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说国学》简介

《季羡林说国学》简介

　　《季羡林说国学》讲述文化交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输出的，一个是进来的。敦煌是进来的代表，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文化。都到过敦煌。佛教从国外进来，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有*的中国佛教。敦煌里边有很多内容是佛教的，也有其他文化的，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再往下就没了。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是不是也算国学?当然算。因为吐火罗文最早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另外，很多人以为国学就是汉族文化。我说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中国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很多应该包括的内容还没有挖掘出来。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地融入，这是没有时间界限的。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是不对的。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6日，山东临清市人。1930年入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言语，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和德文、法文、英文、俄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现代语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论文多篇。1946年回国，受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之聘，为北大教授，并创办东语系，进行东方学研究。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福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近年担任《儒藏》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首席顾问。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杂文作品。

　　季老倡言“大国学”，并非始于今日。五年多来，他虽然一直在病房休养治疗，却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为此，人大国学院专门创办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3月6日，中国书店出版社的于华刚总经理去拜访季老，谈及“国学热”，季老又说了几段发人深省的话，明确提出了“大国学”的观点，他强调：“‘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季老认为，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我们有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如齐鲁、荆楚、三晋、吴越、巴蜀、燕赵、河陇、青藏、两淮、新疆、草原等等;也有多民族文化交融风格鲜明的学问，如敦煌学、西夏学、藏学、龟兹学、回鹘学等等。因此，季老特别关注在我国境内新出土的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关注敦煌、黑水城和新疆出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指出应该重视这方面研究人才的培养。有一次，在谈及目前我们缺乏满文研究人才时，季老感慨地说：“满文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一种语文，如果失传，那实在说不过去。现在要编《清史》，不会满文，怎么查考满文档案?怎么能编得好?”又说：“藏文也一样，藏族历史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整理研究古藏文资料也非常重要。”最近一次是在2008年7月中旬，季老列举历史上众多著名佛典翻译家的事例，专门跟我谈到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指出少数民族高僧和少数民族区域佛教文化传承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巨大功绩，因此中国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当然也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前辈学者都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亦即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包括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其实，众所周知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他们都曾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领域，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现在，季老进而提出了“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应属于国学范围”，进一步拓展了“国学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