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柳宗元《惩咎赋》

读柳宗元《惩咎赋》

　　《惩咎赋》作于元和三年(公元 808 年)秋。《柳河东全集》本《赋》题解云：“盖为永州司马时作于元和三年秋也。”何以知之?《赋》写有“逾再岁之寒暑”句。柳母卢氏卒于元和元年五月十五，元和二年五月为卒后一岁(年)，元和三年五月为亡故二岁，故锁定《惩咎赋》为元和三年所写。《赋》末云：“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柳子获悉宪宗对其“罪行”有所松动，心中大快，绝望之情有所减轻，幻想宪宗有朝一日诏其返京效劳。宪宗初年施政基本上沿革新派未竟之业，如削藩强化皇权，整顿盐铁赋税等等。柳子寄希望于宪宗，后半生应吸取永贞革新的教训，继承古圣贤的业绩，奉行大中之道，不再偏颇。上述真切表达柳子创作《惩咎赋》的意图。

　　《惩咎赋》之“咎”指“罪过”?指“凶祸”?对此历来柳文注释家多未深究。只有破译“咎”的本意，才能把握理解本赋的钥匙，从而深入分析柳子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及其思想脉络。现不妨对此剖析如下：

　　第一：“咎”：“罪过”也。在永贞革新中，柳子犯了哪些不可饶恕的罪。《赋》中“罪”字前后出现三处：

　　① 惟罪大而宠厚兮，宜乎重仍乎祸谪。

　　② 罪通天而降酷兮。

　　③ 将沉渊而殒命兮，讵蔽罪以塞祸。

　　① 句“罪大”。《赋》中找不到任何事实依据，柳子写《赋》并不承认有罪。

　　② 句“罪通天”。柳母去世是也。

　　③ 句“蔽罪以塞祸”。柳子自认无罪，沉渊丧生能掩何罪?

　　第二：“咎”：“凶祸”也。在 古代 君主专制官僚统治机构中，官场即战场，宦海沉浮，司空见惯。忠臣贤相，仁人志士时有遭诬陷被贬斥、流放或死于非命，难以预料的凶祸，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赋》中有：

　　① “专兹道以为务”，却出现“谗、妬、构”。

　　② “势危疑而多诈”

　　③ “欲操术以致忠”。反招致“众呀然而余嚇”。

　　④ “又幽怀乎鬼责”。

　　⑤ “故群祸之际”。

　　不难看出，柳子等革新志士一再遭贬被禁锢的原因十分清楚，根源在于反对派的仇视、痛恨、穷追不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一场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统治阶级内部控制最高统治权之争。反对派先采取谗、妬、构手段，视形势危疑之际，转行“诈”术。当柳子表示忠于宪宗时，群言鼎沸，众起攻之，有理莫辩。当宪宗把革新志士外放远州刺史时，又遭“鬼责”，罗织罪名，再贬远州司马禁锢，致柳宗元抱恨终天，这是历史悲剧。《赋》中“咎”界定为“凶祸”，展读《惩咎赋》，体现了柳子深思熟虑，贯穿大中之道理论，系统总结永贞革新之得失，无情解剖自己之言行，足以表现一位青年革新政治家伟大人格。

　　《惩咎赋》第一部分以确立政治革新理论大中之道之过程，阐明其基本观点，以此作为《赋》之指导思想。

　　“惩咎愆以本始兮，熟非余心之所求。”(注：愆：过失)

　　关于永贞革新所酿成之凶祸及过失，该从根源上深刻分析检讨，哪有不发自内心自责呢?

　　“处卑污以悯世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余学而好古兮，怪今昔之异谋。”

　　余处卑贱地位面对大千世界甚感忧伤。昔日读书，早已形成特殊性格，立志仿效古圣贤立身处世之道，发现古圣贤与当今一些读书人追求截然不同而疑惑不解。

　　“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退游。洁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蔼而萃之。”

　　余青少年异常聪明，学业早就进步快，象骏马驰骋于学海书山，攻读应试科目外，猎涉诸子百家著作。曾随家中长辈到过晋、豳、东吴、江夏等地，观游了解各地风土人民情，政教现状，增长了见识。余心地纯洁，讲信孚，性格直爽，刚正不阿，仁爱生人，交友和气，深得朋辈敬重。

　　“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以为师。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

　　考察上古人们蒙昧无知，后世圣贤辩明是非，坚持公道。往后人们怀着私念，变天下为公为天下为家。

　　“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注：象者，法也。)

