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刑事申诉状范本

　　2016年最新刑事申诉状范本1

　　申诉人：程某某。

　　委托代理人：姚万朝，河南英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申诉人因被告人刘某某、邵某某强奸一案，对某某县人民法院(xxx8)宜刑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某市中级人民法院(xxx9)洛少刑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撤销某某县人民法院(xxx8)宜刑少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书、某市中级人民法院(xxx9)洛少刑终字第9号刑事裁定书。

　　2、判决被告人刘某某、邵某某无罪。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认定被告人刘某某、邵某某犯强奸罪，轮奸受害人张某某，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原审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刘某某和邵某某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奸张某某，轮奸之说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

　　1、张某某亲属的报案材料和公安机关对张某某本人的询问笔录不能证明二被告人对张某某实施了强奸，该言辞证据夸张虚假，令人产生合理怀疑，且没有其他合法证据印证支持，不能使人确信刘某某对张某某实施了强奸行为，以及邵某某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奸了张某某，邵某某与张某某之间的性关系行为违背了张某某的意志，侵犯了张某某的人身权利。

　　2、被告人刘某某与邵某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互相矛盾，特别是在谁先与张某某发生性关系，谁后与张某某发生性关系的基本事实问题上，二被告人的说法截然相反。在没有确实充分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原一审判决错误认定刘某某在先，邵某某在后强奸张某某，二审裁定草率维持一审判决，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3、二被告人供述中所谓的刘某某脸被咬伤，窗户玻璃被蹬烂，没有物证、书证证据证明，公安机关没有收集固定相应证据。在没有其他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刘某某与张某某在案发住所内是否发生了争执，因为什么发生了争执，无法认定，更不能据此认定刘某某强奸张某某。邵某某与张某某事前熟悉，且存在相互好感的少年恋爱关系，即使认定邵某某与张某某之间发生了性关系行为，但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证明该性行为系邵某某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违反了张某某的意志。侦查卷宗中没有邵某某强行实施奸淫的证据，法庭上邵某某的供述系年龄幼小盲目顺从庭审讯问的结果。

　　4、事前“商量”不存在，事中的同谋更不存在。在涉及本案重大问题的二被告人共谋商量和邵某某在门外等候并进屋后威逼强奸张某某上面，原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弄不清商量和等候、威逼的关键事实情节，扑风捉影、含糊不清。纵观整个卷宗，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二被告人事前“商量强奸”，唯一的一个“商量”证据是刘某某在公安机关第二次讯问笔录中提及，该供述明显具有逼供嫌疑，且属于孤证，不可采信。庭审中，二被告人不约而同地供述根本不存在事前商量。刘某某对于邵某某与张某某在案发住所做了什么不知，邵某某对于刘某某与张某某在案发住所做了什么也不知。张某某当夜在案发住所住下，是张某某自愿同意，不存在二被告人强迫硬带张某某住宿的问题，更无任何一处证据支持此说。关于事中同谋，就是所谓的在刘某某出门后所说的一句话“再不好好的，打死你。”首先不能确定刘某某是否究竟说过这么一句话，其次，即使有，在所谓的刘某某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仍不能强奸张某某的情况下，在刘某某已经出门以后形不成人身威胁的情况下，怎可能捕风捉影地推定，一个比刘某某年龄、体格小很多，且与张某某熟悉、关系要好的邵某某，仅凭所谓的刘某某出门时“再不好好的，打死你”的一句话，就顺利成功地强奸了张某某?不符合常理，令人怀疑!邵某某在屋外等候和在房中对张某某威逼之说，属于无稽之谈，整个卷宗和庭审笔录中找不到邵某某等候、威逼的一点点证据，倒是侦查机关询问徐某某的笔录表明，案发时间过后，张某某寻找邵某某玩耍，能够间接证明邵某某与张某某之间的性关系行为不违背张某某的意志，不存在强奸。

