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雅舍小品》忆周作人先生

梁实秋《雅舍小品》忆周作人先生

　　引导语：梁实秋与周作人的友谊是如何的呢?下面是有关《雅舍小品》中的会忆周作人先生的事情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湾，看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这个陋巷里却住着一位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会见他，邀他到清华演讲。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如今手续似乎更简便了，往往是一通电话便可以邀请一位素未谋面的人去讲演什么的。我当年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访。转弯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后来他改斋名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翛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从北平城里到清华，路相当远，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准时来了，高等科礼堂有两三百人听他演讲。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特别提出所谓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种诗体，以十七个字为一首，一首分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这种短诗比我们的五言绝句还要短。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他所举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听呀，青蛙跃入古潭的声音!”这样的一句，细味之颇有禅意。此种短诗对于试写新诗的人颇有影响，就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一样，容易成为模拟的对象。

　　民国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学，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间我们来往不多，一来彼此都忙，我住东城他住西城相隔甚远，不过我也在苦雨斋做过好几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爱他的淡雅的风度。我当时主编一个周刊《自由评论》，他给过我几篇文稿，我很感谢他。他曾托我介绍把他的一些存书卖给学校图书馆。我照办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儿子周丰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组四年级)，我当然也义不容辞，我在这里发表他的几封短札，文字简练，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周先生晚节不终，宦事敌伪，以至于身系缧绁，名声扫地，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不过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远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给我，是在抗战前夕写的：

　　实秋先生：手书敬悉。近来大有闲，却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写出文章，甚歉。看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写一篇关于《求己录》的小文，但假如写出来了，恐怕看了赞成的只有一个——《求己录》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写出来可以用的文章时，即当送奉，匆匆不尽。?

　　作人启七日夜

　　关于《求己录》的文章虽然他没有写，我们却可想见他对《求己录》的推崇，按《求己录》一册一函，光绪二十六年杭州求是书院刊本，署芦泾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别号。陶葆廉是两广总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潭合称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为知己，同属于不合时宜之列。他也曾写信给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是他对于抗日战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对于时局，和他哥哥鲁迅一样，一向抱有不满的态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过几次没有拜见过她，只是隔着窗子看见过一位披着和服的妇人走过，不知是不是她。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许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犹之鲁迅先生之与上海虹口的内山书店老板过从甚密。

　　抗战开始，周先生舍不得离开北平，也许是他自恃日人不会为难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中仕进的人，也异于鲁迅之偏激孤愤。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联合报》万象版登了一篇《高阳谈鲁迅心头的烙痕》：

　　鲁迅早期的著作，如《呐喊》等，大多在描写他的那场“家难”;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外放江西金溪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降级改为“教谕”。周福清不愿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个“内阁中书”，做了十几年的京官。

　　光绪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忧回绍兴原籍。这年因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贿买关节，连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个人，关节用“宸衷茂育”字样;另外“虚写银票洋银一万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对象原是副主考周锡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苏州误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开一看，方知贿买关节。那时苏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与周福清又是同年，为了避嫌疑起见，明知必是误投，亦不能不扣留来人，送官究办。周福清就这样吃上了官司。

　　科场舞弊，是件严重的事。但从地方到京城，都因为明年是太后六十万寿，不愿兴大狱，刑部多方开脱，将周福清从斩罪上量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历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拟罪得重，由御笔改轻，表示“恩出自上”;但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着批示：“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一来，周家可就惨了。第二年太后万寿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绪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情实”一栏之外，才能免死。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非大把银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状况很差，不堪这样沉重的负担，很快的就去世了。鲁迅兄弟被寄养在亲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象的事。

　　鲁迅心头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头烙痕，再加上抗战开始后北平爱国志士那一次的枪击，作人先生无法按捺他的激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后来国军撤离南京的前夕，蒋梦麟先生等还到监牢去探视过他，可见他虽然是罪有应得，但是他的老朋友们还是对他有相当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国时报》副刊有南宫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有这样的一段：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宫搏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物之雅”与“物之哀”——梁实秋与周作人散文文风之比较

　　受白璧德哲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中庸思想，使得梁实秋的文章里处处展现出他的优雅，如《医生》一文中写到医生看病，虽然也对庸医进行了调侃，但是文章的重点是分析人们不尊重医生的原因，“不病时以医生为不祥，既病则不能不委曲逢迎他，病好了就一脚把他踢开。”(本文所有梁实秋的引文均出自花城出版社2008 年版《梁实秋集》，以下不注)所以在整篇行文当中，梁实秋并没有单方面地批判医生，而在同时也批判了忘恩负义的病人，由此而显得全面，公正而中庸，他既没有偏袒病人也没有偏袒医生，可见这一种态度这一种精神最能使人坦言，处处散发出优雅的气息，与人无尤，的确值得向往之。

　　梁实秋的雅更体现在他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上。一是物质的雅，例如“舍”。他所居住的“雅舍”实为“陋室”，因为它“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地处荒远，室内高低不平，更有甚者是不断受到鼠蚊的骚扰。但他却总能找出如此“雅舍”的优点来。他说：“‘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这样的环境让梁实秋在精神上享受不已，“雅舍”又何陋之有呢?梁实秋说：“我有一几一椅一沓，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已不复他求。”足以看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他的清高淡雅，不为浮云富贵所迷惑，只为精神财富所着迷。艰难的岁月，在梁实秋心中却因“雅舍”而变得有情有趣起来。