　　广泛搜寻列举史实，联系贯穿，分析比较，探求符合以及违背大中之道的史料。柳子所谓“道”，指君主专制统治下官员施政必须遵循的道路或路线，它是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法则规律，不是具体有形的事物。

　　“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注：中：正道也)

　　运用大中之道，随时势之变。结合主观之认识，灵活机动，按一定的原则和规律办事，用大中之道治理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制度、政策及措施，未达到“中”的标准会出现危机;超越“中”的标准会偏离正道，所以要谨守中道原则而不悖。凡行为超越中道或不及中道者，都会犯错误。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该办的事应办好。

　　“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

　　世上事物各式各样，千变万化，都可用中道原则处理，使各安其分，各得其所。 古代圣 君贤相治理国家，慎察形势，灵活运用，刚柔相济。如周初文武之治，一弛一张，均收到预期效果。考核官吏政绩，遵循大中之道，可分清忠奸，辨明曲直，考绩勤惰，赏罚分明。能者升，庸者黜。掌握大中之道者，有广博知识，善辨是非，处理政务，胸有成竹，有理有据而不冒犯君主威严。

　　《赋》第二部分写永贞革新始末。

　　“奉訏谟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征乎策书兮，谓炯然而不惑。”

　　顺宗即位之初，王叔文擢余为礼部员外郎，引内禁近，专百官章奏，草拟皇帝诏令，为革新事业出谋划策，并付诸实施，初见成效，甚感欣慰。把革新措施与以往朝廷法令措施作深入比较，从文献上寻找革新措施的历史依据，自认谋划，光明正大，无可疑之处。

　　“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懼乎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

　　革新志士除旧布新，果断实施各项措施，但不免担心革新派内部能否精诚团结，因时间仓促暴起领事，任务繁重，不能周密策划，只是全力效劳于革新事业。

　　“谗、妬、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乎于所执。”(注：谗：崇饰恶言以毁善害能;妬：即妬忌;构：无中生有捏造罪行。)

　　宦官与故旧大臣结成同盟以谗、妬、构等卑鄙手段攻击革新事业，只可惜革新派警惕性差，防范措施不力，一味倾心于推行新政。

　　“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痛惜革新派没有遵循大中之道，采取正确策略，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派，使革新派自己陷于困境。虽有幸深得顺宗皇帝信任，但皇帝音哑不能言。两派争夺最高统治权开展殊死斗争，在旧大臣郑絪为首支持下，顺宗于永贞元年四月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保守派乘机请顺宗下诏令命太子李纯监国，保守派阴谋得逞，顺宗被孤立，革新派因之失势。

　　“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甘脂润乎鼎镬。”

　　打算退却保全自己，懼怕曾巧遇王叔文，得其胜任，不敢贸然背离。打算在太子践位继承帝位时表忠心，可是朝廷内外，沸沸扬扬，吓得未敢申辩。进退两难，无奈心甘情愿置荣禄于度外，接受最残酷的鼎镬之刑。

　　《赋》第三部分写一再遭贬及旅途经历。

　　“皇鉴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适。”

　　永贞元年九月，宪宗审视革新派措施，从宽量刑，贬革新派骨干余等八人为远州地区刺史。余负罪揣邵州刺史官印赶赴南方贬所接受处分。

　　“惟罪大而宽厚兮，宜乎重仍乎祸谪。”

　　反对派的继续反攻倒算，宪宗再贬八人为远州挂职司马并禁锢。余被贬为永州司马，官俸不变，算是皇恩宽厚。

　　“既懼乎天讨兮，又幽慄于鬼责。惶惶乎夜寐而昼骇兮，类麏麔之不息。”

　　余既怕皇上下诏加重处分，又暗暗担心反对派再次落井下石。旅途惶恐不已，夜不能寐;白天心情不定，象麏麔被猛兽追逐得不到喘息一样。

　　“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沄沄。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推抑面回邅。”

　　第一次乘船过茫茫洞庭湖，不觉颤慄害怕。溯湘江南行，北风吹拂，水波旋流，随风飘动。风推抑小舟旋转，艰难前进。

　　“日霾曀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滛雨兮，听嗷嗷之哀猨。”

　　白天北风劲吹，天空阴晦不明，天空黑云翻滚，晚上滛雨绵绵，不时听到岸上猿声哀鸣。

　　“众鸟萃而啾号兮，沸洲渚以连山。飘遥逐其讵止兮，逝莫属余之形魂。”

