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热风》杂文集:《不懂的音译》

　　不懂的音译〔1〕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2〕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3〕……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4〕，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5〕，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6〕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7〕。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8〕之类，例如进化论〔9〕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10〕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11〕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12〕，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13〕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14〕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屠介纳夫”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170页注〔5〕。“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3〕阿难陀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695)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4〕“柯伯坚”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国留法学生主办的《新世纪》周刊第八十七号(一九○九年三月六日)刊有他的照片，译名为“柯伯坚”。

　　〔5〕“陶斯道”《新世纪》第七十三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号(同年十二月五日)译载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欢如此》的文章，评介俄国作家“陶斯道”。从该文内容看，是指托尔斯泰(即文中的Tolstoi)，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Dostoievski)。

　　〔6〕六朝和尚指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的佛经翻译者。

　　〔7〕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报》，其中刊有一张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国社会改革家苦鲁巴金”，而照片却是身着军服的俄国将军库罗巴特金(即文中的Kuro-patkin，1848—1925)。

　　〔8〕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唐伯虎(1470—1523)，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黄三太，旧小说《彭公案》中的人物。

　　〔9〕进化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是这个科学理论的奠基者。

　　〔10〕相对论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世纪初由德国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等所建立。

　　〔11〕美洲是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Colombo，约1451—1506)于一四九二年发现的。

　　〔12〕《流沙坠简》三卷，罗振玉、王国维合编。一九○○年、一九○七年，英国人斯坦因(A.Stein)两次在我国新疆、甘肃掘得汉晋时代木简，偷运回国，法国人沙畹(E.Chavannes)曾为这些木简作考释。罗振玉、王国维又把它们分类编排，重加考释，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等三卷。

　　〔1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

　　〔14〕沙士比亚英国戏剧家、诗人。

　　鲁迅 - 杂文创作

　　最充分体现鲁迅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min）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