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时代的君子淑女

诗经时代的君子淑女

　　诗，是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情感的一种美妙形式。

　　先民在诗里，向我们倾诉文明初曙之际的欣喜和恐惧，自由的诗意中蕴涵一种“忧雅”的腔调。

　　古代王者，设采诗官，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由官府给他们衣食，让他们“振木铎徇于路”，在民间求诗，倾听“男女有所怨恨”。

　　这是从王官的立场，说明诗的来源，王者足不出户，便“尽知天下所苦”以及民意。有意味的是，古人似乎就认定了诗不言福，而趋于诉苦言忧。

　　民有怨忧，以诗倾诉，男女“相从而歌”，如春风初来，夕阳晚暮，悲伤之情一经诗化，如火烈烈之怨恨，便风化如云之丝缕，转瞬烟消云散了，真是导民积怨的具有美感的机制。

　　“天听自我民听”，采诗就是“自我民听”，王在诗里，倾听风。天子听政，公卿、列士也献诗，故《诗》除木铎征风之外，还有大雅、小雅，而颂，则是祭祀先祖的歌。

　　这样的政治，当然很雅致。从西周到春秋，诗经时代的五百多年间，中国人就这样“诗意的栖居”过来了。

　　古希腊史诗，以荷马个人命名，而中国《诗经》，则为国风;一为独吟，一是大合唱。司马迁说，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定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三千多首诗，在黄河、长江之间大合唱，何等风雅!

　　风诗的原始语境是“讽”，将内心的怨恨“讽”出来，哀而不怨，怨而不怒，美刺也。美刺是宣泄一种“忧”的情绪，向当政者倾诉，但要不失“温柔敦厚”。人们吟诗成风，诗随风而扬，“讽”之意味深长。言志的诗，风化的诗，从内心咏出而普世，成了国风，培养了“忧雅”的时代气质。

　　《诗经》有十五国风。十五国之地域，都在黄河、长江之间，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当时歌诗有“徒歌”、“弦歌”之分，“徒歌”想必就是清唱，而弦歌则必有乐曲伴奏，十五国风，均以各国乐曲伴奏。可见这场弦诗的规模。

　　雎鸠的理想国

　　诗经时代，士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从迈出家门开始，齐家以女教为重，因此，周俗，尚女人之美德，慎女人之美色，推崇女人的母性和妻性。

　　母性和妻性，都是女人在礼乐文明中的角色和身份，得之为“淑女”而“宜其室家”。《诗经》中所泛滥的“忧雅”气质，沐浴了这个时代的女性。

　　《诗经》十五国风，第一“风”，就是“周南”、“召南”。

　　南，有人根据甲骨文，说是由钟镈一类的乐器演变，为乐曲之名，所以，称作“南音”，后来音失传了，南还保留着，就称之为“南”。另有一种解释，依据的是地理方位，指周、召二公之治周，自北而南，从歧周到江汉流域，是为南国之南，“南土”、“南邦”之谓。

　　关于周、召二公，也有争议。有人说，指周初开国的周公旦、召公奭，也有人说，指后来“共和”的周公和召公。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差了好几百年，在空间上，对“南”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了。

　　如果放在周初来理解，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武王当年一大举措，即将岐周故地，以陕——河南陕县为界，分而治之。周公居东都洛阳，向东南发展，称作“周南”;召公居西都镐京，向西南发展，称作“召南”。

　　南下，是周的发展战略，周人采诗随之南下。周地，东南有楚，西南为巴、蜀，故“周南”为楚风，而“召南”则为巴、蜀之风。傅斯年说，南国者，自河之南，至于江汉之域。很显然，没有分东南、西南，而是直指江汉。他指出，周朝在那里建了好多国，周邦之内曰周南，周畿之外，诸侯统于方伯者称召南。“召南”是召公所作赳赳武夫之诗，此暂不论及。且看“周南”之诗，开篇就是“关关雎鸠”，是一首战士与淑女之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