　　无人来访时，他就钻进小书房里，通宵不眠不休。在这里他以悠然超脱的笔调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梁实秋关注生活、关心人类，对身边事物总是怀着一种平和心态，保持乐观旷达的态度。无论是重庆的‘雅舍’,还是台北的小猫，都是随缘而遇，绝对不刻意追求。作家认为有缘便有情，随缘相遇报之以爱心，但也不偏执;情感有度，凡事随缘，对身边的事物态度是温馨而又旷达的。”⑥二是日常活动的雅，例如下棋。《下棋》中描写一个人观棋时怎么也憋不住要说，挨了下棋人的耳光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又例如写一个人要悔棋，另一个人不许悔时，他们“在门后角里扭做一团，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在他的口里挖车呢。被挖者不敢出声，出声则口张，口张则车被挖回，挖回则必悔棋，悔棋则不得胜，这种认真的态度憨得可爱”。寥寥几笔，形神毕现，趣妙横生。此文通过描写下棋中发生的各种场景，深入地挖掘了人的心理，棋格即是人格，有的人是为了消遣，有的是为了发泄好斗的本能。总体上，这篇散文可谓小处着笔，大处着眼，语言细致幽默，生动传神。

　　周作人大病之后于1923 年出版了第一个散文集《自己的园地》，接着在1925 年又出版了《雨天的书》。这两部散文集真正代表了周作人小品文的风格，不仅因为作者的整个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都融进了这些散文当中，更因为这些文字是周作人生命思想的见证。周作人的散文集可以借他曾经写过的一句诗来形容“惜无白粥下微盐”。意思是一碗下了少量盐的白粥，稀得甚至看不到盐，或许未必每一粒米都沾上了盐，每一粥汁里都含有盐，但是那一撮盐的确溶在这碗白粥里头，每尝一口，都能感觉到淡淡的咸味。而这里的淡淡的“咸味”则是指周作人的文风，蕴含着一层淡淡的哀伤、淡淡的忧愁，这就是“物哀”风格。

　　周作人一生当中研究日本文化五十余年，深得日本文学理念的精髓。钱理群指出周作人散文存在着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这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情’(调)，‘气味’，或者‘境界’，是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生命所在，它正是与日本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作人的散文是更接近日本的。”⑦而这种难以言传的情调或者境界，就是“物哀”。细读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深深浅浅的情思当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对日本文艺中的‘物哀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哀美’。悲哀只是‘物哀’中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情绪所包含的同情，意味着对他人悲哀的共鸣，乃至对世相悲哀的共鸣。”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⑧

　　“物哀”在周作人的作品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一是关于“人”的哀。《雨天的书》收录了周作人1921 年至1925 年创作的杂感随笔，当时的周作人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先是经历了一场大病，有九个月的时间是在病床度过的`;随后又与自幼保护、指导自己的大哥鲁迅永远地决裂，遭遇了精神上的巨大幻灭;而爱女若子又患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几近死而复生……这些切身体验带给周作人情感和心灵的震动是强烈而持久的，而他尚存的社会责任感亦使他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这里悲痛的人生经历无疑让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思想愈发强烈。他于是谈病，谈死，谈爱罗先柯，以及被屠杀的尸体。

　　其二是关于“物”的哀。例如“雨”，在《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里面，周作人说：“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气闷的光阴罢了。”⑨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道出了书名的由来，也把自己心中对雨所生的感情抒写到书中来，在他缠绵悱恻的文字间渗透着雨天的阴沉，皆因“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⑩。这实际上是周作人内心的一种哀情，他把阴雨幻化成自己内心的阴沉。

　　“从佛学心性思想入手致力于人格修养，周作人特别推重佛家‘忍’的精神。周作人认为，佛家的所谓‘忍’，其实是一种历尽磨难而终不为所动的强韧意志的表现，所以对他人是宽和，对自己是坚忍。”輥輯訛于是他懂得了在阴冷的雨天里用笔去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焦虑，把磨难当成一种磨练。他的所谓“苦雨斋”者，其实是佛教的苦谛、坚韧的苦忍与以苦为乐的苦趣的复杂交合罢了。

　　“与传统文人之游心佛老相近，周作人最早接触佛学是以解脱内心苦闷为目的的。南京就读期间在‘人生无常’情绪支配下，他偏于接受‘生本不乐’的佛教生命观，这成为形成他一生苦质情结的起点。”輥輰訛正是这样的周作人，才能在他冲淡的笔调下“哀而不怨”地谈到苍蝇的传说、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以及平安的吻，更在忧伤的笔调下谈到水乡的乌篷船以及被屠杀的尸体。在这些或深或浅的阐述中，周作人用他忧伤的笔调向世人展示了深刻的意味及其一生的苦质情结。如果说，前期的忧患意识给周作人散文的“物之哀”添上某种貌似相近实则相悖的色彩的话，那么可以说越到后期，周作人的隐逸的思想更为浓厚，隐逸的风格更为明显，其散文的“物之哀”越发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斗争，转入个人的内心与自己的园地，一变为纯粹，也变为狭隘。

　　由此可见，周作人身上的“物哀”情结不单单是建立在日本的文化熏陶上，而是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环境条件下产生的。而梁实秋的“物雅”也一样，都是各种各样复杂条件下形成的独具个人特色的文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