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称呼

　　唐代柳宗元是文学史上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综观其一生，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形成于离开长安之后流贬永州的十年。归纳数十种流传的柳文版本，他的诗文共五百四十七首(篇)，其中写于永州的三百一十七篇(篇)，占了五分之三，尤其是最能显示他思想和文学才华的议辩、对、答、说、传、骚、吊赞箴戒、铭杂题、记等一百零七篇，就有八十二篇写于永州。然而，后来人们对他的研究往往将其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没有称他为“柳永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史称柳氏得姓于鲁士师柳下惠，秦朝以后迁入晋之解县，属河东郡。柳宗元说：“河东，古吾士也”(《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唐代的蒲州解县，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西南解州镇。不过，柳宗元的祖上历代宦游，早离故籍。至于柳宗元本人一生从没去过河东祖籍，柳州任上死后也是移柩回归至长安万年县栖凤原先人墓侧安葬。这说明，人们称柳宗元为“柳河东”，仅仅是往他的祖籍上挂靠而已。但要真正弄清人们为何会这样挂靠，还得从中国的姓氏文化说起。

　　简略地讲，无论是姓氏、姓名，还是字、号，都不过是一种个人的符号。这种符号的产生和演变，则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的姓氏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群落的徽铭。所谓徽铭，《典艺》，“铭，名也，述其功美，始可称名。”原始社会群落徽铭的产生，一般是由该群落自己决定，并且应该是与他们生活关系密切的某物类，如植物，动物、山川，或是他们的重大社会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这大致是母系社会群落时候的情况。由于西方的人被用得习惯而传开了。比如，徽铭和图腾(Totem)，讲的实质上都是色。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国语·晋语四》等的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到了大约是五帝时代，社会群落徽记开始出现以姓来表述，并且可以由部落联盟的领袖来安排。姓是一个会意字，“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说文解字》)。夏商周的三代之前，姓与氏是分开的。妇人称姓，男子称氏。这实际上是母系当家的社会群落的表征。姜、姬、赢、姚、妫等这样一些最古老的姓都是从女，足以准确地表明当时的母权制情况。姓氏分别使用的功能除了区别婚姻以来，还用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同时，姓可呼为氏，而氏不可呼为姓。这样，姓由族来，氏由居地、社会分工、职守等来。三代之后，原始的母系社会已经瓦解。在实现向父系社会的过渡中，姓氏逐渐合而为一，成为仅仅是区别婚姻的依据。但以地望来明贵贱，仍然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被保留下来。直到今天，人们在议论时往往还会说，某人是某地某姓的。

　　至于字与号的产生，那都是父系社会以后的事情。《礼记》：“男子二十冠而字。”讲的是男子成年时要取名之意。最初是把字与名分开使用的。比如，孔子之子名鲤，字伯鱼。不仅男子成年用字，女子许嫁也称之为字，未许嫁者叫做待字闺中。号的使用是在名字之后的事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效增多，商家店铺需要显特色，个人交际也想以自身的各种特征给别人深刻印象，这就在名字之外出现了号。这种号的使用与流行，尤其是与讲唱文学的兴起有关。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有九纹龙史进，浪里白条张顺，黑旋风李逵，等等，个个人物都有一个号。这些称谓演变到今天，名字已经浑然一体，基本上不再分开使用;号则有雅俗两用，雅的就是一些文化人还在自己的名字之外另取别号，俗的就是一些人自娱式取的诨名、绰号。

　　柳宗元的祖上迁居河东以后，一度是当地的望族。在北朝，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元稹《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柳宗元也自豪地说：“柳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把柳(姓)河东(氏)当作一份珍贵的遗产来对待。隋末农民战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地主，但柳宗元的家乡河东属于大贵族李渊、李世民为首的所谓“关陇集团”地区，战火涉及较少。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以后，柳氏作为“关陇集团”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新王朝中又取得了显赫的地位。

　　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于李密，密败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李渊的爱重，娶李渊的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后拜太常卿，检校歧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对柳亨说过“与卿旧亲，情素兼宿”(《旧唐书·柳亨传》)。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奭，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当时的柳氏一族，是与皇族有着亲密关系的权臣贵戚。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然而，高宗一朝恰恰是封建王朝宫闱内廷之纷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年代。由于高宗王皇后无子，柳奭与元老重臣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多方设法为王皇后固位，最终还是让武则天得宠，王皇后被疏忌至废。武则天一经立为皇后，便严厉打击政敌，柳奭与诸位元老重臣均遭贬黜，柳氏一族损失惨重。

　　“人或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柳宗元《送澥序》)。自此之后，柳氏一族中道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降到普通士族官僚阶层。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只做过一般的县令。其父柳镇，虽然是明经及第，颇有政能文才，因没有门荫特权的倚杖，只能由府县僚佐这样的低级官吏地位逐步迁升，到晚年才靠军功到长安受任正七品京衔。

　　因此，柳宗元经常带着自豪而惋惜的心情，去追诉河东柳氏的陈年往事，赞美为“士林盛族”。这种强烈的宗族观念和光耀门庭意识，也成为他奋发有为的重要动机。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柳河东”，无论是从广义的姓氏文化的根源，还是从他个人的心理机质的倾向，都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

