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咏史诗

刘禹锡咏史诗

　　刘禹锡能创作出大量咏史诗并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外，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

　　《四溟诗话》有云:“史诗勿轻作,或己事相触,或时政相关,或独出断案。”“独出断案”说明咏史诗创作需要较高的修养,“时政相关”则不仅要求诗人熟悉历史掌故,还要求诗人能够具有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寻找现实与历史之间深层联系的能力。创作咏史诗除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诗歌的优劣。自身素质主要包括学、识、才、情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刘禹锡咏史诗形成的原因。

　　一、学

　　所谓“学”即指学问,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斗争中各种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学问在咏史诗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知识分子写诗是为了抒情言志,通过自己的讽诵达到使社会风俗清淳的目的。而志的产生也来源于长期的勤学钻研,尤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对志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其在《子刘子自传》中说:“世为儒而仕”、“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其父刘绪家教甚严,使他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刘禹锡自幼聪敏好学,很有教养,权德舆《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曾回忆刘禹锡童年时代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始予见其卯,已习《诗》、《书》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另外刘禹锡在《献权舍人书》中说:“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他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籍。直至晚年,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好学不倦的精神,在《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称:“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在《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诗中感叹自己“漫谈图书三十年,年年为郡老天涯。”渊博的知识储备,不仅培养了刘禹锡诗歌创作高尚的审美理想,而且提升了审美要求,提高了审美能力。

　　刘禹锡还深受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质所倡导的《春秋》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的影响。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在其内心深处扎根,在诗文中刘禹锡也多次提到“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讽谏传统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诗人也有影响。这使刘禹锡具备了从屈原开始咏史诗的作者便具有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促使诗人拿起手中的笔以历史为依据,进行咏史诗的创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咏史诗是诗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产物,它们反映出来的是诗人关心国计民生的强烈忧患意识。

　　二、识

　　所谓“识”指识见,主要是诗人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敏锐而奇异的眼力。在咏史诗创作中诗人有了这种眼力就可以对历史现象做出深层次的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进而截取它作为诗歌吟咏的对象。另外咏史诗所选取的历史材料必须是真实的,这就要求诗人在选取歌咏对象时首先对历史材料的真伪进行甑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真伪很难辨认,而且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典籍时往往会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上,依据自己的道德尺度对历史事实进行篡改,在这个时候诗人的识别能力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除自幼博览群书打下的坚实基础外,杜佑对刘禹锡有深远的影响。

　　刘禹锡《徐州文宣王新庙碑》云:“禹锡昔年忝岐公门下生,四参公府”。“四参公府”指:(1)贞元十六年夏,杜佑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节度使,刘禹锡入杜佑幕,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2)同年秋杜佑罢徐泗濠节度使,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为扬州掌书记。(3)贞元二十一年,杜佑兼山陵使,以刘禹锡属崇陵使判官。(4)杜佑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刘禹锡判度支、盐铁等案。刘禹锡与杜佑关系密切,曾代杜佑撰写大量的表、状,现存二十九篇。杜佑著有历史巨作《通典》一书,在刘禹锡四次为之效力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赏识,有机会看到杜佑的《通典》,并在学术上得到他的指点。对刘禹锡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哲学思想上,刘禹锡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是最为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的地位。《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等,富有哲学思想。《天论》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观点。因此刘禹锡能用唯物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人事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刘禹锡所具有的这些哲学思想在咏史诗中也经常流露出来。如著名的《金陵怀古》:“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从哲学家的视角指出,一个国家和朝代的兴亡,主要依靠的是人事,山川地形的有利因素不足为恃。并以陈后主依仗长江天险而荒淫失国为依据,警醒读者。

　　刘禹锡凭借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唯物主义的眼光,不仅可以准确判断史料的真伪,敏锐的感知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而且还使作品中充溢着一种雄豪之气,使他的咏史诗体现出与他人截然不同的风格。

