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

《诗经》日藏古本的文献学价值

　　日本所藏《诗经》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诗经》古抄本，日本藏《毛詩正义》单疏本、南宋十行本，及其江户时代和刻活字本等，多存《诗经》古本风貌。

　　《诗经》今存写本，以敦煌石窟所见卷子为最古，皆唐以前人手写，大有裨于《诗经》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古代流传于日本之唐抄本和日人所书写之抄本数通。唐人抄写而自唐传入日本的抄本，学界称为唐抄本。同时，还有日人抄写而与唐抄本密切相关的抄本。[1]其中静嘉堂藏《毛诗郑笺》20卷、龙谷本和清原宣贤手抄《毛诗》等皆很完整。[2]《诗经》之古印本，即最古之宋本，国内当数国家图书馆保存之两种，余则不存;而日本今尚存宋绍兴九年所刊《毛詩正义》单疏本[3]和南宋十行本，即《附释音毛诗注疏》[4]，前书列入日本“国宝”，后书亦列入日本“重要文化财”。日本江户时代活字本中的《毛诗》白文与《毛诗郑笺》，多以保存旧貌为己任，亦有理应珍视者。

　　清人严可均于《铁桥漫稿》卷八言：“书贵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阅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绝佳处，略读始能知之。”[5](书宋本后周书后)《诗经》之古写本印本，唐抄宋椠，珍如珙璧，一旦散佚失坠，无以挽回，访书藏典之事，可谓大矣!其真价，固不当以藏于海内海外相议，而海外传者，得之不易，亦常令学子“望洋兴叹”矣!

　　笔者执教鞭于东瀛，欲聚古文旧书，幽搜讨寻，不遗余力，而犹致力于《诗经》古本之集揽。每得一通，或倾囊相购，或远借摄影，或托友人复印，或翻为楷书，历数年，所知古写本、印本，大体到手。

　　以上《诗经》日藏资料，既为研究日本诗经学之基础材料，如与国内研究相辅相成，又于拓展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有所启发。笔者陆续发表各本研究论文，又撰此短文，论其文献学研究之前景，以明飘零它山之故叶归根之意也。各种写本、印本，价值自然不尽相同，此不详论，仅言其大要而已。

　　一、考经文

　　《墓门》二章“歌以讯之，讯予不顾”，戴震《毛郑诗考证》谓“讯”乃“谇”字转写之讹。安徽阜阳汉墓出土《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静嘉堂本《毛诗郑笺》、足利乙本等抄本“讯”皆写作“”，即“谇”之俗字。盖“”与“讯”字形相近，遂被误认作“讯”。

　　《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韩诗外篇两引此文，并作“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逝彼乐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国。适彼乐国，爰得我直。”诚如岛田翰所言，此乃因为叠句，从省不书，止于“逝彼乐土”各字下，各加重文号，展转传写，遇脱“适彼”二字下重文号，于是浅人又妄加“乐土”二字，改作“乐土乐土”也。[6](P123)

　　岛田翰又引原出于高山寺之新井政毅藏书卷子本《毛诗》(狩谷掖斋所旧收)，此处旁记“古本作‘逝彼乐土、适彼乐国’者”云云，与《韩诗外传》所引同。而顾野王真本《玉篇》引首章，亦作“逝彼乐土”。岛田翰并引《中谷有蓷》篇叠“慨其叹矣”两句，《丘中有麻》篇叠“彼留子嗟”两句句例相同者以为旁证，遂得出结论，谓不独韩婴所传，乃虽《毛诗》固如此。考日本现存《毛诗》抄本，此类例证并不罕见。

　　《小雅·车攻》：“建旐设旄，薄兽于敖。”唐石经、宋小字本、相台岳氏本都相同。薄为语词，敖为山名，据文意，兽当为动词。而《郑笺》云：“兽，田猎搏兽也。”惠栋《九经古义》：“上‘兽’字亦当为‘狩’。《考文》古本作‘狩’。”惠栋以日本山井鼎所撰《七经孟子考文》之说为证据，说明“兽”当为“狩”，意正顺。而阮元《校勘记》又吸取了惠栋的看法，曰：“《九经古义》云，《水经注》引云：‘薄狩于敖’，《东京赋》同。”段玉裁赞同惠栋云：“‘薄狩’，《后汉书·安帝纪》注及《初学记》所引皆可证。”这是利用日本古写本校勘的一个好例子，因为这里提到的“《考文》古本”正是指足利学校所藏古写本。