　　“柳柳州”之说，最早见于刘禹锡在衡阳与柳宗元分手时写的赠别诗的诗题：“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此事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当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的韦贯之出任了宰相，柳宗元年轻时的好友裴度等人已在朝廷逐渐得势，并与韦贯之较接近，加之中央朝廷与藩镇割据势力的矛盾日益增大，唐宪宗为了缓和事态，维护朝廷内部团结，居然解除了对“八司马”不准量移之禁，发出了召回柳宗元等五人(凌准、韦执谊已去世，程异已调用)的诏令。柳宗元等人兴冲冲地回到阔别十年的京城，以为终于在朝中又有了出头之日。

　　不料，二月到京，三月十四日就被宣布五人全部出任远州刺史。据说，韦贯之本想安排他们在朝廷任职，只因不安分的刘禹锡的一首诗惹出了麻烦。刘禹锡《戏赠送看花诸君子》一诗有云，“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强调桃树新栽，意在讥讽那些反对永贞革新而飞黄腾达的骄横新贵。他们才高名重，一贬十年，一伙人一下子都回到京城，自然倍受关注。他们诗酒唱和，得意忘形，并无向权贵乞怜告悔之意。

　　这就不能不引起政坛宿敌们的激烈反对，乘机将此诗拿去作了告御状的本钱。唐宪宗本来就对当年皇帝耿耿于怀，便很快作出了将王叔文余党们改放远州的决定。柳宗元他们再一次失去了效力中央朝廷的机会，经历了喜从悲来、悲从喜来的大起大落，在这关键时刻，很值得一提的是柳、刘二人的友情。这次改放远州剌史，柳宗元到柳州，韩泰到漳州，韩晔到汀州，陈谏到封州，刘禹锡到播州(今贵州省尊义市)。

　　其是，刘禹锡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崎岖，老人随同前往，行程颠沛，将是九死一生。柳宗元出于友谊，打算上疏朝廷，请求以自己的任职与刘禹锡对调。恰在此时，柳宗元的好友御史中丞裴度在宪宗皇帝面前斡旋，说出“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的话语(《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迫使其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这件事，表明了柳宗元在关键时刻，能以友情为重而奉献牺牲的优秀品格。

　　对于俩人尽管政见不同，但都是中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事业上相互推重，并在写作理论和实践上切实解决了文体复古和儒学复古的关系问题，高扬起“文以明道”的旗帜。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出京城的“八司马”中，柳、刘俩人除一样遭受数度贬黜的政治命运之外，还都对中唐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由于他们的感情最笃，柳宗元的临终托付，就将抚养遗孤和整理文集两件大事交给了刘禹锡。柳宗元的'诗文得显于后，离不开刘禹锡这位忠实的朋友。于是，柳、刘二人在再度被逐出长安的行程中结伴而行，至衡阳分手时赠诗互答，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赠别诗。

　　柳、刘俩人的再次南贬，走的是一个月前进京的回头路。尤其是柳宗元到了衡阳以后还要再经永州去柳州，世事沧桑的感慨更深。他首先写了《衡阳与梦得分别赠诗》，《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是刘禹锡的答诗。柳宗元见此唱和后诗情激荡，又写了《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柳对刘的称谓是其字(梦得)或旧官职(司马员外)，刘对柳的称谓则用了地名(柳州)。其实，这在当时以地名相称是较普遍的一种称谓。

　　就在柳宗元的文章中，这一称谓也屡见不鲜。《寄许京兆孟容书》中的许孟容，《与杨京当凭书》中的杨凭，就分别是当时的京兆(首都地名)尹;《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祭吕衡州温文》中的吕温，就曾经先后当过道州、衡州(均为地名)的刺史，等等。从这些范式看出，对于担任地方长官的官员，人们可以将这一地名挂在其姓的后面，成为一种称谓。这也许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唐书·本传》对于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后的政绩给予了比较突出的记载，包括解除典当人口为奴的陋习，指授青年学习文章，并说“世号柳柳州”，这一称谓也因此传开了。

　　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事权的闲官。永州羁旅十年，既是他思想文学创作最活跃丰富的十年，也是他政治生涯毕生最晦暗感伤的十年。这一矛盾也延续和影响到了后人对他的评价。将柳宗元的诗文真正加以重视，作为专题来评说以至演变成柳学研究，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

　　但一开题就出现了抑柳和尊柳的两大阵营。抑柳者虽然也认可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甚至能不情愿地将其与韩愈并提，却始终把他当作有政治污点的人来对待而不肯入流;尊柳者当然把柳宗元看得很高，但对其中晦暗的政治经历也有些讳莫如深而不忍深入。尽管永州人民怀念这位“司马”，“零陵(即永州)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

　　先生焉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 ”(宋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纪念柳宗元的柳子庙，今天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尽管柳宗元的其他称谓可以有“柳河东”，但要研究柳宗元就不可能离开“柳永州”这个地域基础，这一矛盾的组合，是柳学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而有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