　　三、才

　　所谓“才”主要指是人的才分。包括诗人在立意、谋篇布局、语言的选择几个方面。刘禹锡聪颖早慧,勤奋好学,《刘氏集略说》云:“始余为儿童,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而且皎然、灵澈等人对刘禹锡的诗歌写作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皎然、灵澈是最早教导刘禹锡做诗的两个和尚。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自注:“皎然字昼,时以字形。”)时余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可见刘禹锡在幼年就得到了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赏识,并在做诗为文方面得到他们的指点。

　　皎然诗文俊秀,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刘禹锡在《澈上人文集纪》中说:“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然而皎然最大的贡献在于其探讨诗歌创作法式、艺术技巧的著作《诗式》。《诗式》对刘禹锡诗歌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其意境论即可窥见一斑。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这与皎然《诗式》中的“采奇于象外”、“情在词外”、“旨冥句中”等观点有相似之处,很难说不是受他的影响而来的,而且这些理论在刘禹锡咏史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有了这些基础,刘禹锡的咏史诗在立意方面跳出了抒一己之情怀范围的束缚,明显超越了前代诗人。在他之前的诗人大多将咏史诗作为自己述志泄愤的工具,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愤懑。而刘禹锡不仅将其作为见志之具,更多的时候是表达对现实的隐忧,是将其作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特殊工具来应用的,其《金陵怀古》、《台城怀古》、《西塞山怀古》等即是明证。

　　谋篇布局上更可看出刘禹锡独具匠心之处,他的咏史怀古之作多七言绝句,把历史兴亡的感慨寄寓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之内,如果没有一定的构造能力很难会有什么名篇问世。而刘禹锡的这些作品可以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金陵五题》甚至成为后人评论的典范,为众多评论家所青睐。

　　语言选择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刘禹锡很注重诗歌语言的选择,他的意境论强调“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其所作的咏史诗大部分来说可谓字字珠玑,且含无尽的情思于字外,与他的诗歌理论完全一致。如其被人津津乐道的《石头城》,在二十八字中通过对景物客观冷静的描写将石头城的荒凉展露无遗,流露出对历史无情变迁的无限感慨。

　　四、情

　　所谓“情”指性情,诗主性情,情是诗歌的灵魂,它决定着诗歌艺术水平的高低,也是决定咏史诗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之一。汉儒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是诗歌产生的前提,诗歌是个人情志的外泄。刘勰说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昔诗人之篇什,为情而造文”。刘禹锡同时代的白居易也主张“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视情为诗歌之根本。因此情也是咏史诗创作的根本,情的产生推动着咏史诗创作的进行。

　　在咏史诗创作的过程中,诗人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对各种事物产生或喜或怒或爱或憎的情感,当这种情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喷薄而出发为诗歌。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刘禹锡是因为政治方面的限制),有些情感不宜直接抒发,于是诗人从历史时空中选择与所要表达的情感有内在联系的史料,借古代的事件、人物作为自己抒发情感的手段。在选择、组织这些材料的时候,诗人的情感同样起着支配的作用。在情的指导下借助自己喜好的或者憎恶的史料将主旨完美的表达出来。即使在付诸笔端的瞬间,情也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情的激荡之下诗人的情绪亢奋,诗情高扬,诗歌一气呵成且文句优美,感情充沛。另外,情也是衡量诗歌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诗歌强调情感的真实,无病呻吟的作品往往为人所不齿。

　　刘禹锡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却无罪遭贬,心中自然会有无限的忧愤。贬谪之初,他所具有的情乃是无辜遭贬后的愤懑,志同道合之人遇害后的激愤,盼望重新启用的急切,因而选用了苏令绰、汉寿城、淳于髡、庾信等等一些史料,用语峻切,感情深沉。贬谪后期,诗人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的情势,因而西塞山、金陵、台城等一些史料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寓无限忧思于怀古之中。正是由于诗人用情真切,选材精当,才留下了一大批咏史佳作。

　　总之,刘禹锡在“学、识、才、情”四个方面才能的有机融合,与外部政治环境、地理环境的刺激,共同造就了其在咏史诗发展历程中的卓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