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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札记

孙小飞老师

《诗经》札记

　　《诗经·郑风》共有诗歌二十一篇。其中二十篇是爱情、性爱之诗。《大叔于田》是唯一的例外。其内容是共叔段随郑庄公田猎：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诗中称赞共叔段驾驭之术精湛，箭法出众，甚至徒手制服猛虎。把共叔段的勇武与英姿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在另一部儒家经典《左传》中，共叔段贪得无厌，欲发动叛乱。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成为丧家之犬。故一些学者认为，《诗经·大叔于田》与《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相矛盾，可能是共叔段党羽所作。甚至对《郑风》大肆批判——“二十首淫诗+ 一首颠倒黑白之诗”。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完全相反，认为共叔段谋反是未然之辞，是被栽赃嫁祸。一时间众说纷纭。

　　要捋清共叔段的是是非非。还需在《左传·隐公元年》的传文中寻觅答案：

　　姜氏厌恶长子郑庄公，偏爱幼子共叔段。曾屡次请郑武公废长立幼。郑庄公即位后，姜氏请庄公封共叔段于虎牢关。庄公虽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母命难违，还是封其于京。故共叔段又被称为京城太叔。

　　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分之一。而京过百雉，国之害也。蔓草犹可不除，况君宠弟乎？”庄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说明其对弟弟早有提防。

　　西鄙、北鄙本属郑国公室直接管辖。共叔段使其同时听命于己。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公子吕谓郑庄公：“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庄公曰：“将自及。”可知庄公胸有成竹。共叔段又独吞二鄙，其野心已昭然若揭。

　　太叔缮甲兵，聚卒乘，将袭郑。夫人则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此处传文曰：“公闻其期。”说明弟弟与母亲的一举一动，皆在庄公掌握之中。庄公即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伐京，京人叛共叔段。败走入于鄢，庄公伐之，太叔出奔共国。

　　在老谋深算的郑庄公面前，共叔段简直是跳梁小丑。不自知，更不知彼。尚未叛乱，麾下先叛己。这一方面是其不得人心，还有可能是庄公暗中操作。

　　平定叛乱后，郑庄公将母亲姜氏置于城颖，并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又“即而悔之。”此四字，值得回味。郑庄公后悔的不是自己不孝，更不是自己良心发现。而是后悔自己的不孝之名传遍天下，被世人唾弃。幸亏有机智的颖考叔，使庄公即不违背誓言，又挽回了自己的孝子之名。

　　在《左传》的经文中，只书六字“郑伯克段于鄢”。这是孔子对鲁国官方史书所作的笔削。目的是赋予春秋大义：段不弟（通悌），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通过传文对春秋笔法的解读可知：为何共叔段会有不悌之行？郑庄公作为兄长没有教育好弟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经文言“出奔”，则专罪共叔段。未言出奔，是为责难郑庄公——共叔段叛乱，正是庄公的期盼，符合他的意志。

　　再关联传文中的“公闻其期”可知，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尽在郑庄公掌握。唯一的可能就是郑伯在弟弟身边安插了卧底和细作，并且此人深受共叔段信任。才能得到太叔偷袭郑都，夫人里应外合的重要情报。由于郑伯希望弟弟叛乱，然后除之。从而高枕无忧。他安插的卧底应当挑唆共叔段叛乱，再加上姜氏煽风点火。最终使共叔段铸成大错。需要指出的是：“大叔缮甲兵，聚卒乘，”说明叛乱的事实确实已经发生。并非未然之辞。

　　共叔段身败名裂由两大因素造成：一个是自身；另一个是外部，即哥哥的操作与母亲的溺爱。

　　孔子对共叔段叛乱一事的态度是：共叔段固然不悌，应当批判。但最大的责任人是假仁假义，伪孝伪悌的.郑庄公，以及教子无方的姜氏。

　　至此，我们再回顾《郑风》中所谓的淫诗。儒家对男欢女爱之事态度很开明：人之大欲，饮食男女。孔子更言：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详见本人拙文《诗经》札记——云雨篇）。再结合孔子之言：诗三百，一言蔽之。思无邪！可知孔子对《郑风》的认可。其既非淫诗，更没有颠倒是非。

　　《大叔于田》告诉我们：像共叔段这样英姿飒爽，英明神武之人。由于母亲的溺爱和哥哥的“成全”，最终身败名裂。假如郑庄公真心疼爱弟弟，并严加管束。母亲姜氏能有赵姬（重耳之女）一半的深明大义。那共叔段很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甚至与郑国贤大夫子良、子产一样流芳百代，名垂青史。

　　这才是孔子作《春秋》，修订《诗经》真正目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劝善惩恶。这也孔子将《大叔于田》选入儒家教科书的根本原因——发人深思，启人良知。

　　最后再作一个假设：子产若有郑庄公一样的哥哥，姜氏一样的母亲。他最后会功成名就，还是身败名裂呢？！行文至此，我们才能彻底领悟孔子之言的真谛——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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