则除足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

　　富人的钱不能动，皇帝自己舍不得出钱，“剿寇”又是火烧眉毛的事，不能稍缓。怎么办?只能是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明末清初的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中说：左良玉(明朝大将)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因为朝廷严重拖欠军饷，士兵还要卖命打仗，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当然，用这样的兵来“剿寇”，只能越剿“寇”越多，终于进了北京，反而把皇帝给“剿”了。

　　虽然在郭沫若看来，李武生是“很有政治的头脑”，但他这个建议还是彻底得罪了当时的“士大夫”们。当时崇祯为了故作姿态，一面采纳了钱士升的理论，一面也对钱进行了“切责”。但郭沫若发现，“当时一般的士大夫都左袒钱士升。钱受‘切责’反而博得同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辅臣不过偶因一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命’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而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人，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士升的。”

　　郭老的眼光是很准确的。崇祯自杀之后，这些士大夫们并不为他“死节”，而是热衷于当李自成的“大顺”朝的新贵。明朝遗民写的《小史》记载，李自成手下的将军李岩和军师宋献策在北京街头曾经“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不解“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实际上，在清兵入关后，这些人很快又成了“大清”朝的新贵。看来，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则无论国号是“大明”、“大顺”还是“大清”，无论皇帝是姓朱、姓李还是姓爱新觉罗，他们都不是很在意的!

　　一晃明朝已经亡了372年了。无论是李自成因为骄傲而功败垂成，崇祯因为被人误导而招致覆灭，都已经是历史长河中的既成事实，不会因为我们的惋惜、愤怒和悲伤而改变，最重要的我们应该能够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幸的，因为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评《甲申三百年祭》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2000字

　　朝代更迭，治乱兴衰，本是自然规律，但一个政权被推翻，再加上一个悲情皇帝的黯然谢幕，将近三百年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大明王朝逝去，终究让人唏嘘不已。

　　《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回顾了明朝的兴亡得失，李自成打江山曲折历经最终功败垂成的原因。当时毛主席阅后高度重视此文，把它当做历史教材刊发给全党干部群众。让大家深刻吸取这里面的成败得失，从而为我党所用。一年后黄炎培先生提出了“周期律”的说法，毛主席找到了对策，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只有人人负起责来，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从古至今，人类筚路蓝缕，文明薪火相传，进步最快的是物质文明，而进步最慢的却是人心。读史书可以看到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将决定人物的最终归宿。

　　明末风起云涌，不少史书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通过了解阅读相关的资料，我仔细品读了崇祯帝，他从开始的隐忍，到清除魏忠贤的果决，成功后的励精图治，错杀袁崇焕的痛心，民变时的用力过猛，城破时的绝望，一步步走上了一条悲情的路线。客观地讲大明王朝的悲剧不是完全由他造成的，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环境原因，但他作为大明王朝的CEO，却不得不负全部的责任。他曾经愤愤地说过：“诸臣误我!文臣皆可杀!”《左传》云：“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意思是：桀和纣怪罪他人，把责任推给别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

　　李自成被逼无奈走上了一条下岗再创业的道路，从最初的小跟班做起，十八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几次命都快没了，终于熬出了头，建立了大顺王朝，为自己设下了安乐窝，就蒙头准备睡大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山没有坐稳就要贪图享乐，这是注定是悲剧的结局。这也是农民出身的他性格使然——小富即安，不图更大的梦想。革命，从来就不相信眼泪。

　　掩卷沉思，大明王朝沉浮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命运的缩影，这段历史有跌宕有兴衰，有悲壮也有磅礴，都让人感到无奈与震撼，留给我们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索。

　　当今中国，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社会上道德败坏的现象却频频发生，这都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危机的体现。历史人物总是在改头换面以另一个名字出现在某个时间段。从当年的刘宗敏张献忠贪财，到近期落马的数名贪官就说明了在金钱和人性的考验面前，他们是灵魂的溺水者。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的隐患也许就是将来致命的打击。

　　用什么来拯救道德危机呢?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或许会有一种全新的诠释，带给我们更多启迪。近期开展学习中央八项规定与反对“四风”活动，其实，读史也好，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最终目的是要敦促党员干部自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国家长治久安做出自己的贡献。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它能启迪今天，也会影响未来。它能让我们在理性思索中前行，能在艰难蜕变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