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柳宗元并称

　　刘禹锡与柳宗元并称

　　刘禹锡和柳宗元并称“刘柳”

　　柳宗元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唐代河东郡(今山西运城永济)人，祖上世代为官，七世祖柳庆为北魏侍中，封济阴公。世人称之为“柳河东”、 “河东先生”。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为唐宋八大家之二。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元九年(793)登进士第，后因王叔文事贬为朗州(今属湖南)司马。元和十年(815)召还，又贬连州刺史。晚为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禹锡在朗州，曾仿民歌为新词。有《刘宾客集》。[1]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中唐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刘禹锡与柳宗元

　　韩愈、柳宗元均以古文驰名，千秋以来，“韩柳”并称。其实，柳宗元在世时，又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一些历史典籍来看，当年“刘柳”并称的出现率和流传度，还要高于“韩柳”并称。

　　毫无疑问，韩、柳、刘都是当年最杰出的文学家，诗文皆擅。三人还都是同事，都在朝廷的监察部门任职。权力不小。由于都是同辈人，又有对诗文的共同爱好，互相切磋，彼此关系融洽，结下友谊。韩愈曾有诗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既可见三人关系之良好，也可见韩对刘、柳的赏识。不过，若论私交，柳与韩虽然也有深分，但与刘之间的友情更为深厚。

　　刘、柳为同榜进士。那年刘21岁，柳仅20岁。二人得意之余，携手同游京城，自此定交。不久，二人又参加了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出入禁中，参与重大决策，经常一起上朝或回府，正如刘禹锡晚年诗中所写：“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半年后，改革失败，刘、柳均被放逐南蛮之地，柳为永州司马，刘为朗州司马。但二人继续交往，书信不断，探讨学问。如柳宗元写了《天说》，刘禹锡觉不满，以为其“天、人之际”的关系仍未说清楚，又作《天论》三篇加以补充。而柳则劝刘寄情山水，怡养心性。

　　就这样，二人互相关心勉励，不觉九年过去。朝廷也知道刘柳诚为一代之伟才，便把他们重新召回京城。本拟重用，不料刘写了《游玄都观绝句》，捅了娄子，惹怒权贵，以为“语涉讥刺”，刘、柳又被逐出京城。刘因写诗惹祸，被发配到最为荒僻的播州。柳虽因刘写诗而枉遭牵连，非但不怨刘，还出面为刘求情：说：“播州非人所居，刘梦得有老母，不适合居住，而且更无母子同往之理。”并向朝廷郑重提出，愿意把自己离京稍近的柳州刺史一职让给刘，而自己到遥远荒凉的播州去，虽死不恨。后裴度向宪宗陈情终于使刘改任为连州刺史，生活环境大为改善，实全赖柳之仗义之举。就连韩愈也深为感动，曾慨叹道：“士穷乃见节义!”对柳的朋友之情大加赞赏。

　　因柳、连二州均在南方，此次贬逐，刘、柳一路南下同行，直至衡阳才分手。临别之际，柳给刘一连写了三首赠别诗，篇篇声泪俱下，令人嘘唏。其《重别梦得》一诗云：“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意思是说，我与你刘禹锡自同榜登第认识二十年来，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完全一样，同荣同辱，命运相同，万事相同，即使告老还乡，也希望能与你成为邻居，共度晚年。

　　可惜二人分手才四年，柳便因病去世，年仅46岁。噩耗传来，刘“惊号大叫，如得狂病”，泪如雨下，在万分悲痛的心情下……为柳接连写了两篇祭文。一年后离任出粤路过衡阳，还特意来到当年与柳在湘江岸边分手的地方，赋诗投吊：“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群帆转山灭……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其思念之情，字字可见。

　　柳生前在《送元暠师序》一文中曾夸赞刘是一个“明信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信用，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因此柳在临终之前，曾给刘留下嘱托，希望刘能帮助他把四个幼小儿女抚养成人;把他生前的遗稿编纂问世;代请韩愈为他写墓志铭。刘知道柳无兄弟，两个姐姐也早就去世，故对其后代，均协助抚养，对柳之文稿，亲加手编，故最早的柳宗元文集，实出自刘之编纂，并亲为作序;而今所见韩愈的名文《柳子厚墓志铭》，也实由刘代柳转请韩愈所撰。总之，对柳所托之事，一一办好。由此可见，刘真不愧为柳之挚友，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可靠朋友，同时也说明了柳宗元交友眼光的精准。

　　同为文坛英杰，刘、柳与韩实际上分属不同的政治势力。三人共事不久，韩即因上书被贬阳山令。刘、柳在朝廷致力改革，大受重用之时，韩愈正被贬南方;俟“永贞革新”失败，刘、柳被逐出京城，贬黜南方，韩却重被召回京城，在朝廷担任要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与学术交流，三人继续来往，并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刘曾自豪地说：当年韩愈主盟文坛，可以与其并驾齐驱的，只有他和柳宗元。

　　不过，韩、柳主要在文学观念，特别是古文主张上一致，但在政治、哲学上都不相同，而刘、柳无论政治观念、哲学思想、文学主张，乃至人生道路都完全相同。真可谓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了，而且二人互相尊重，互相抬举，互相关爱，互相忠诚，从没红过脸。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的确是很少见的。直至刘临终前一年写的《子刘子自传》中，仍在回忆当年他与柳共事的情景，怀念他的老朋友，而此时柳已去世23年矣!可见刘、柳感情之深。因此，今人不仅要知道“韩柳”并称的意义，也应了解“刘柳”并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