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他这一辈子

老舍：他这一辈子

　　老舍：他这忍一忍的一辈子。那一批的知识分子们，真是很苦。

　　在图书馆看老舍的书，一些散文透露出了他的家境，和幼年时光。看了非常难过。

　　因为家贫，所以他有一副了解苦难，悲天悯人的心肠。这种悲天悯人不意外，小学时读《小麻雀》时都能看出。有点意外的是，除了悲悯，其实他还是一个很冷静的人。比如他写到因为穷，所以他十岁还无法去上学，“一个十多岁的贫而不识字的孩子，很自然的去作个小买卖———弄个小筐，卖些花生、煮豌豆，或樱桃什么的。要不然就是去学徒。”

　　那和他相依为命，他最爱，也最爱他的母亲，态度如何呢?他其实很冷静的明白：“母亲很爱我，但是假若我能去做学徒，或提篮沿街卖樱桃而每天赚几百钱，她或者就不会坚决的反对。”

　　然后更冷静地推出下一个结论：“穷困比爱心更有力量。”

　　后来，在附近一位富有的善人刘大叔的资助下，他终于能上学了。刘大叔是“在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少爷”，“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也赌也嫖”。家财万贯，热心助人，却不善经营，“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不过就这样了，他还是乐呵呵地办贫儿学校，粥厂。已经中学毕业的老舍，帮他作义务教师，帮忙调查和散放。半是报恩，半是敬重吧。

　　但是在他心里，他冷静地知道一个事实：“我很明白：放粮放钱不过只是延长贫民的受苦难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拦住死亡。”

　　在老舍出国前，这位刘大叔终于散尽了家财，出家为僧。老婆女儿也出家为尼。老舍和刘大叔的女儿好像两小无猜，双方颇有爱慕之情。但后来这个家道中落的小姐，半路出家的尼姑，最后还是当了暗娼。

　　这件事情在他心里到底有多苦，外人是很难知道了。只知道他后来以这个女孩为原型，写了《月牙儿》。那么多的屈辱，苦难和痛，最后都成了黄黄的月牙儿，你说它暖，它也暖。你说他冷，它也冷。

　　基于这些原因，不难理解为什么建国之初，老舍会抱着那么大的热情投入。他有点像他自己写的茶馆老板王利发，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却被可怕的世界削得够惨，现在好像看到一个温和，蓬勃的`新世界了，当然要全力以赴。

　　之前是看林语堂还是许倬云还是谁(真的想不起来了)说，新中国建立后，变化最大的两个作家，其中一个就是老舍了。立刻从月牙儿变成了红太阳。1951年时，他写《北京的春节》，最后一段全是政治背书，在旧社会如何，在新社会又如何，结尾是“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当快乐的过年”。

　　那年他还写了更政治背书的《龙须沟》。即使在《茶馆》这样看起来不那么政治背书的话剧里，中场穿插的快板里也有“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做奴才”，这么有当时宣传风格的台词。

　　背书归背书，乌托邦永远只是个幻境。这一点，连老舍这么冷静的人也没看穿。49年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是分水岭的一年。是去是留，直接决定生死。但大部分人要在混沌中作出决定。老舍一直不能算左派，但必须要承认，右派的人在这一年普遍比左派的人聪明。万年聪明人胡适就很清楚地看明白了局势，但中国像胡适这样聪明的人，又有几个呢?

　　右派的代表之一梁实秋，虽然很坚定地要去岛上，但当时他的大儿子大女儿都在北京且已经成家，不愿意远行，他竟然未劝!!因为他认为就算分开了，顶多两三年后双方又会和谈，统一，不是问题。结果他到死，都再没有见这双儿女一面了。梁实秋当然不像胡适那么老江湖，但怎么都是个厉害的明白人，这样的明白人，都犯这样的错，何况其他人呢?何况本来就不那么右的老舍呢?

　　到1962年，风气急转，老舍已经不能再发表东西。《正红旗下》也被迫停止写了。再也不能写书了，他还能写什么呢?“1966年春季，老舍独自前往北京郊区顺义县以养猪而闻名的陈各庄，跟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准备写科学养猪的快板。”从《四世同堂》到养猪快板，大概也是中国那30年的经历吧?

　　“此后老舍试图参加文艺工作队，想通过写快板、相声等，来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沈从文什么都不能写后，也只好去研究古代服装。因为这些听起来最无害。但最无害也没用，所有的努力得到的结果都是“未获批准”。乌托邦里，什么都要经过批准，这大概是最早加入乌托邦的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总之最后乌托邦倒掉，老舍跳了太平湖。几十年后，背书建立的话语体系，又要靠王朔这批人，用老舍用过的京片子胡同腔来再次打破。世界再次循环。王朔接受采访时说，觉得老舍当时不该跳，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忍个十年，没准能憋出一篇鸿篇巨著来。老实说我对这个评价感到很哭笑不得。老舍的一辈子当然是很中国的一辈子，不过这个“忍个十年，能憋出一篇鸿篇巨著来”，倒是更中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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