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为什么说《诗经》“思无邪”？

孔夫子为什么说《诗经》“思无邪”？

　　大多数民族的文学都有始发站，例如欧洲文学的始发站是《荷马史诗》，中华民族文学的始发站则是《诗经》。

　　《荷马史诗》讲故事，是叙事诗。故事的主角是英雄和奥林匹斯诸神，在一场因为美女海伦而引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人与神的意志和力量充斥其中。

　　《诗经》讲感情，是抒情诗。主角从贵族到牢骚满腹的小官吏，到小清新文艺男女青年，乃至征夫游子，都有机会露脸。

　　中国人重感情，所以中国文学也是从感情出发的。

　　感情起点：

　　“思无邪” 不虚伪 不掩饰

　　中华民族是一个纯真质朴、不虚伪的民族，绝不无病呻吟，也不故作高雅，很接地气。这一点在文学里表现得很充分，在文学的源头——《诗经》里表现得更为充分，可以说规范了中国文学不做作的特质。

　　这个特质是《诗经》的编辑孔子概括的。有人问，《诗经》有什么特点，请用一句话概括。孔编辑很有信心地告诉他：“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句话记载在《论语·子罕》里，其中的信息量可大了，后面的学者为了解释它，费了老大的劲，但概括起来无非是艺术上和思想上的。

　　思想上，没有歪邪之见、纯正。“思”本是个语气助词，没什么实质意义，但被孔子赋予了“思想”、“念头”的意思。朱熹说：是要让读《诗经》的人没有邪念。

　　清朝嘉庆时的学者刘宝楠在《论语正议》里说：“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归于正。”就是要防止思想歪斜不正，要规范人回到正道上来。

　　好的诗，当然要引人走正道，这是属于思想上的见解，但《诗经》毕竟是文学作品，还要有文艺范，如果从这个角度解释，该如何呢?宋朝理学家程颐解释得很给力：“思无邪者，诚也。”就是说，诗歌这玩意，要表现真性情，假不得，做作不得。

　　孔子为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真实，千万别以为他是迂夫子、道德家，虽然他说郑国的歌曲有点放荡过分，“郑声淫”，然而，这不影响他将21首郑国的民歌选入《诗经》，例如郑国的小男女偷偷欢会的场面，并没被孔子删掉，都一五一十地收入。

　　编辑是真实的，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诗歌就是真实的，中国文学沿着这条真实的路径走下去，当然也是真实的。将“思无邪”朝这个思路理解，更能看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实面目。

　　这部经典真实到将贵族男子的单相思刻画得丝丝入扣，居然还放在篇首，这就是最有名的《周南·关雎》。对于这首诗的写作意图，早期的《毛诗序》解释得挺“高大上”的，说是宣扬“后妃之德”，是贵族夫妇效仿的家庭范本。

　　不过，从直接的字面压根看不到这种“高大上”的色彩。我们只看到一个害了单相思的男子，追靓女不得，只好对着河边的水鸟和河里的水草发呆，接着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做梦都在延续追靓女的念头，“寤寐求之”，“辗转反侧”。

　　这还没完，更进入幻想状态，想开音乐派对来讨好心中的女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这个追女神不得的文艺小青年，其害单相思的画面真实得不能再真实了，孔主编居然把它放在头版头条，而且一放就是两千多年，后人不敢动它丝毫。

　　揣测孔子这么安排的意图，说是要促进家庭和睦，标榜淑女品德。确实如此，但往更深里说，和睦的家庭来自于真挚的感情，感情上接地气，家庭才和睦。 总之，要真实，不能说教，孔子的高明，就在这里。

　　人气起点：

　　从贵族到平民都能露个脸《诗经》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的基础是真实的，接地气，以广大的社会群体为描述对象。

　　西周的贵族、牢骚满腹的小官吏、田间采桑的农妇、拿着货币去集市买丝的城市平民乃至在林场伐木的.奴隶都有机会露脸，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所谓“饥者歌其事，劳者歌其事”，“饥者”和“劳者”就涵括了广大的基层群体。

　　例如为工作奔波的齐国小官吏，那画面简直不是一般的生动，那心情简直不是一般的深刻，“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这位仁兄似乎一直处于紧急战斗状态，天还没亮就去上班，慌乱之中，把衣裤都穿颠倒了。为什么狼狈成这样?就是因为老板催得急。吐槽之中，带着浅浅的喜剧色彩。瞧，多么真实的工作状态，搁现在，可以拍一部叫做“齐囧”的电影。

　　当时老百姓的家居条件如何?看看小蟋蟀就知道了。这段描写太接地气了，作者没去周朝农村蹲过点是写不出的：七月的时候，蟋蟀在野外;

　　八月的时候，蟋蟀在我屋檐下;九月的时候，蟋蟀入了俺家的门;十月的时候，小蟋蟀钻入我家床底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快过年了，农家又关门塞缝熏老鼠……这些是何其丰富而真实的生活场面啊。

　　就算是写贵族，也带着浓浓的平民色彩。西周的始祖稷，曾是尧手下的农业部长，算是大官吏，但在《诗经·大雅·生民》里，却是一名乡土味颇浓的农业专家形象。这小子是个弃儿，自小就会种庄稼。种豆子，豆子茂盛;种禾穗，禾穗沉甸甸，“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烘托出这位西周始祖形象的，不是辉煌的殿堂，而是一大片丰收的庄稼，一大片肥沃的田野。《诗经》就是这样的饱满而实在。

　　真实性来自于广泛性，西周、东周时期广泛的民众是真实的，决定了《诗经》是真实的，从而决定了中华文学的源头是真实的。

　　《诗经》是真性情的，中华文学也是真性情的。李白为何成“诗仙”?因为他有真性情，感觉一时彷徨的时候，呼天抢地，拔剑击柱，千金散尽……性情有多真实，他的诗歌就有多真实。而人们喜欢的正是这样真性情的才华。

　　情绪平衡点：

　　既宣泄情绪又平和心灵

　　当然，文学光有真性情还不完美，也需要有节制，感情上不能走极端，表现形式上要含蓄。例如李白的诗，“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极其悲凉，可是，在诗的收尾阶段，还是走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积极境界。

　　在表达失望的情绪时，既直白，又含蓄，只说“明朝散发弄扁舟”，哥我明儿要披散头发坐船浪迹天涯，其实未必是真的坐船走人，而是放逐自己的情绪。

　　李白的这种风格，其实就是《诗经》的风格。还是以《关雎》为例，那位文艺男青年尽管思念心中女神到了难以入眠的地步，但也不会像少年维特那样一枪把自己解决掉，有深度有真心的爱情不是一锤子买卖，要拿命去换，而是要有文艺范。

　　于是就展开美好的想象，“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含蓄，就是《礼记·经解》里说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尽管清朝的袁枚怀疑这不是孔子的本意，是汉朝人硬塞进去的，但确实也道出中国诗歌的特点：温和厚道，不说白了，不说狠话，含蓄地表达。

　　《论语·八佾》里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和哀伤都不过度，这决定中华民族既是一个真性情的民族，也是一个理智的民族。文学亦然。

　　所以，中国历代以来的诗歌，既是散发宣泄情绪的，也是稳定平和心灵的。这个尺度，就体现在“诗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几个字里，所以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人生空间是有弹性的，经得起挫折，受得了失败，事业可以失败，人格却不失败。

　　《诗经》，确实不失为中华文学一个辉煌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