　　5、本案的真实情况是，在刘某某、邵某某、张某某和徐某某从仁和饭店吃完饭回到刘某某住处以后，刘某某出去买东西，徐某某回去睡觉，邵某某征得张某某同意，安顿好张某某在刘某某住处住下，准备出门，张某某劝住不让走，称一个人睡觉害怕，要求邵某某陪着睡。(张某某行为放荡不谨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然案外人卫某某不会提议找素不相识的张某某来玩耍。)两个熟悉且存在着恋爱关系的人，一个17岁少年与一个16岁少女自愿上床睡觉，同床而眠，欲火难奈，何谈强奸?对于邵某某与张某某之间发生性关系，刘某某事前不知，推门时才知道。刘某某不知他们二人完事后到哪里去了，回来后，邵某某已经不再住所，刘某某产生犯意，意欲与张某某发生关系，在张某某反抗并哭泣时，邵某某与赵某从前面门店过来哄哄她，强奸未能发生。在邵某某进屋哄她，赵某在门外等候时，刘某某开门外出，与赵某一起到前面修理门店去了。第二条天快亮时，邵某某已经回家，刘某某叫上赵某送张某某回家。之后张某某亲属报案，但是张某某仍然找邵某某玩耍。

　　二、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刘某某、邵某某在被羁押期间，被公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逼供情况具体确定，该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应予排除。

　　1、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在侦查工作实务中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该种现象越来越隐蔽，难以取证，弱势一方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难以保存和获取证据证明。有鉴于此，《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不愿自证其罪是人性的本质要求，然而在本案中，二被告人随着侦查机关讯问的逐步深入，越来越自证其罪，邵某某在第三次供述中称“刘某某捞着她不让她走，后来刘某某叫我捞着她不让她走。”“刘某某对我讲‘你不要进去了!’”“刘某某出门后对张某某说‘再不好好的，打死你!’”。刘某某在第二次讯问笔录中称“因为我们刚开始就商量好了，他俩进屋后，邵某某就走了。”笔录表明，被告人越来越自证其罪的背后隐藏着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

　　2、申诉人委托的代理律师在监狱会见被告人刘某某和邵某某的会见笔录载明，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对二被告人实施了刑讯逼供。在某某县刑事侦察大队北数第二间讯问室讯问刘某某时，侦查人员自说自记，讯问完毕，刘某某看笔录时发现笔录的记载与他自己所说不一致，遂不签字。侦查人员就用抹布套住刘某某的手勃子，戴上手铐，用讯问室门后的钢管将他的腿担到桌子上逼他签字，刘某某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在笔录上签字。事后刘某某将情况告诉了检察院的人员，他们说无法认定。侦查人员在刑侦队讯问邵某某时，令邵某某跪在他们面前，用手铐将他铐在床上，用拳头捶击他胸口，用脚跺他后背部。当邵某某所说的情况与他们记的情况不一致时，侦查人员就打他逼他承认。此情况表明，该讯问笔录属于非法言辞证据，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侦查卷宗的记载表明，不论是讯问二被告人的讯问笔录还是询问证人的询问笔录，在讯问人(询问人)一栏，均为事后填写的姓名，填写的笔迹与笔录记载的笔迹完全不一致，差别极为明显，包括字体、字迹、笔墨颜色(笔录的记载是黑色，填写的签名是蓝色，字迹书写不同)都不一样。申诉人有理由认为，这些笔录不是出自侦查人员讯问所得，而是他人讯问，其他人替代签名，侦查讯问(询问)主体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来源不合法，应予排除。

　　三、邵某某涉嫌犯罪时不满18周岁，提起公诉审判时不满18周岁，开庭审判时刚刚过了18岁生日3天，审判时无法定代理人和指定辩护人在场，违反法定程序。

　　1、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是我国当代刑事司法政策，缺乏程序保证的公正是最大的不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应当指定辩护人、通知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到庭以及相应的工作有明确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关于提起公诉和审判的规定，联系到本案，申诉人认为，法院审判应当从某某县人民法院收到某某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时开始，而非开庭审判之日为法院审判时间。本案开始审判时，被告人邵某某不满18周岁，某某县人民法院应当通知邵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到庭，并为邵某某指定辩护人，不应故意拖延到邵某某满18岁生日时开庭审判。然而，本案开庭审判之日邵某某刚刚过了18岁生日，申诉人有理由认为，某某县人民法院是为了规避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而故意选在邵某某刚刚满18周岁生日时开庭，为此不惜损害邵某某的合法权益。因为开庭审判前，邵某某不满18周岁，一审法庭应当为其做大量的工作，如通知法定代理人、指定辩护人，庭前会见邵某某，进行社会调查，等等。选在邵某某满18周岁以后开庭，则这些工作都可以省略掉了。一审法院的工作是省略掉了，但是邵某某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了……。法院是国家意志和公平公正的化身，法院应当尽最大可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才符合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优先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刑事诉讼原则。

