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学术特点

《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学术特点

　　《内经》 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 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

　　一、《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形成条件

　　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的产生、学科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科技发展的历史背景，《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样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哲学思想的渗透、自然科学技术的影响不可分割，当然，作为医学论文的汇编， 《 内经 》 的形成与当时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关系更为密切。

　　1 .社会的变革，巫术的衰落

　　春秋战国时代是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变革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科学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法律、度量衡制度。在思想战线上，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诸子蠢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借助于朴素的世界观解释自然界诸多现象。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们和自然界斗争的记录，它表明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控制在逐步地深化和提高，自然科学有利于人们破除封建迷信思想，抵御巫术等有神论思想的侵袭。

　　巫术作为人类早期文化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认为巫术是先民们应对自然中所产生的行为反应，也是科学不发达的标志。战国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逐步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日益发达，使巫术逐渐衰落。医学的事实教育人们，人患病之后，求助于巫术、占星问卜，乞望上帝、神灵解除疾病的痛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样，医学的发展成为时代的需要。《 内经 》 的作者们冲破了封建迷信及神权思想的笼罩，旗帜鲜明地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的观点。 《 内经 》 的问世，是医巫分道扬镳的标志。

　　2 .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医学史研究证明，有人类就有生活，有生活就有医疗实践。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据《 诗经 》 载有许多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以及防病保健方面的知识。 《 山海经 》 收载了一百余种药物及三十多种疾病。 1973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批西汉医药帛书，如 《 足臂十一脉灸经 》 《 阴阳十一脉灸经 》 《 五十二病方 》 等，收载了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的防治经验及有关经络等内容，足见《 内经 》 成书前，医家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另外，战国时代，战争连年不断，战争必然要死人，这为解剖学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人们有机会探索了解人体的形态结构。如《 内经 》 记载有“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 … … 皆有大数。” 《内经 》 时代不仅对人体外部有了细致的观察度量，而且在相当进步的人体解剖技术基础上，对人体内部器官也有了很多研究。对于脏腑的坚脆、大小、长短的观察测量，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丰富了医疗经验，为进一步把握人体生理病理的活动规律创造了条件。

　　再者， 《 内经 》 成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医学文献问世，这些医学典籍为《 内经 》 的产生打下了理论基础。因为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有连续性的，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突然产生一部巨著，这一点，从 《 内经 》 所引用的文献可以得到佐证。据统计，《 内经 》 引用的医学文献有 20 余种，如 《 上经 》 《 下经 》 《 大要 》 《 本病 》 《 奇恒》 《 撰度 》 等，可惜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皆已散佚，无可稽考。

　　3 .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整部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诚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爱因斯坦说：“如果一个自然科学的理论，没有认识论作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先秦时期，有着相当发达的理论思维和很高水平的哲学。在自然科学与哲学尚未明显分开的当时，正由于科学家们具有这种古代东方的特殊思维方式，因而创造了我国古代的科学理论。《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形成概莫能外，其中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对 《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形成，关系尤为密切。

　　气一元论，又称“元气论”，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萌生于先秦，成熟于战国及秦汉。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的本原。气既不是虚幻的，也不是超感觉的，它是一种运动不息的物质，其存在状态无非是弥散和聚合，即无形、有形两类。有形与无形之间不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随时处于相互转化之中。万物的生成、变化、强盛、衰落都取决于气的运动及其变化。《 内经 》 的作者汲取了气一元论思想，说明生命过程的物质性和运动性，并以气为中介阐述人以及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进而设释人的生理现象和病理过程。可以认为，气一元论是形成《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基石。

　　阴阳学说肇源于商周，至秦汉已较成熟。先民们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的观察和体验中，发现自然界存在着许多既相关，又属性相对的事物或现象，从中领悟了自然界的某些奥秘，并萌生了“阴”和“阳”的初始含义。通过推衍和引申，把阴阳作为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运用于诊解世界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及运动变化的规律。《 易传 · 系辞上 》 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把自然界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归之为阴和阳相互间相反相成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 内经 》 把阴阳学说作为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一种方法论，运用阴阳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消长、转化、交感、协调等关系，阐释人体的组织结构，概括人体的生理功能，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从而筑起《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五行学说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很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它是人们从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中抽象而成的一种哲学思想。故《 尚书 · 洪范 》 日：“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古人将自然界的许多事物或现象根据五行的属性特点，分为五大类别。并认为这五大类别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的联系，运行不息，遂建构起一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动态的世界五行模式和图景。五行学说渗透入中医学领域，帮助中医学家认识机体自身内在的联系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 内经 》 的作者汲取五行学说说明五脏系统的生理特性及其相互关系，阐释在病理情况下五脏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而协助诊断，指导临床治疗。五行学说为 《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先秦时期，诸子辈出，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西汉司马谈 《 论六家要旨》 将诸子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他们对宇宙的构成、天体的演化、天人关系、形神关系，以及人性论、认识论、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作了较为深人的探索。应该说，诸家学术流派的哲学观点对《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形成，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上述仅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三种学说。