　　近读《阮元评传》，见提到此例，作者评论说：“郑玄没有查考《考文》古本，而望文生义，显然是错误的。”[7](P340)作者意在指出郑说不当，而又怪罪郑玄未能查考《考文》古本，看来作者似不知《考文》古本在何处，才误以为是郑玄可查考之书。作者非专治《诗经》之学者，固然不必深责，而当今治《诗经》者，亦多不知《考文》古本为何指，岂不辜负山井鼎利用足利学校所藏古本校订经籍而写出《七经孟子考文》①的一番苦心?这里所言“古本”，具体而言，当为《毛诗》足利甲本。此本《经》仍作“搏兽于敖”，而《笺》云：“狩，田猎搏兽也。”《毛诗》足利乙本则同今本，经文作“搏兽于敖”。[8]足利本当据宋本所抄或据其改订，故字有同与不同。盖经本作“狩”，郑玄亦据此释词，误不在郑玄，误在后人抄写或刻印焉。静嘉堂本经作“搏兽于敖”，而“搏”字左旁注“薄，本乍”，是古本有作“薄”者无疑也。诚如黄丕烈所言，“抄本书必得彼此参考，方为美善也”[9](P364)，参阅多种抄本，实有益于释疑也。

　　二、考《传》、《笺》、《疏》佚文

　　《毛传》、《郑笺》、《孔疏》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脱误颇多。日藏写本常依照古本校勘宋本文字。古抄本《神乐歌》一卷，原为乐人安倍氏所藏，其纸背书《小雅·韩奕》末二章、《江汉》完篇。疏中“民”字悉作“人”字，乃避唐太宗讳，可定为平安时代抄本。以校闽本、毛本，疏文阙略，讹夺颇多，但《韩奕》第五章孔疏“蹶父”至“燕誉”下，有“此言韩侯”云云198字，乃为佚文。长泽规矩也曾以校十行本、嘉业堂单疏本，益信其为佚文，因叹曰：“予数观古抄本，而其佚文多若是者，未曾见也。”遂以“艺林鸿宝”称之。 [10](P401)今考恭仁山庄藏宋绍兴九年单疏本，亦无此99字，则其为佚文，可信矣。此乃孔疏中最长之佚文，而《毛传》、《郑笺》中之脱误，字句虽短，却于理解其文意多不可或缺。

　　古书遇重文，多省不书，但于下画重文号以识之。后人抄写，时有漏看此重文号而脱重文字句的情况。静嘉堂本《毛诗郑笺》，《经》、《传》、《笺》齐备，堪称完璧，虽多依宋本，然字左右多有据日本传古本校勘之注记，脱误之迹，明白可辨。如通行本《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传》文中的一段话：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静嘉堂本《毛诗郑笺》于“夫妇有别”后右旁注“夫妇有别，四字本无”，意为日本所传，有两种情况，即一本于上一“夫妇有别”后还有一“夫妇有别”，另一本则无此四字。前一本后半当断句为：

　　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各句正构成顶真结构，文意亦顺。据此推断，原文“夫妇有别”四字各字下有重文号，后书写者漏写，只留下一“夫妇有别”，文意大体可通，遂断句时将其后属，后句与前句的关系遂不甚明了，不如有此四字将喻体与喻意勾连明晰。

　　三、考各本虚字之增删

　　日本藏各种《毛诗》写本，“之也”、“矣也”、“也矣”之类极多，此亦与敦煌《诗经》卷子同。京都大学藏《毛诗唐风》残卷《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日月其除。”《传》：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也。除，去也。[11](P2)

