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关雎》当是求贤诗

《诗经 关雎》当是求贤诗

　　《关雎》是《诗经》首篇，历来为学者们重视，关于其主旨争议很多。

　　一、关于《关雎》主旨几种主要的说法

　　1、美“后妃之德”说和“后妃求贤”说

　　《毛诗・大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又说：“《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可见，《毛诗》认为《关雎》主旨是“美后妃之德”，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德为基础。《毛诗序》认为《关雎》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意义。但此说在宋代以后影响减弱，现代学者极少采用。

　　2、刺康王晏起说

　　刘向《烈女传》卷三说：“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扬雄《法言・至孝篇》说：“周康王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故三家诗认为《关雎》主旨是刺康王晏起，但并不认为其本义是讽刺诗，而是认为《关雎》有“正夫妇” 的讽谏作用，实质上与《毛诗》美后妃之德说相差甚微，只是更注重《关雎》的讽谏作用。(张启成，1987)故此说略而不论。

　　3、贵族贺婚歌说

　　最早提出此说的是宋代朱熹，其《诗集传》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拟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简贞静之德，故作是诗。”首次明确《关雎》是宫人咏文王娶拟氏之作。宋、明学者多从此说。此说得到很多学者支持，有较大的影响。

　　4、恋诗说

　　清代的陈启源最早提出此说，其《毛诗稽古篇》：“《关雎》友、乐二章 (注：即“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二章)，预计初得时事也。”“预计”，即设想将来之事的意思，就是君子希望和淑女成亲，而实际上尚未成亲。此说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便逐渐风行起来，得到了胡适、刘大白、闻一多等学者的支持。恋诗说在阶级性问题上，又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是民间的恋诗，一派认为是贵族阶级的恋诗。(张启成，1987)

　　5、求贤说

　　这种观点认为，《关雎》是一首披着情诗外衣的诗。人皆有爱，发乎为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人有立志，志立于心，心之所志，发言为诗。《诗经》中的诗与志、志与情便是如此。《关雎》表达的就是一种志，君子对淑女的志，扩大来说就是君侯求贤。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卷后本古佚书》认为：《关雎》是以思“色”喻思“礼”，比喻思求具有仁、义、礼、智、信的贤者。《古佚书》是战国末年的抄本，这说明战国时代的人正是按思淑女比喻求贤来理解《关雎》的。翟相君(2001)：“‘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好逑’即腹心之义，《关雎》以色喻礼，是求贤、迎贤、举贤的诗。”赵大威、李正芳(2001)认为该诗表现了君子求贤、思贤和礼贤。

　　二、从对关键词语的解读看“求贤说”的合理性

　　1、雎鸠

　　“关雎”是一种吃鱼的猛禽。《尔雅》郭璞注云：“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诸山边食鱼。”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九：“鹗，雕类也，似鹰而土黄色，深目，好峙……能翱翔水上，捕鱼食，江表人呼为食鱼鹰。”胡淼(2007)在《<诗经>的科学解读》中指出：“颚是猛禽，不是鸣禽，鸣声略如kai-kai-kai，看不出这种鱼鹰与‘关关雎鸠’的诗意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因此，以“关关雎鸠”象征夫妻和谐缺少根据。

　　2、逑

　　“逑”也作“仇”，汉石经即作“仇”，本义是两鸟相背的样子。(，2004)《尔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毛诗话训传》 中毛传、郑笺皆言“逑”为“匹”，《毛诗正义》孔疏承毛传、郑笺。《诗・周南・兔》：“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诗经集传》朱子云：“逑”与“仇”同古音，“逑”与“仇”同属幽部。”闻一多考证，《关雎》中的 “好逑”与《兔�D》中的“好仇”等同，《韩诗》便作“君子好仇”，故“逑(即“仇”)即辅佐、助理。

　　三、从周代婚俗礼乐制度看“求贤说”的合理性

　　1、婚礼不用乐，阴礼不用阳乐

　　《礼记・郊特牲》说：“昏(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昏(婚)礼不贺，人之序也。”郑注：“幽，深也。欲使妇深思其义，不以阳散之也。”孔疏云：“昏礼所以不用乐者，幽深也，欲使其妇深思阴静之义，以修妇道。乐，阳气也者，阳是动散，若其用乐，则令妇人志意动散，故不用乐也。”婚礼为阴，乐为阳，二者不和谐。古代婚礼不用乐，也就没有歌;不贺，也就没有贺婚歌。今人以此诗末章为男子奏乐迎娶淑女，恐怕正是犯了以今律古的解诗大忌。(张震泽，1982)

　　2、钟鼓是大乐，非民间乐器

　　《关雎》中的“钟鼓”，指的'是编钟和悬鼓，是大乐。《周礼・春官・小青》：“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郑注：“乐悬，谓钟磐之属悬于苟。”从中可以看出，虽然钟馨悬挂的方式不同，但都是王、诸侯、卿大夫、士等上层社会使用的乐器，而非民间乐器，《关雎》 中“钟鼓乐之”、“琴瑟友之”，并非描绘民间贺婚的情景，这违背了礼乐制度。

　　四、从《诗经》传播编订的过程看“求贤说”的合理性

　　关于《诗经》的编订一般有三种说法：采诗说，献诗说和孔子删诗说。献诗制度“主文谲谏”，用诗于政治教化，对赋诗言志的文化传统影响深远。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阐述了他所观察到的《诗》义的不同层面，其云：“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者也不出于此四者也，而罕有得焉者。”传统经学家认为，孔子删诗是《诗经》之所以为“经”最关键的因素。欧阳修也认同此观点，其《诗本义》：“《诗》，孔子所删正也。”孔子删诗不仅淘汰了那些不具有讽谏功能的诗，而且使它有了典范作用，具备了“经”的性质。 　　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是近年来出土的竹简《孔子诗论》。《孔子诗论》29支竹简中论《关雎》的有 4 支。经整理，目前断文如下： 第十简：“《关雎》之改，《�湍尽分�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何)曰童(终)而皆(偕)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俞(喻)于礼，……”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其益矣。” 第十二简：“……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 ”第十四简：“其四章则俞(渝) 矣;以琴瑟之悦，忄矣 ( 拟) 好色之忄元 (愿)以钟鼓乐，……”。第十简《关雎》中的“改” ，李学勤(2002)训为“更易”，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同。我们可以用“以色喻礼”来理解《诗论》作者对《关雎》的看法，这又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甲卷后本古佚书》中“《关雎》是以思‘色’喻思‘礼’，比喻思求具有仁、义、礼、智、信的贤者”不谋而合。

　　《关雎》作者不详，诗人之意已不可求，且诗义在传播过程中也已经发生了较大改变，那么作为经过圣人孔子删录，且具备“经”的性质的《诗经》的首篇，我们应该给予太师之职和圣人之志较多的关注，即其在编订过程中形成的主旨：政治教化的意义――“求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