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创作的时代及作者

诗经创作的时代及作者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

　　最早谈到诗经各篇创作年代及作者的，不是后人习以为的是毛诗，而是《左传》里所记载，在东周(前770年)春秋时代的吴国公子季札，于孔子只有八岁的那一年(公元前544年)，到鲁国来观鲁国宫廷上唱《诗经》，即所谓的『周乐』(周朝天子宫廷的雅乐)时，对于周朝的雅乐以唱《诗经》为雅乐的内容，表达他对于所聆之雅乐的《诗经》内容的二南、国风、雅、颂各篇的看法时，对于诗经各篇的或诗或乐的综合评述里，就首先对于诗经的作者及时代，就发表了最为近于诗经创作年代的那时的看法，而该一看法，因为最近于诗经创作的先周到东周初年，就在季札时代未远的过去，比起汉朝鲁、齐、韩诗或毛诗，或东汉的郑玄或后世如朱熹或明清以来，所有后世的臆断，当更有参考价值而近古，但却是古来研究诗经诸家，完全忽略而未从其中得到诗经作者及时代的线索的来源及古说，今为之申理之。其全文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二南(周南、召南)：季札指出：『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即指出二南的创作时代是周朝打下天下之初(『始基』)，而尚未平管蔡乱事等平定天下之前(『犹未也』)，但是诗中显示出了那种要平定天下的企图心(『勤而不怨』)，即季札指出了二南各篇创作时代当是在成王即位初管蔡乱事未平之前。

　　邶风、墉风、卫风：季札指出：『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前758年卒)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指出了，此三国风乃是『卫风』，是『卫康叔、武公』(『其』)的时代的作品，即，最晚至东周初年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是代表了『卫康叔、武公』的『德』。

　　王风：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即指出这是周朝迁往东方，即东周时(前770年起)的作品。

　　郑风：季札指出：『美哉。其细己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即指出，这些诗篇里的内容，呈现的都是繁琐扰民，造成下民忍受不了，是郑国在西周末年时，其畿内诸侯郑桓公于西周亡时，取得十邑之地成立新的郑国。而季札指出这是西周的旧郑国亡国前(前770年前)的作品。

　　齐风：季札指出：『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此为赞美齐风之诗有泱泱大度，而未提及其作品时代。

　　豳风：季札指出：『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即指出，于豳风诗篇里的浩荡及乐而不过度，显示出是周公被封于东方的鲁国所带到鲁国来的周朝本土味。即指，此豳风所述皆周公被封鲁国前的西周或先周的遗风及旧作。

　　秦风：季札指出：『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按，此为谈及秦风的乐曲有先周旧乐的风格。

　　魏风：季札指出：『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即，如果君主能以魏风为榜样，则会是好君王。

　　唐风：西周成王封其弟叔虞在陶唐氏故地，即后来的晋国。季札指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即，指出，唐风各诗的作者有远忧之思，乃有德性者的后人所写的，像是陶唐氏(尧)的后代所作。

　　陈风：季札指出：『国无主，其能久乎。』即指其国乱，能久吗。即，应是指近于季札时代所著，以陈风见陈国必将不久。

　　桧风及以下的曹风，季札就没有评论(『无讥』)了。

　　小雅：季札指出：『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即指出，是西周衰亡前之作，而作者是抱持先王之志的遗民。

　　大雅：季札指出：『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即，认为大雅都是歌颂文王等先王的。

　　颂：季札指出：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声平，莭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即，颂是歌颂周代先王的『盛德』。

　　于是，此一最早及最近古的季札于东周初年论及时代未远的`诗经的作者及其创作年代，提供我们一个非常明晰的轮廓，足以改正不少后人研究时的想象力的与史实不合之处。且也提供了对于周代以诗经为雅乐歌辞的一个具体的史料，足以了解周代的雅乐和诗经是一致的。

　　而周代的俗乐实另有其乐，非是诗经里的国风，因为，季札到鲁国观『周乐』(周朝的雅乐)时，诗经连同国风都是雅乐的一部份，而有关周代的民间俗乐，其实周代史料亦记载的十分充份，只是被不少后人误以为诗经国风就是民间歌谣而把真正的周代俗乐，所谓的梁惠王所说的『世俗之乐』或《礼记?乐记》里所提到的相对于『古乐』(雅乐)的『新乐』等等不胜枚举的周代的俗乐给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