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诗歌中的创新意义

刘禹锡诗歌中的创新意义

　　刘禹锡是唐代诗坛的一位大家，他的诗歌得到后人的极大推崇。

　　在诗歌人才辈出的唐朝，刘禹锡和白居易齐名，文学史上有“刘白”之称。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宋代的苏轼、黄山谷也很推崇刘禹锡。刘诗有很大的造诣，他使诗歌题材领域得到拓展和发掘，深化和反驳了传统的主题表现;特别是他的民歌体诗对后世影响极大，使诗歌的体式有了很大的变革和完善，体现了其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意义。

　　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这样评价：“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其诗处处有神物护持。”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也说：“禹锡有‘诗豪’之目，其诗气盖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取，真才情之最豪者。”

　　刘禹锡生活于中唐时期，曾两次被贬，在湖南朗州(今常德)和广东连州前后呆了二十多年。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从三个层面论述刘诗在诗歌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新路

　　一、纳劳动场面入诗，踏出一条创作

　　唐代诗歌的内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广泛。山水诗、边塞诗等凡是生活触角可及之处都有入诗者。而刘禹锡在诗歌内容拓展和发掘上更是不遗余力，成就昭然。他在被贬连州时期，主动接触民间，观察社会，察访气候、民俗，致力于劳动场景的描写。这类诗歌题材是盛唐时期山水派诗人未曾涉笔的创作领域。

　　诗人在《相和歌辞・采菱行》一诗中，以观察生活的独特文学视角记下了白马湖采菱的劳动场面。秋日湖中采菱的劳动景象流于诗人笔端，劳动的欢快和竞争的紧张融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满湖荡舟的采菱女为了争看谁采得多，顾不上岸边骑在马上看她们的有情郎，不时地挥动船桨左转右走，长衣短裙飘摇着，头钗发钏晃动着，欢声笑语交映着，紧张热闹的劳动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而人们仍然沉浸在白天的欢快中，在富有水乡特色的竹楼里饮酒对歌，通宵达旦。诗人对劳动人民的那份感情通过对劳动场面的细致、深切地描绘体现出来;少有人涉及的新的诗歌创作领域在诗人笔下拓展开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创作新路子。

　　在遭贬广东连州时，刘禹锡和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桑之事，用民歌的形式来直接反映农民生活，写下了以劳动农民为题材的《插田歌》。“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裙，农父绿蓑衣。”诗人用清淡的色彩和简洁的线条勾勒出插秧时节连州郊外的大好风光，在工整的构图上穿插活泼的动态：山岗上的花草看上去整齐有序，燕子穿梭飞舞着，田埂远远望去笔直如线，清水闪着粼粼白光。农妇们穿着白麻布做的衣裙，农夫们披着绿色的蓑衣，白裙绿衣与绿苗白水的鲜明的色彩对比，分外调和。诗人所用笔墨虽淡，却渲染出南方水乡浓郁的春天气息。流动着一种美的意蕴。“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这更是把劳动时人们的欢愉和热闹形象真实地表现了出来。诗人用其独到的观察角度和笔法，将劳动人民之间的深厚情感的美好表现和周围环境物态的审美情趣交汇在一起，营造了极具感染力的意境之美，为后人留下了有关这种源远流长而又传播至今的民歌品种的珍贵记录。

　　被贬期间，刘禹锡深入瑶民的生活，写下了《莫瑶歌》《蛮子歌》，展示了一千多年前居住在粤北山区的瑶族人民的居住、耕作、语言、祭祀、衣饰、婚姻、市易等等带有浓厚原始色彩的生活习俗，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各个侧面的细节写人诗中，描写得生动逼真。诗人善于捕捉他们的生活形象。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捕捉野生动物，生聚于深山密林中。由于常受到汉人统治者的歧视压榨，行迹诡秘，惧见生人。历史上能注重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人寥若晨星，像刘禹锡这样描述具体、视野开阔的诗作就更加珍稀。他的创作笔触涉及前人从未表现的新领域。

　　安徽的方心棣在刘禹锡民歌体诗艺术的探讨中认为：刘禹锡的民歌体诗既具有文人诗的长处，又有浓厚的民歌色彩。民歌色彩与文人诗的韵味融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诗作既清新明朗又含蓄华美，既有鲜明的地方情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又有强烈的抒情意味。这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是别具一格的。生活给了诗人灵感，劳动让诗人在创作上得到升华。可以说，正是政治上的失意，让诗人有机会接触农民的劳动;正是诗人开阔的胸怀和坚强的性格，使其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将娴熟的艺术表达技巧与民歌的特点相融相映，拓展了新的诗歌歌咏领域。

　　二、以生活苦酒为源，酿出诗歌淳厚甜美

　　生活的不如意并未使刘禹锡消沉和颓废。他以开朗豁达的心胸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豪放不羁、倔强不屈的品格在诗中突出地得以体现。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一反传统的悲秋、叹老的情感逻辑和思想轨道，不乏创作的热情，又对此进行深化和反驳。诗人以身边清静幽寂的自然境界净化自己的心灵;以周遭欢乐明快的劳动场面感悟生活，用自己对自然和劳动的审美观表达强烈的情感，使自己从现实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享受生命自由质朴的快乐，宣泄被贬僻居的冷漠孤寂情怀。如著名的《秋词》二首便是刘禹锡这类诗歌的典型之作。“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涤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诗人赞秋景以现志向高尚，咏秋色以颂情操清白，唤醒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给人以深刻的美感和情趣。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曾说过：“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诗人的情操在《始闻秋风》中也可一见，如“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的诗句，反映了诗人自强不息的意志，不畏艰难的精神。尽管此时诗人颜状衰变，但豪情不减，体病不算什么，犹上高台。那份坚强，那份执着，感人肺腑，令人扼腕。沈德潜称赞此诗说：“下半首英气勃发，少陵操管不过如此。”