　　4 .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 素问 · 气交变大论 》 说：“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提示医学理论与天文、地理、社会人事知识的密切联系。《 素问 · 举痛论 》 又说：“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说明阐释医理必须借鉴各方面的知识。 《 内经 》 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接受借鉴秦汉时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有关，这可以从《 内经 》 有关篇章的记载中得到印证。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天文历法学有了重要发展。如对天体的认识，据东汉 · 蔡琶 《 表志 》 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周牌，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即盖天说、宣夜说、浑天说，并以此说明宇宙的结构和演化。战国至汉初，历算学家发明了四分历，即以一回归年等于 365 青日，一朔望月等于 29 蒜日，十九个太阴年中插人七个闰”的历法。四分历兼有阴历月和回归年的双重性质，属于阴阳合历。它是兼顾太阳和月亮两种运动的历法。《 素问 · 六节藏象论 》 所记载的“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气余而盈闰矣”，是说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按月象分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大小月共三百五十四天，积十二个朔望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需要通过加置闰月得以调整。《 素问 》 运气“七篇大论”中医家独创的五运六气历实际是对阴阳合历的创造和发展。

　　在天文、历法以及农业发展的同时，人们对物候观察也很细致。古人以五日为一候，一年二十四节气，共七十二候。以节气及物候变化作为安排农事活动的依据。《 吕氏春秋 》 、 《 礼 · 月令 》 及 《 淮南子 · 时则训 》 等记载了春月为春阳布发生之令，夏月为夏气扬蕃秀之令，秋月为秋气正收敛之令，冬月为冬气正养藏之令，反映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无独有偶，《 素问 · 六节藏象论 》 也载有：“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而各从其主治焉。” 《 素问 》 运气“七篇大论”将气候、物候、病候的变化，纳人“五运六气”系统，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周期性的演变规律。《 素问 · 四气调神大论 》 倡导四季养生方法，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保持健康。这些观点乃是天文历法知识与医学相结合的成果。

　　古人观察到月廓盈虚与人体虚实有关。 《 列子 》 载：“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这种人与自然息息相关的情况，在《 淮南子 》 又称为“物类相动，本标相应”，或“同气相动”。 《 吕氏春秋 》 则有具体记载：“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医学家把上述观点联系到人体。《 素问 · 八正神明论 》 说：“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廓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在针刺治疗时则应注意：“天温则血易写，气易行 … … 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写，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这些观点可谓续前人之绪余，并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生和发展。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冶金技术的发展，不仅为兵器的制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九针”的制造提供了材料。《 内经 》 针刺医术的发展与冶金技术是分不开的。全元起说：“贬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贬石，三羲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名之针石。”随着冶金技术的进步，贬石渐为金属针所代替，这是医疗器械的重大进步，也是《 内经 》 时代针刺技术盛行并达到相当高水平的重要原因。作为医学典籍的 《 内经 》 ，直接记载了许多当代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医学理论的形成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是血肉相联的。(二)建构方法

　　所谓方法是指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所采取的步骤和手段的总和。《 内经 》 的方法是先人们对人体的生命、健康、疾病等医学重大问题的理性认识过程和方法的总和。独特的认识方法形成了 《 内经 》 理论体系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医学科的众多特点。《 内经 》 方法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且有不同层次。对 《 内经 》 理论体系形成产生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哲学，如气一元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既是世界观，又是建构《 内经 》 理论的重要方法，与之相关的整体、系统方法、辨证方法可以认为是古代哲学方法的延伸，它们是 《 内经 》 方法论的最高层次。在这些哲学方法指导下， 《内经 》 采用了司外揣内、援物比类、直觉领悟、摇度奇恒等独具特色的方法。这是本节介绍的重点。

　　1 .司外揣内

　　先秦科学家很早就发现，许多事物表里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联系。如 《管子 · 地数篇 》 载：“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 … … ”。这是地质勘探中的常用方法。(素问 · 五运行大论 》 也有类似记载：“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大地上的有形物类和天空中的日月星辰及大气的变化，似根本与枝叶，紧密相联，人们可以借助这种“根叶”关系，即根据地面上事物的变化推测天空中的情况。《 灵枢 · 刺节真邪 》 说得更明白：“下有渐枷，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从苇蒲的生长情况可以推断苇蒲下面的湿地大小以及肥痔情况。 《 灵枢 · 外揣》 还以形与影、响与声的因果关系为例，提出了“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认识方法。医学家将这些方法引人医学领域，通过体外的表征来把握人体内部的变化规律。就是对活着的人体进行整体的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规律。这就是“司外揣内”的方法，《 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 》 提出的“以表知里”方法，与此意义相同。 《 内经 》 中关于“藏象”的含义，张介宾诊释得最为畅晓：“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 《 内经 》 的藏象学说正是运用了“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的方法，研究“象”和“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把握生命活动规律。“司外揣内”方法是建构 《 内经 》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现代控制论的“黑箱”方法与此类同。由于此法没有肢解对象，干扰破坏对象固有的各种联系，因此，“失真”较少，可获得许多用还原分析方法所无法获得的信息，并从总体上把握对象之间的错综联系和变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2 .援物比类