　　以上每释一词，均有一“也”字，将各词关系表示得清清楚楚。而今本则作：

　　蟋蟀，蜝也，九月在堂。聿，遂。除，去也。

　　陈奂《诗毛氏传疏》：“聿者，遂之词，为全诗聿字通训也，聿与曰通，其意皆可训遂。遂，亦词也。”[12](P535)具体说明“聿”训为“遂”之理由。今人有标点断为“聿遂除去也”者，固由不明句意之故，而通行本脱一“也”字，至少也让人多费一层思索，减缓阅读速度。后世刻书者为成本计而多删语词，给今人造成不便良多矣。陈澧《东塾集》卷一云：“《毛传》连以一字训一字者，惟于最后一训用‘也’字，其上虽垒至数十字，皆不用‘也’字，此传例也。”[13](校《毛传》“也”字说)敦煌《毛诗》卷子传文以一字训一字者，多施“也”字，已将陈澧之说打破，而日本藏几种《诗经》抄本更进一步验证陈澧所说不确。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已经注意到日本古抄本经注多有虚字。通观其抄本，知实沿于隋唐之遗。即其原于北宋者，尚未尽删削。他还特别提到《尚书》、《毛诗》经注抄本犹多虚字。今合校数本，其渐次铲除之迹可寻。[14](P3)日本古代《诗经》研究者，往往利用日本古写本来对《传》、《笺》文字进行校勘，继山井鼎之后，江户时代末期龟井昭阳著《毛诗考》也屡引足利本。如卷四《?{风·柏舟》：“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也。”[15](P1)今本最后一句作“故作是诗以绝之”，而《毛诗考》末尾增一“也”字，且说明道：“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53)宋本已阙此“也”字。较之古写本，今本删去的语辞甚多。

　　阮元《校勘记》对此类情况，亦未一一注明，原因是他所见经注本，大抵皆出于南宋，因而不相信日本抄本为唐本，怀疑那些虚字是日本人所妄增。而龟井昭阳《毛诗考》则较为注意日本抄本，多依据《七经孟子考文》所反映的古本句末多用助字的情况，推断今本已被删去“也”、“矣”、“焉”之类，而认为理当补足为是。《有女同车》《传》：“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也。”昭阳曰：“也字。今本阙，据足利古本补。”[15](P44)

　　江户时代末期安井衡《毛诗辑疏》也十分注意运用足利古本来确认《经》、《笺》、《传》文字。如《周南·卷耳》：“我仆痛矣，云何吁矣。”《笺》云：“此章言臣既勤劳于外，仆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忧矣。深闵之辞。”安井衡案：“《笺》：‘何乎’，本多作‘何吁’，今从足利古本、小字本、岳本。”[16](P35)是说《郑笺》中“今云何乎”一句中的“乎”字，各本多作“吁”字，而安井衡根据足利古抄本和小字本、岳本，判定以“乎”字为宜。这里所指“足利古本”系指足利学校所藏《毛诗》甲本与乙本，是山井鼎、物观撰写《七经孟子考文》中《毛诗》部分的依据，也是观察在《传》、《笺》流布过程中虚字“渐次铲除之迹”最有说服力的材料之一。另一方面，少数亦有浅人妄增的情况，若将诸本精心对照，更能减少臆断，明其变迁。

　　四、知定本前后俗本之旧貌

　　唐孔颖达《毛诗注疏》“融贯群言，包罗古义”[17](P120)，堪称魏晋至隋唐数百年间汉学《诗经》注说总结性著述，其颁行为《诗经》法定本，而后治《诗》者正文一依所用颜师古定本，音读一依所附陆德明释音，注疏一依《正义》，千余年各家各派之传本、论述及其争论，一时归于止息，《诗经》之学，汇于一统。于此，固有称其利于传播应用之意见，然于学术发展自身，终究利多大弊多大，实需再认识。一种书，必一种读法为是，新知安得增展?牺牲多样性，求取统一性;牺牲非官方学术，独尊官方学术，业师考官，一以此据，非是之说，一律不看，百书一面，千师一腔，脱其藩篱，则难乎其难，不贵乎独立思考，唯贵于众犬同吠。由此易生两极端，一极端乃固守陈说，思想禁锢;一极端乃乱暴造反，孳生无根之说，两者交相攻讦，殊无平和之气，其源一也。后世之读《诗》者，多唯知定本，唯知《毛诗》、《郑笺》、《孔疏》，唐前各家各派，多不存世，定本何来，《孔疏》何来，难知其详。此功欤，此过欤，自可见仁见智，然其弊害，绝对不可不道。功亦非皆一人之功，过亦非全一人之过，学术一统之思维，实不足取也。