　　2、由于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损害了被告人邵某某的合法权益，致使年幼害怕、孤独无助的邵某某在庭审中一概无原则地承认指控，配合法庭审判，认罪伏法，连累被告人刘某某。类似此类强奸重罪案件，不要说未成年的邵某某，就是一般的成年人，面对强大的公安机关和威严肃穆的法庭，不得不紧张害怕，只能“老实交代、供认不悔”，倒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如累犯、惯犯，可能不会紧张害怕。众所周知已经曝光的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等冤案错案无一不是强大威严的公安机关和法庭威逼“老实交代、供认不悔”的结果。因此，原审判决和二审裁定违反了法定程序，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二审疏于审查，错误维持。恳请贵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再审，判决被告人刘某某、邵某某无罪。

　　此致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程某某

　　2016年最新刑事申诉状范本2

　　申诉人：张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母，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aaaaa.

　　申诉人：肖某某，系在监执行刑罚犯罪分子肖某之父，56岁，汉族，农民，住某某市某某街道办事处某某村，身份证号为：bbbb.

　　申诉人对(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据以认定犯罪分子肖某在某某服装大世界行窃的证据不确实、充分，对该项盗窃罪应当依法撤销;关于xxx8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再审。

　　事实与理由：

　　一、关于(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对肖某在招远服装大世界所犯盗窃罪之认定情况。

　　1、本案存在如下诸多疑点：

　　(1)既然认定肖某采取撬门之手段进入服装店，那么，肖某是采用什么作案工具撬门进入服装店呢?案发后该工具藏匿何处还是抛弃?公安机关没有取得该作案工具之确凿证据，在对于认定盗窃罪至关重要的撬门作案工具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的前提下，何以对申诉人认定盗窃罪?

　　(2)既然认定肖某雇车将部分服装拉至家中，那么，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何时运输等本案重要证据应该在刑事侦查中予以查实，但是，对此重要证据公安机关未予查明。尤为重要的是，(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窃取某某市服装大世界服装660件套，那么，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如此数量之大的服装盗窃案件，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从某某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660件服装，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案发当晚，窃取660件套服装后是直接联系车辆运送转移至他处隐藏还是直接雇佣车辆运送至其母亲张某处?上述案件事实在(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与本案具重大关涉的上述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清，如此一来又怎么能轻易对肖某定罪处罚呢?

　　(3)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xxx7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而步某所述在xxx7年12月中旬肖某未到过台球厅，该证人证言对认定申诉人涉嫌盗窃服装一案无任何价值。当下国家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员流动量大，步某作为台球厅老板，其不可能准确记住每一位来台球厅打台球消遣的顾客。这里存在步某记忆错误的可能，不排除肖某当时确实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但是步某却无法清楚记住。反之，即使当时肖某确实没有到过步某开设的台球厅，对于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的服装于xxx7年12月13日晚上被盗有何价值?充其量证实肖某在撒谎，即便如此步某之证言也不能作为据以证实肖某实施盗窃服装之证据使用。

　　(4)证人张某(肖某之母)证实肖某于xxx7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后其将部分衣服赶集卖掉，得款5000元。该证据仅能证明肖某于xxx7年12月的一早上将300余件服装送回家，并不能证实该服装系肖某盗窃所得。且张某所卖服装是什么品牌、男装还是女装、老年人服装还是童装，该服装是否与某某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的品牌相同或类似，公安机关未予查实。与此相联系的是，(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且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而肖某母亲张某将300余件服装出卖后仅获取5000元。张某作为一位常年从事服装买卖生意的生意人，其出售服装一定要挣取最大利润。既然300件套服装只卖得5000元，何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660件套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774元?如若张某某明知其所卖的300件套服装系赃物，可能存在急于脱手、低价贱卖之问题，如此一来，张某触犯销赃罪。如若张某对所售服装不知道是赃物的情况下，那么，张某出售服装一定是抱着赚取最大利润之目的，不会轻易贱卖该300件套服装，据此算来，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之损失应为10000元左右，而不是30774元。既然如此，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经济损失30774元是依据什么鉴定得来?众所周知，盗窃数额关涉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与否、罪行轻重，在没有查得赃物的情况下，能够仅仅依据受害人报案所提供的损失数额作为本案定罪量刑之证据么?这显然系草菅人命!