　　岸上百鸟啾啾鸣啼，江水涌动，远远望去，洲渚似乎与岸上小山相连。小舟随风飘动，不知怎样才能安定，惊吓得魂不附体。

　　“攅峦奔以纡委兮，束汹涌之崩湍。畔尺进寻退兮，盪洄汩乎沦涟。”

　　站在船上远远望去，河道弯弯曲曲，一座座山峦向船后缓缓移动。水击岩石，湍流不断，急流冲击中的.小舟进一尺，似乎又退八尺。只有在河床平缓处，见到风吹江面，形成圆圈及波纹，显得很美。

　　“际穷冬而止居兮，羁纍棼以萦缠。”

　　永贞元年隆冬，余一行数人抵谪居地永州，寄居龙兴寺。不以罪死，禁锢于此，心乱如麻。

　　《赋》第四部分贬永母丧，总结永贞革新失败之教训。

　　“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为?”

　　痛惜母丧，唯遵《凯风》之古训，叹自己未奉养和安慰老母，余罪大滔天，祸延慈母，自己不死，活着干什么?

　　“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而自持。”

　　至元和三年秋，几易寒暑，仍然怀念老母，以致情绪不安，神志昏乱。

　　“将沉渊而殒命兮，讵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而未可。”

　　余曾想投深渊以自尽，这样做岂能蔽罪塞祸?一方面念自杀而无后代，另一方面过去立志奉行大中之道的事业未竟，不能自绝于人世。

　　“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坎坷。”

　　曾盼望能升迁，现彻底无望，进已无望，退不心甘，终生作一孤囚?想到坎坷命运，肌肉都痉挛战慄。

　　“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

　　过去立志修养忠信品德为皇上效劳，现在遭到如此残酷打击，余岂是那种欺世盗名，贪图禄位的世俗之辈。

　　“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

　　余获取显美职位进身仕途，义无反顾推进革新事业，一些谋取官位者的仕途被阻塞。由于言词不慎，导致危机，招致众人诋毁而成为众矢之的。

　　“御长辕之无桡兮，行九折之峨峨。却惊棹以横江兮，泝凌天之腾波。”

　　参加革新斗争，不顾个人安危，象驾无桡之长辕，行进在九曲之高山上。有如弃船浆横渡江河，逆水于惊涛骇浪之中，余奋不顾身，投入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之中。

　　结束语：有生之年奉大中之道誓不偏颇。

　　“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

　　现死罪已缓解，官俸足以养家糊口，无饥寒之忧。吸取永贞革新经验教训，决心继承前贤光明正义事业，不再偏离大中之道。

　　“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

　　余将客死蛮夷无疑，纵使得显宠官位，有啥可骄傲。决心终生遵循大中之道不动摇，只不过客观形势之发展变化不得而知。

　　《惩咎赋》对永贞革新主要教训之检讨：

　　一是策略不对头，警惕性不足，未随客观形势之变化及时调整斗争策略，一意孤行犯主观错误;二是暴起领事，群众基础差，忽视团结，没有争取朝中观望大臣共谋革新，犯下宗派之错误。以下试分析永贞年间几件史实为证。

　　第一：王叔文擅权抑宰相杜佑。《新唐书》云：“德宗崩，诏杜佑摄宰相兼盐铁度支使，王叔文为副。杜佑不亲事，叔文遂专权。”又“叔文欲摇东宫，冀佑为助，佑不应。乃欲逐之，未决而败。”革新派未争取团结实权派宰相杜佑等共事，影响众多官员看风使舵，有的附会革新派，有的消极观望，后纷纷转向，陷革新派孤立无援。

　　第二：立太子一事。革新派宗派思想导致策略失误，德宗在位时，顺宗李涌乃东宫太子，已 40 余岁。德宗崩，李涌即位为顺宗。革新派首领王叔文、王伾以棋艺、书艺侍李涌，因而得顺宗支持。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参与推行新政。顺宗患病，音哑居禁中，不能临朝听政。立谁为太子乃皇朝头等大事。时牛美人得宠，有异志，欲立己子为太子。革新派依牛美人接近皇帝，因此王叔文与牛美人达成某种默契。顺宗立谁为太子自有主见，亦未否定王叔文与牛美人之意。为慎重起见，召见故旧大臣郑絪问立太子事。絪不敢直言面奏，书“立嫡以长”呈上。顺宗点头应允。所谓立嫡以长者，乃立顺宗长子广陵王李纯为太子。李纯已 20 余岁，史称“厷睿”者。这正合顺宗心意。遂命郑絪拟旨于永贞元年四月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所谓“厷睿”，谓李纯聪明能干有魄力。王叔文、王伾既非贵胄，又非进士出身，故广陵王看不上二王。顺宗即位后，二王欲抑广陵王李纯，引起顺宗疑虑。二王对立太子事，背离大中之道。这就是《惩咎赋》所云：“哀吾党之不淑”具体史实之一。