　　日本传诗，亦重毛郑，遵《正义》，然亦有不同处。宫中讲《经》，自奈良时代至大正、昭和，除因战争等原因中断，延续千数年。平安时代汉诗文集《本朝文粹》卷九收录菅三品《仲春释奠〈毛诗〉讲后赋“诗者志之所之”》、卷十一收录藤雅材《五言仲春释奠听讲〈毛诗〉同赋“鹤鸣九皋”》，乃为宫中祭奠孔子再由博士讲解《毛诗》后宫廷诗人们所作诗篇之序言也。赋诗之题，既有出自《小雅》之诗句“鹤鸣九皋”者，亦有出自《诗大序》之说“诗者，志之所之”者，亦有所讲之经并非《诗》，而所赋之诗，题取自《诗》者。卷九载江澄明《仲春释奠听讲〈古文孝经〉同赋“夙夜匪懈”》，所讲为《古文孝经》而所赋诗题出自《小雅》。考其所据《诗经》版本，亦有定本以外者。《关雎》“君子好逑”，“逑”俗本有作“仇”者。《本朝文粹》卷中引用正作“好仇”。[18](P242)而大念佛寺所藏《毛诗二南》残卷，据推断正属俗本系统。[19]后之写本虽皆依据宋本，于校勘之时，每旁注“本乍”即“本作”，表明当时流布本中有作它字者。此种校勘文字，治《毛诗》者读之，可窥俗本之一斑。

　　五、考《毛诗》及三家诗散佚著述佚文

　　日本新美宽、铃木隆一编《辑佚》收录日本典籍保存的中国《诗经》研究著述佚文220条 [20]，其中主要包括日本古代抄本引用的如下中国《诗经》研究著述的佚文(括号中为收录条目数)：

　　1.汉韩婴：《韩诗故》 (180)

　　2.汉韩婴：《韩诗传》 (15)

　　3.汉薛汉：《薛君韩诗章句》 (11)

　　4.魏王肃：《毛诗王氏注》 (2)

　　5.《毛诗音义》 (1)

　　6.魏刘桢：《毛诗义问》 (1)

　　7.魏王肃：《毛诗问难》 (1)

　　8.《毛诗义疏》 (6)

