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10月，是鲁迅寓居绍兴会馆补树书屋的最后一个月。1916年6月搬进这里后的3年，是鲁迅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时间。

　　他写道：“我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居然暗暗地消去了……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顶上……”

　　然而在1919年10月，鲁迅却不再专注于古碑古文，而是写下洋洋6千余字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在《新青年》6卷6号，在文章中他批判了过往的父子观。

　　他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为他们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并不是凭空而来，鲁迅对父子关系问题关注为时已久，他认为孩子是国家的下一代，拯救他们就是改变中国的未来。

　　但在被泛伦理化、泛国家化的教育理念包围中，人的个性的舒展只能是妄想，因此将孩子从旧的父子关系中解放是改变社会的关键。

　　在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一年前写下的《狂人日记》中，他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他的观点则表达得更为明晰。

　　他首先反对子女应以“顺从”作为“孝道”的观点，并结合进化论的观点指出“只要思想未遭痼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也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

　　然后鲁迅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幼本位”的主张，即父母对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

　　他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

　　“新青年”对父子关系的反思

　　同时，就在鲁迅“摇着扇子看头顶密叶缝里一点点青天”的那些日子里，中国大地上新的东西在萌动，一批留学归来的“新青年”走上了和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试图变革社会的同时，也开始反思“父子关系”，并提出颠覆性的观点。

　　这些青年大多生于19世纪80年代，几乎在传统教育的浸润中长大：鲁迅儿时“几乎读过十三经”，胡适记忆中连“朱注”都是要背诵的。

　　同时他们又接触到了甲午之后的维新启蒙的思潮，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出国学习，是系统接受西学教育的第一代知识人。

　　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曾活在父辈的时代里，往往因为“孝道”的.约束作了人生的牺牲。胡适在婚前曾这样表白：“我们这一代是必须奉献给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孩子的一代中间人。除非我们能摆脱一切的影响，我们就必须要按父母的愿望与他们为我们选择的姑娘结婚。”

　　鲁迅也曾如此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

　　包括胡适和鲁迅在内的“五四”一代在家庭关系上承受了沉重的道德压力，他们所不能摆脱的顾忌也让他们看清封建“父子关系”对人的约束，尽管自己无法完全卸下，却要振臂一呼，“解放自己和他人的孩子”。

　　如其他诸多新思想一样，对家庭关系的反思也是从《新青年》开始的。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陈独秀就提出：“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人格矣。”

　　《新青年》的另一位战将李大钊，则是从道德伦理以外的社会演变角度回溯孝道的渊源。他的分析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说：“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它(指孝道观念)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

　　同样在1919年，“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3号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我的儿子》的诗，提出“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而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长子祖望降生，他的这首诗便是写给他的，其核心观念和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如出一辙，在社会上不论儿子与父母，都首先需要做一个“堂堂的人”。

　　胡适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并没有什么恩情可言，他们在生子时并没有征得子女的同意，也不是有意要给他这条生命”，因此“至于我的儿子将来怎样待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我绝不期望他报答我的恩，因为我已宣言无恩于他”。(《无后与不朽——试论五四时期胡适的社会伦理观》)

　　作为父亲的鲁迅

　　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写作10年后，鲁迅和许广平有了一个孩子，叫做海婴。孩子的存在，使鲁迅愈加深入地考虑父与子的问题。

　　先前的议论只是个人的独思，现在则有了切身的体味。在这段时间给友人的书信里，他记载了很多关于海婴的片段和自己的思索：“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也较去年强健，而且近来似乎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但因年龄渐大之故，唯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废去不少功夫耳。”

　　“我们都健康，只有那位海婴氏颇为淘气，总是搅乱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也是要吃饭的时候就来了，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

　　“海婴这家伙非常调皮，两三日前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现在的孩子更捣乱了。”“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读了这些鲁迅对海婴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自己所提出教育思想的身体力行：“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父母“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鲁迅到了身体十分虚弱时，仍然在儿子面前坚持一个温和的父亲形象，他会在写信的时候，请海婴帮他选择信纸，“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而鲁迅病危的时候，海婴每天晚上临睡时都会向父亲说一句：“明朝会!”有一天，他在楼上喊着：“爸爸，明朝会!”鲁迅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听到，又大声地喊：“爸爸，明朝会!”等一等，还是听不到回答的声音，就大声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鲁迅就挣扎着说：“明朝会，明朝会。”海婴就说：“爸爸怎么耳朵聋了!”

　　儿子一声声嫩嫩的“明朝会”以及鲁迅在挣扎中努力地回应，正是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和儿子之间的生命呼应。

　　这也正是鲁迅所提到的，生命是一种传承接替，“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生命的天性，不是“恩”，而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