　　经过二十多年磨难的诗人终于再次被召回京，白居易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赠刘禹锡。诗中对刘禹锡不幸遭遇寄予的无限同情和感伤哀婉的格调使诗人感慨万分。为了答谢白居易对自己的深情厚谊，也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刘禹锡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诗的前四句以直陈笔法概括了被贬二十三年的不幸遭遇，抒写归来后的感受。诗人用“烂柯人”、“闻笛赋”的典故抒发了怀念故友之情和恍如隔世之感，格调低沉、哀婉。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暗含着对世事的不满、不平、愤恨。后四句文势一变，诗人从长远着眼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从社会大势和国家前途的宏观角度立意运思，表现了其旷达、豪迈、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并回扣诗题，表明对白氏赠诗的答谢之意。其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透射出一种昂扬勃发的精神、始终不衰的政治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内在动力。白居易在《金针诗格》中称赞说：“梦得相寄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此二联神助之句，自能诗者，鲜到于此，岂非梦得之深者乎?”此语道出了刘诗的独特之处。

　　三、撷民歌创作精髓，留予后人诗韵永垂

　　孙琴安在《试论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他(刘禹锡)也显示出了与唐代其他诗人不同的地方……一般说来，刘禹锡的诗都比较明快，很少晦涩，无论是古诗、乐府、近体都有这个特点。而近体则写得更含蓄精练。特别是他被贬期间，从民歌中吸取养料所写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纥那曲》《踏歌词》等，更是新鲜活泼、格调明快，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且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卞孝萱，吴汝煜《刘禹锡的生平与诗》)。刘禹锡在巴楚一带听到叫“竹枝词”的当地民歌，歌词杂咏当地风物和男女爱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引起诗人的爱好和重视，于是模仿这一民间形式，一连写了十余首。“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情。”(《竹枝词》十一)就是诗人摹拟民间情歌的手法，写一位初恋少女听到情人的歌声时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诗人用丰富的视角，通过江水(视觉)、歌声(听觉)及如晴雨一般的.感受，生动细致地表现出初恋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感情。特别是诗人用以天气的“无晴”与“有晴”，谐人物的“无情”与“有情”，“晴”“情”双关谐音表现爱情，语言平易，诗意清新，情调淳朴，极富民歌风味，最为人称道心](P382)。明人谢榛认为这两句“措辞流丽，酷似六朝”(《四溟诗庆》)。六朝乐府民歌多用谐音双关语来表达恋情，作者在这里是效法了六朝民歌。作者抓住春末夏初之际.南方的天空中常常出现的这边白云翻卷雨帘高挂，那边却红日朗照一片晴明的气候特点，来写照少女忐忑疑虑的心境。同时，采用移情人景、欲吐还吞的抒情方式，更增添了诗的委婉余味，魅力无限。“山头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竹枝词》八)诗人不同于以前民歌中往往用花来比女子，在这里把花用来比男子，别有一种新意。诗人用通俗上口的民歌手法，体现了“含思婉转”的特色，表现了农村妇女的爱情，记录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使“竹枝词”这一民歌形式得到创新。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竹枝词》九)描绘的则是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由满山的桃李花引出山村人家，又由山村人家引出劳动男女戮力春耕的情景。与劳动生活的旋律十分合拍的轻快的节奏，着力描绘创造力之美的艺术构思.隐隐透露出诗人欣喜愉快的心情和对劳动生活的赞叹。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刘禹锡民歌体诗歌分析时写道：“这些诗的特点是保存着清新爽朗的情调和响亮和谐的节奏，能大胆吐露内心的情感，借助于比兴手法或双关语，使人感到真挚而含蓄，比之一般民歌又要细腻、华美一些。”

　　吴汝煜《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时特别提到刘禹锡的《竹枝词》的音乐美。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每首的前两句主要吸取了七绝声律谐婉的特点，后两句大体上保持了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在曲调上凄凉怨慕的特点，兼有两者之长，做到和谐与拗怒递用，又大量采用谐声双关、重迭回环等艺术手法，使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因此表现出含思婉转的韵味。”

　　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一改过去文学史多只强调刘禹锡民歌体作品艺术成就的格局，依次分析了其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民歌体等四个门类的诗歌作品，最后认为：“刘禹锡的诗，律诗、绝旬比古诗成就高，仿效民歌的乐府小章尤为著名。”

　　总之，刘禹锡的诗歌或描写群众劳动场面，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展现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具有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着生活情趣，在不如意中乐观地生活;或托物言志，揭露丑恶的社会现实;或直抒胸臆，表现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对佞臣的愤慨，旷达坚毅。诗人开拓了诗的题材领域，继承和发展了诗歌主题的表现形式，大胆地以民歌形式反映生活，改革、完善了诗歌的体式，充分体现了其在诗歌创作上的创新意义。生活是创新的源泉;创新丰富了文学的内容。明代杨慎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正说明了刘禹锡诗歌的深远影响，不愧为“真才情之最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