　　以上各条，分别引自以下各类书籍。

　　首先是中国散佚而日本保存的写本：

　　1.中国散佚而日本保存的抄本，包括原本《玉篇》、《慧琳音义》、《玄应音义》、《法华经释文》、《法华经音义》等。

　　2.《玉烛宝典》，六朝末隋初人杜台卿著，中国久佚，日本抄本传存。

　　3.《集注文选》，即《文选集注零本》，日本金泽文库旧藏抄本，推定为平安时代书写，撰者不详。

　　4.《李峤杂咏一百二十首注》，亦称《杂咏》、《百二十咏》，我国早佚，日本有平安时代抄本、镰仓时代抄本和南北朝时代抄本。

　　其次是日本的著述，其中引用了《诗经》的佚文。包括以下多种日本著述：

　　1.《和汉年号字抄》，便览书，二卷一册，有东京大学本(旧尊经阁藏本写本)和尊经阁藏本(1469年写本)。

　　2.《令集解》，奈良时代颁布的《养老令》的私家注释书，日本贞观年间(公元859-877年)前半期撰述。今收入《国史大系》。

　　3.《天地瑞祥志》，日本天文年间(公元 1532-1555年)写本，与《天文要录》、《六关记》合为一册，藏金泽市。

　　4.《秘府略》，1,000卷。辞书，平安时代滋野贞主等编，公元813年成书，现收入《续群书类从》30辑下。

　　5.《年中行事秘抄》，作者不详，记述各种仪式典礼的规定，有多种抄本，现收入《群书类从》 (公事卷)。

　　6.《净土三部经音义》，二卷三册，珠光著，有 1590年写本，另尚有同名书几种，传多种抄本。

　　关于韩诗，清人臧庸撰《韩诗遗说》(下简称《遗说》)，有些条目与《辑佚》相同，也有同一条目文字有异的情况，正可两相对照。如《北门》：“室人交遍谪我”，《遗说》引《释文》：“谪，就也。”方琦按：“《集韵》‘谪’字下云‘就也’，引《韩诗》‘室人交遍谪我’。”[21]而《辑佚》引《玉篇·言部》56卷：“谪，数也。”

　　《辑佚》载录的`条目，《遗说》未必全载。如：

　　《关雎》：“寤寐求之。”“寐，息也。”(《慧琳音义》十四)

　　《螽斯》：“宜尔子孙绳绳兮。”“绳绳，敬貌。” (原本《玉篇》系部)

　　《君子陶陶》：“陶陶，君子之貌也。”(原本《玉篇》阜部)

　　《辑佚》录《薛君韩诗章句》11条，多出于《玉烛宝典》，其中有讹误。

　　那些日本编撰书籍中引用的《诗经》研究资料，反映了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广泛性。如下面一条，出《天地瑞祥志》卷十八，原出《毛诗义疏》，是为《小雅·鹤鸣九皋》所作注释：

　　鹤形如大鹅，长三尺，脚青黑，赤颊赤目，喙长四寸，余多纯白，亦有苍色。常夜半鸣，闻八九里。故《说文》曰：“鹤知夜半也。”一千六百年定形定体，尚洁色，声闻天。头赤，食于水。鹄二年一子，身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声中律;复百六十年，不食生物，色雪白或纯黑，渡水不行。千六百年，饮而不食。胎产也。

　　此种佚文数目不多，且少关乎宏旨者，然于考索亦不无裨益。罗振玉撰《毛郑诗斠义》已多检日本刻原本《玉篇》、《玉烛宝典》及日本藏慧琳《一切经音义》，与国内资料互校，于今本之脱误多所是正。惜其尚未广为比较，仅成书一卷。若更集日本诸书，广为征引，逐一考证，庶几利于明察《毛诗》、三家诗及汉魏诸家诗说之旧貌。

　　六、考六朝初唐俗文异文

　　日藏《诗经》唐抄本，盖六朝唐人书写字体，至不划一，俗字、讹文、变体、简体，盈纸满目。此与敦煌《诗经》卷子本多同，可窥六朝初唐之《诗经》旧貌，为中古文字研究提供完整的原生态材料。

　　以宫内厅书陵部藏《群书治要》写本中的《诗》为例，举其常见者，如“废”作“癈”，“刺”作“刾”，“柏”作“栢”，“貌”作“皃”，“哲”作“喆”，“罚”作“罸”，“鼓”作“皷”，“罔”作“”等，其余不常见者亦多。[22](P143-219)其他各种写本，如大念佛寺本《毛诗郑笺》、京都大学藏本《毛诗秦风正义》、《毛诗唐风》残卷，其中虽有可能出于重抄，但验之于《干禄字书》、《五经文字》等唐代字书，可知书写者一丝不苟，一从原本，不妄改字，诸写本参合对勘，可为六朝初唐俗字大全提供丰富的例证。其中尚有未收入张涌泉《汉语俗字丛考》、黄征《敦煌俗字考》等书者。

　　七、明辨体式

　　罗振玉《毛郑诗斠义》已据“《传》、《笺》之例，随文加释，不以已见于彼便略于此”，以为毛郑解诗“不惮繁复，又皆先释字义后释句义”，而今本于字义训释之复见数出者却多被删削，当尽加补耳，以还其旧。[23](P1)大念佛寺所藏《毛诗二南》和静嘉堂藏《毛诗郑笺》等日本抄本中，均存在“不惮繁复，又皆先释字义后释句义”的现象，且多与敦煌《诗经》残卷相合。