　　(5)证人宋某、潘某系什么身份?(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没有明确载明。据该判决书可以推断，证人宋某、潘某系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雇工，该二人之证言仅为“他们的店铺在某某市影剧院，xxx7年12月31日晚被盗窃过”，在已经存在被害人陈述即“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xxx7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的情况下，宋某、潘某之证言与本案关涉不大，或说系证据简单罗列的产物。

　　(6)证人夏某的证言尽管系依其对肖某之了解所述，但并不能否认肖某做过服装生意或一直在从事服装生意的事实。首先，肖某自初中毕业后便一直跟随其父母从事服装买卖，因此熟知服装行业之经营，不排除其发现可以赚钱的良机而随时经营服装生意的可能。其次，肖某与证人夏某当时系恋爱关系，在恋爱期间伪装、夸大自己是当下很多人的本能所在。即使肖某实际从事服装生意，但为在女友前夸大自己而谎称从事另一为其女友偏爱的职业的可能性很大。

　　(7)本案之关键人物王某某未查实，此为认定肖某是否成立盗窃罪的关键。时下，东三省的公民南下经商、打工的比比皆是，由此引发的牵涉东三省公民的刑事案件的数量也日渐增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步某开设台球厅，到其处只须交费就可打台球而无须通报姓名甚或出示身份证，且若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仅去过1次或2次台球厅，台球厅的流动人员如此之多，步某也无法记清每一位来此玩台球消遣的客人。那么，是否存在化名为王某某的犯罪嫌疑人在盗窃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后转手将该赃物转卖给肖某的可能?如果本案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服装确系王某某所为，那么，肖某明知系赃物而购买予以销售之行为应该触犯销赃罪。但是销赃罪之刑罚与盗窃数额30774元之刑罚显然差异巨大，若因人民法院没有查清本案事实，将原本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的犯罪行为而以盗窃数额巨大的盗窃罪予以处罚的话，显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冤假错案!

　　(8)在某某影剧院服装大世界玻璃门上的肖某左手环指指纹是本案用以认定肖某盗窃罪的最重要的物证，是直接证据，但是公安机关未指明是一处指纹还是多处指纹?涉案指纹位于玻璃门的什么位置?某某服装大世界作为对外销售服装的服装店，每天人流如梭，不排除肖某作为顾客到该店观摩、挑选服装或商谈价格之可能，其在玻璃门上留有指纹实为正常。如果失窃受害人居住于居民楼，此时若失窃受害人之被撬门上存有肖某之指纹的话，在排除肖某与失窃受害人熟悉或与失窃受害人所居住的住宅楼之住户有其他业务联系的前提下，该指纹完全可以作为认定肖某盗窃的直接证据。然而，本案失窃受害人所开设的某某市服装大世界系公开招揽顾客之店铺，营业期间人来人往，其玻璃门上难免留下众多顾客之指纹。肖某作为顾客完全有权随意进入而不免在该玻璃门上留下指纹，仅以该指纹、辅佐其他价值不大的证人证言就可对肖振海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么?设若如此，则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9)本案中缺乏所谓的失主指认赃物之重要环节，而仅存“被害人陈述，“失主张某、张某卿的证实，xxx7年12月13日晚上，他们的服装店被盗各类服装计660件套”，且不是以失主向某某市公安局报案后公安机关的勘查结论出现，严重缺乏合理性、科学性。

　　首先，服装店遭受如此重大损失，依据常理，应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前往勘查现场、评估损失。某某市公安局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没有体现损失评估或受害人所报的损失情况。

　　其次，在公安机关扣押相关的赃物(在肖振海家中未卖完的衣服)后应该履行让失主前来指认的手续，即确认是否系本案失主丢失的服装;应该将扣押的赃物封存，但是，刑事判决书中没有体现。

　　最后，即使经失主前往指认公安机关扣押的赃物与其丢失服装相同或类似，也并不能由此就确认此系失主丢失的衣服，毕竟作为商品服装系种类物，服装生产厂家所生产的该种类服装销往全国各地，绝非本案失主有独自经营许可。