　　关于太子问题。革新派犯下策略错误，又未能采取补救措施。如拥戴太子李纯监国，却继续抑制广陵王。革新派韦执谊为宰相，具体负责推行新政。韦岳父杜朝、黄裳是德宗重臣，宰相劝韦奏请太子监国，代顺宗处理朝政。韦坚决不听，讽刺岳父。杜怒，拂袖出，称病不朝。反对派乘机拥太子监国。朝廷形成以太子李纯，包括故旧大臣，当权太监在内的反对派，抵制革新事业。顺宗未驾崩，皇权就已转移到太子手中，革新派未抢先拥立太子监国而失掉对最高统治权的影响。永贞元年六月，王叔文丧母，王伾、韦执谊处境更艰难。这就是《赋》中云：“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的主要史实。违背了大中之道“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

　　柳宗元自己公开暴露失败之情感变化，君子坦荡荡，难能可贵，表现青年政治家对唐帝国赤诚之心。这正是《赋》中所云：“欲图退而保自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余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云：“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史籍无记载。韩愈《顺宗实录》也未见柳子罪行。宪宗并未从严从重处罚柳，贬刺史、贬司马与其他党人一视同仁。可知“罪状最甚”乃柳自责之词，柳光明磊落，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是严于自儆楷模。在《惩咎赋》中，柳始终未提自己犯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及罪行。《新唐书》《列传》九十三评价云：“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宗元等挠节从之，徼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逐私。”有两条罪状：一是抑太子之明。史籍有记载，柳未参与。二是规权逐私。这不公允。其实宗派错误，不完全是攫取私利。史书常以成败论英雄。司马光《资治通鉴》并未全盘否定永贞革新及八司马。

　　关于立太子，柳宗元可能未积极参与，有两件史实可供佐证。

　　其一：柳宗元作《礼部贺立皇太子表》云：“顾兹守器之重，(注：《易》：守器者莫若长子)爰正承华之位，(注：承华，太子宫名)尊义方之教，(注：《左传》：爱子教以义方)载锡嘉名，(注：指改李淳名为李纯)崇建树之礼，式光典命，以长而立。(注：《左传》：立嫡以长不以贤)自符于慎择，必子之选，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摇，王业弥固。”此《表》所持观点与郑絪奏“立嫡以长”相得益彰。

　　其二：元和七年宰相郑絪出任岭南节度使，给永州刺史韦彪书信，附函存问柳宗元。柳回复异常感激：

　　“一自得罪，八年于今……自以终身沉废，无迹自明。不意相国垂悯，特记名姓。守突奥(注：指幽深黑暗之处)者，忽仰晞于白日。负泥塗者自濯于清源。快心畅目，不知所喻。”《新唐书》云：“郑絪守道寡欲，为人正派。”郑之存问，肯定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中所作所为，正确无罪，也证明了柳子未参与抑太子之明。郑絪一纸存问，洗清了反对派诬陷柳子“莫须有”罪名，所以柳复信郑才有“快心暢目”之感。永州刺史韦彪也因之更尊重柳宗元。

　　柳子在《赋》中深入剖析其思想，不是贪图禄位，欺世盗名之辈，着力推进新政，敢破旧立新，不畏艰难，自认“择言不慎”引起反对派攻讦，急躁冒险，犯主观错误，背离大中之道。“不及则殆，过则失贞”，没有“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敢”字当头，固然是革新志士的优秀品质，但是总结革新失败主观原因中往往又夹杂个人色彩之主观因素。千年前的柳宗元无法超越自我，当然我们更不可苛求前人完美。

　　纵观古往今来众多仁人志士图新失败后，像柳宗元一样严肃解剖自己，实属罕见。如果说柳宗元最优秀的政治品质是什么?那就是奉行大中之道不动摇。他没有去“沉渊而殒命兮”，被禁锢永州龙兴寺不颓废潦倒，在政敌窥视迫害下惊而不乱，囚居佛寺仍创作了《非国语》、《贞符》等著名的哲学政治理论著作，君子自强不息!《寄许京兆孟容书》云：“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立足荒僻的永州，柳子以文章为利器，在文、史、哲诸领域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惩咎赋》正是柳宗元伟大战斗的誓言。无怪乎《新唐书》如此看重《惩咎赋》，用意深远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