　　岛田翰《书册装潢考》说：“秘府卷子本《左氏传》每卷记其字数，末卷尾又总计其都数，乃知古书之体，每篇计其章数、字数，终篇又总其篇章及字数。盖烂脱由是以通，师傅亦藉此而存，是古人慎重之意也。故《毛诗诂训传》每篇必记几篇、几章、几句。”[6](P60)日本名古屋大念佛寺藏《毛诗二南》抄本、静嘉堂藏《毛诗郑笺》抄本等皆每诗计其章数及字数，正可观古本之体。

　　《毛诗正义》问世，始单行，称单疏本。单疏本最善，乃世间公论。今藏恭仁山庄之《毛诗正义》单疏本，乃宋绍兴九年绍兴府覆淳化三年监本，有“天壤间孤本”之称。四十卷中，阙前七卷，而以后各卷，均于卷末计该卷字数。如《郑谱·变风缁衣》至《溱洧》为第八卷，卷末记字数云“计二万四千六百四十七字”[3](P35)，《齐谱·变风鸡鸣》至《猗嗟》为第九卷，卷尾云“计二万二百五十八字”[3](P39)云云，以下各卷皆有字数，正可见岛田翰所言“古人慎重之意也”。各卷端题《毛诗正义》卷第几，次行署“唐国子监祭酒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敕字以下别起，次记卷中详目，每卷如此。正经皆标起止，一字空阙，列疏其下。由此不仅可窥单疏本之旧貌，亦有助于理解今本《传》、《笺》、《注》合并本标起止体例之由来。而在现存《毛诗正义》刻本中，该单疏本最接近于原貌，阮元等清代学人绞尽脑汁推寻讹字之本字，其结论多与此本合，且有阮元等尚未留意者。

　　民国吴兴刘承幹曾将此单疏本影印付刊，收入《嘉业堂丛书》，又取阮元校本作校勘。因此本藏于东京，阮元无由得见，只据他人引据，故其《毛诗注疏校勘记》舛误甚多。刘氏则据原本与阮元互校，知阮本遗文异字不下数百字，定其从违，多补阮本之不足。然嘉业堂之单疏本版本行款业已改观，至于文字校对又极为草率，随意改作之处满目。刘氏《毛诗单疏校勘记》中，遗漏及欠严谨处颇多。为此，笔者及同好现正据1936年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宋椠本毛诗正义》分段标点，以中日所藏古本精心校勘，以奉献于《诗经》文献研究者。

　　自宋淳化始有《五经正义》刊本。南宋初以《毛诗正义》合并附刻于经注本。《传》、《笺》合并《正义》，且附刻经注本。足利学校藏南宋十行本，自孔疏部分看，误脱较之恭仁山庄单疏本为多，然书中栏外之墨书，乃据日本自古以来传本校勘文字，多可为校勘之资。将单疏本与十行本对照，可见其间变化。单疏本中释音均双行，十行本改直下。正风、变风、正小雅、变小雅、正大雅均于题下，十行本已去之。此中变化，唯有比照，方知端倪。

　　太田次郎在他的《日本汉籍旧抄本的版本价值——从〈白氏文集〉说起》中曾说：“日本现存的汉籍旧抄本，尽管不是唐抄本，而是重抄本，但在质量上即使与敦煌文献相比也毫不逊色，其中有些书籍虽在中国仍有传存，但是在质量上远不能和日本这些抄本相比。”[24](P80)此言于日本所传《诗经》抄本亦可通。然而他又抱怨中国学者对再好的日本传本也不给予很高评价，言外之意，乃所谓“中华思想”(即认为中华乃文明中心，对其他文明一律瞧不上)作怪。此却为以偏概全之论。且不说有清一代学人对《七经孟子考文》等书的格外重视，亦不说民国赴日访书者奔波辛劳，无不虚怀若谷，决无自大之心，何来妄自尊大之所谓“中华思想”?

　　日藏中国散佚典籍，今仍藏于密室而中国学者不得见者不鲜!中日学者理当携手，让此类典籍回归故里，展开共同研究，以推动两国之中国学发展，而不当自设精神藩篱，弃长取短。其古本之研究价值，或尚有至今尚未发现者，亦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