　　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在掌握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把两个或两种不同的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加以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相类似或共同的地方;然后把已知的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有关知识和结论，推论到与之相类似或有共同的现象或事物，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知识和结论。《 素问 · 示从容论 》 说：“援物比类，化之冥冥”。表明它是医家常用的认知方法。

　　例如 《 灵枢 · 五变 》 用匠人以刀斧砍削树木作比类，说明为什么“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这个类比，从刀斧砍削树木其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树木本身质地的差异，推论出外来病因相同，而发病情况不同的原因在于机体本身体质的差异。《 灵枢 · 顺气一日分为四时 》 则从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属性，来类比一日的旦昼夕夜，用以阐明疾病的转归规律。在诊断疾病过程中要体察自然的变化。天有宿度，地有江河，人有经脉，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是可以类比的。正如《 素问 · 离合真邪论 》 所说：“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波涌而陇起”。〈〈灵枢 · 逆顺 》 以兵法类比针刺治法：“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搞搞之热，无刺渡流之汗。”打仗和针刺治病都是对立双方进行较量，两者有相似之点，故可将两者进行类比。作战时，如果敌人士气锐盛，阵容严整，则不可轻易冒进迎击;治病时，当病人呈现大热、大汗之时，病邪及病势正旺盛，不可施针，必待其衰退方可刺之。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 《 内经 》 的作者们善于从一些看起来很不相同的事物或现象中找出它们的相似之处，然后进行类比，以探索新的知识。

　　3 .直觉领悟

　　直觉领悟是在对研究对象深刻感受的基础上，获得某种灵感，突然领悟到某种普遍形式的客观规律性。直觉领悟是创造的直观，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审美沉淀的特征，它是非概念、非逻辑性的感性启示。传统中医理论的建立，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

　　《 素问 · 八正神明论 》 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帝曰：何谓神?岐伯日：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所谓神，古人有“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解释。对于事物规律的认识，只有大智大慧的人才能“慧然独悟”、“昭然独明”，这种感悟“若风吹云”，突然而来，顿然领会。它并不完全依靠逻辑而是用整个心灵去体验和领悟。但直觉领悟并不等于随心所欲，胡思乱想。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萌生的，它的产生既需具备非逻辑思维的能力和技巧，更需要具备广博深厚的知识，并立足事实，对有关问题锲而不舍地追究深思。《 医学心悟 》 的作者做到了“学者，心学之也;悟者，心悟之也。心学之而必悟之”。对学问潜心研究，探微索隐，做到能有所领悟。吴鞠通所谓，“进与病谋，退与心谋”然后有得。

　　直觉领悟属于重要的创造性思维方式，是 《 内经 》 理论形成的重要方法。当然，运用这种方式把握到的真理带有较大的或然性，必须经过实践的进一步验证，或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才能升华为有价值的理论。

　　4 .摇度奇恒

　　所谓“撰度奇恒”，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测度事物的正常和异常。 《素问 · 玉版论要 》 说：“挨度者，度病之浅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撰度奇恒，道在于一。”“楼度”，简言之是揣度、测度的意思。“奇恒”，是以一般情况(恒)与特异情况(奇)作比较，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确认异常之所在。疾病相对于健康来说为“奇”，健康为“恒”。在疾病之中，则异于寻常之病为“奇”，一般常见之病为“恒”。《 内经 》 就是运用“揣度奇恒”法，借助于比较来发现、确定和考察各种事物的异常现象。

　　例如， 《 内经 》 采用健康人的呼吸来测定病人脉搏的迟速。《 素问 · 平人气象论 》 说：“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调病人;医不病，故为病人平息以调之为法。”先用比较的方法，确定健康人的呼吸次数与脉搏跳动次数的关系，然后以此为标准去揣度病人的脉搏，所谓“常以不病调病人”。《 素问 · 三部九候论 》 所说的“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大抵也属此法。“揣度奇恒”与 《 素问 · 示从容论 》 中的“别异比类”含义类同。 《 素问 · 疏五过论 》 说：“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别异、比类、奇恒等是 《 内经 》 总结的认识方法，都包含有比较同异的涵义。“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意思是对事物不去比较，不辨同异，就很难认清事物。《 素问 · 咳论 》 提出“五藏六府皆令人咳”的观点，并回答了五脏六腑咳“何以异之?”的问题，此即运用“别异比类”法解决了五脏六腑咳的鉴别诊断。大凡在医疗实践中，分析生理病理，确定疾病与否，鉴别诊断疾病，拟定治疗方案，均离不开“揣度奇恒” , “别异比类”的方法。

　　“摇度奇恒”、“别异比类”，皆是逻辑学中比较法在中医学中的具体应用。客观世界的事物既具有相同之处，又具有相异之处，在其相同之中就包含着差异，在其差异之中又包含着相同之点，这是客观世界的本性，是比较方法的客观依据。科学的发展正在于不断深入地去研究认识对象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对事物的相同点与差异点把握得越多，越精细，探索事物的本质也就越深。《 内经 》 的作者们在探察人体生理病理的过程中，自觉地普遍地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并创造了“摇度奇恒”、“别异比类”的方法，从而为构建 《 内经 》 理论体系作出了成功的尝试。

　　二、((内经))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