　　2、由以上分析可知，肖某所涉盗窃服装案，除了肖某在玻璃门上所留的指纹、肖振海母亲张某所贩卖的服装与本案相关性较大外，其余的证据与本案相关性甚小，无法形成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

　　首先，所谓歩某和夏某之证言对于公诉机关而言显然是用来证实肖某撒谎的证据，即肖某无法证实在案发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自己的动向，进而推定肖某存在作案的重大嫌疑，也就是落入了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无罪的巢壳，这与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实犯罪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相违背，因此，该两证人证言不存在证据价值。

　　其次，证人宋某与潘某系失主张某、张某卿之雇工，尽管张某、张某卿之证言作为受害人、宋某与潘某作为证人出现，该四人之陈述在刑事证据上之价值等同，也就是证实服装店被盗而已，但对于本案定罪无其他价值。将该四人之陈述在判决中罗列，只是给人一种简单罗列证据以便形成“证据充分”的假象而已。

　　再者，对于案发当晚肖某是何时实施的盗窃作案?多达660件套的服装是怎样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转移出去?是否系肖某一人独自完成?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嫌疑人?肖某所供述的王某某是否真有其人?肖某所雇用谁的车辆?车辆牌号?何人驾驶?运输过程?等本案定罪最为关键的重要证据未予查实。

　　由此，据(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所示有关服装盗窃案之证据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结论：其一是肖某犯销赃罪;其二是肖某犯盗窃罪;其三是肖某无罪。根据《刑事诉讼法》之精神、原则，在无法认定肖某触犯盗窃罪或是销赃罪，根据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应当判决肖某无罪。

　　刑事案件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欲判决犯罪嫌疑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刑法要求司法机关就案件事实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甚或时下“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严禁臆测、推断。本案存在如此之多的重大疑点，况且肖某至今也不承认其实施了某某市服装大世界之盗窃案，在上述疑点没有查清、无法排除的情况下，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就该(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盗窃服装一案，应该改判肖某无罪。

　　二、关于xxx8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原审将该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款规定的适用法律错误。

　　对于该案，肖某实施盗窃行为后，因被发觉而逃离盗窃现场，其后肖某对失主实施的暴利行为不具有“当场”实施之特征，对此，不应认定肖某之行为转化为事后抢劫罪。

　　事后抢劫的客观要件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在刑法理论中，对事后抢劫的当场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事后抢劫的成立与否。这里的当场，一般是指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现场，但又不局限于现场，还包括当场的延续场所。例如，在耳目所及的注视下的追捕过程，也视为当场。因此，当场的认定必须具有场所之密接性。所谓场所之密接性，因不以实施盗窃或抢夺者尚未离去现场为限，即已离盗窃场所而尚在他人跟踪中或在脱离追捕者之视线以前，仍不失具有场所之密接性。但是，嫌疑人实施盗窃或抢夺离去案发现场后，行至中途始被撞遇，那么，该中途已经不具有场所之密接性，自不得谓为当场。

　　本案中，(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中载明，“…被告肖某见事情败露，趁机携数码相机和电脑主机向东逃跑。失主闫某驾车赶到现场时已经不见肖某，便与装卸工一同驾车追赶，在离盗窃现场约1000米的某某市某某食品公司门前处，装卸工指认了小偷，闫某下车抓捕，被告人肖某用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捅伤闫某的左腹部后继续逃跑。…”。据此可知，肖某在盗窃败露后已经逃离盗窃现场，已经不在失主等抓捕人视线之内，失主等抓捕人也不知道申诉人逃离至何处，是失主等抓捕人在抓捕过程中在离盗窃现场多大1000米的地方偶然撞见肖某后实施的抓捕行为，肖某此时此地对抓捕人实施暴力侵害的，已经不是事后抢劫之当场，因而不能对肖某以事后抢劫罪定罪处罚。肖某暴力侵害抓捕人构成如故意伤害罪等刑法相应犯罪的，应该以该相应罪名定罪处罚。

　　综上，就某某市服装大世界失窃一案，(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成立盗窃罪属于证据不确实、充分，按照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应该认定肖某无罪;对xxx8年1月8日肖某所涉盗窃及抢劫案件，(xxx8)某某刑初字第13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肖某构成抢劫罪显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恳请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再审，以便查清本案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肖某所涉案件得到公正处理。

　　此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xxx1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