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悲哀叫鲁迅的同学

刘莉莉老师

有一种悲哀叫鲁迅的同学

  【人物简介】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了解鲁迅在三味书屋念书时的情况,有一件事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那就是,鲁迅有一位名叫周寿恒的同学,当年表现出来的聪明程度和记忆力,远在鲁迅之上。周建人回忆说:“我大哥读几遍能背出来四十行,他却能背出八十行。”他们的老师寿镜吾先生,也曾一再称赞周寿恒是难得的天才。但是,后来两个人的成就,有天壤云泥之别。鲁迅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文豪,而周寿恒却一事无成。

  鲁迅当然是三味书屋的优秀学生。他的同学周梅卿(也是鲁迅的从叔)回忆道:“三味书屋读书,到了年底要背出一年里所教过的书。鲁迅年底在家里复习了几天,将一年里读过的书,在老师面前一放,能将一年所学过的书,一次就背将出来。

  对课本上,也都是老师奖励的红圈圈。”寿镜吾的次子、曾经代父执教做过鲁迅他们老师、日后中了慈禧听政时期朝元(恩科状元)的寿洙邻,也说过:“镜悟公执教虽严,对于鲁迅,从未加以苛责,每称其聪颖过人,品格高贵,自是读书世家子弟。”他说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两人都是塾中的高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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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寿恒能在读书上比鲁迅有更出色的表现,不难想见,他的天资禀赋是多么地优异。

  探讨人生成败,具体地说,探讨生活环境、教育经历、性格志趣等对于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影响,鲁迅和周寿恒,是一个绝好的参照组。

  张能耿先生在《鲁迅亲友寻访录》书的《福彭桥周家的.两位高材生》一节,对此进行了分析,分析包括主观努力、家庭教育、性格爱好等方面。貌似全面,但我认为,对于真正关心教育、成才问题的人们而言,参考价值并不大。

  主观努力,当然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古今中外,每一个成功者,都是通过努力达到目的,实现理想的。鲁迅的成功,跟他一系列的努力密不可分:在三味书屋时认真读古书,学习诗词、绘画,搜集家乡先贤的文献著作;在南京水师学堂、南京矿路学堂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外语能力;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日语,学习医学,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阅读各国文学作品,筹办文艺杂志,从事翻译工作,撰写关于文艺的学术论文;在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时,搜集、研究古代造像碑刻,研究小说史,在钱玄同等人的催促下开始白话小说的创作……在绍兴,在东京,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在上海,五十余年的人生,鲁迅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努力。

  但是,我们很难说,凡是不成功的人,都是不努力的。比如,我们很难说,闰土、阿Q都是不努力的。闰土终日吹着海风,在海边种地,生儿育女,作为农民,应该说是努力的。但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见到儿时以哥弟称呼的作家,恭敬、分明地叫起了“老爷”。

  阿Q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追求爱情(跟吴妈说“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要求革命(听见革命消息,他激动兴奋,看见赵家遭抢,他并未像小D那样拔腿逃跑),也是够努力的。跟鲁迅家境相当、同门求学的周寿恒,学习骑马技术,拉二胡,演戏,据说能演各种角色,可见也不是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之人。周建人说:“周寿恒也许是太聪明了,他觉得(读书)没有花力气的必要,所以他不喜欢读书,更没有看见过他写字。”这样的回忆,是不太可靠的,像是成败论英雄的一种事后阐释,猜测成分很大。

  家庭教育,当然是人生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古往今来,有巨大成就者,常常是异数。有家学渊源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们的成功,跟家庭教育可以没有同向、直接的关系。例如,孔子,父亲是武士,他却走了从事文化教育、宣扬礼仪的道路;李白,家族、父亲可能都是经商的,他却成了伟大诗人;纳兰容若,出生于富贵权臣之家,他却成了多愁善良、哀感顽艳的词人,跟他仗势欺人的兄长截然不同。

  鲁迅成为文豪,可以说跟他的家族有一定的关系,他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做过翰林,是一个有一定文学修养的旧式文人。但是,鲁迅日后成为文学家,家族的影响实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父亲去世早,鲁迅少年时代即承担起支撑家门的重担,许多事情均需自作主张,进新式学堂,学采矿,学医,用白话文写作,都是鲁迅的父辈、祖辈在天之灵所意料不到的。鲁迅的成功,与其说得益于家庭教育,不如说得益于家道中落。家道中落,使他“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这,是大大有助于他的文学事业的。

  《福彭桥周家的两位高材生》中有这样几句话:“家里人希望周寿恒学钱业,曾送他到一家钱庄学生意,结果是学不进。总之是他不喜欢的不想做,他喜欢的又不让他做,也就成为无事可做,于是成了吃吃玩玩的‘嬉客大少爷’。”

  这个总结,失之简单武断。一点儿家庭的期望与安排都不敢、不能违背,他的无所成就,是不能归咎于家庭的,得从自身找原因。他太缺乏反抗精神了。鲁迅结束私塾生涯之后,不是去考秀才举人进士,走科举正路,而是学洋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当时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是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自序》)。由此可见,鲁迅具有叛逆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