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传说

《黄帝内经》的传说

　　《黄帝内经》是一本医学著作，也是一本影响着中华千年的医学著作，更是一本濡养着中国传统医学的著作，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黄帝内经》的价值贡献

　　《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

　　《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近代以来，欧洲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先哲注重人类认识本源，一改重古薄今、信仰神性的思维方式，发展理性，注重实践，解放人们思想，科学因而在西方大兴。而同时代的中国再没出现过先秦百家式的思想解放，《黄帝内经》越来越成为绊羁中医再行发展的思想枷锁，因为没有其他学科的大力发展，中医也就失去了没有进一认识人体的可能性。今天我们重读《黄帝内经》感慨先人们在当时的创新探索精神，这就是它的最大价值。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诊断、治疗原则、选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拓展：

　　我国最早的方论专着

　　方论，顾名思义，就是阐述制方之理。我国方书以公元前168年之前的《五十二病方》为最早。其后有汉代《伤寒论》的113方，《金匮要略》的262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的`5300余方，宋代《圣济总录》的20000的余方，明初《普济方》的61739方等等。在方剂数量发展的同时，历代医家开始注意推求制方之理的研究，使“方之有矩，法之有规”。一般来说，明末以前，各医家多致力于方剂的发掘、汇集与考证工作;自明末到清代多注意药物和方剂的使用及理论上的发掘。

　　我国最早的“方解”、 “方论”由金代医家成无已所创。成无已在其所着《伤寒明理论》(4卷，刊于1156年)中列“药方论”篇，专论方药。虽然仅注《伤寒论》中常用方2l首，但均能指出方剂的“君、臣、佐、使”，引经据典，阐明方理，是为我国最早的“方论”专篇。

　　其后，至明初医家许宏(1304年--?)撰着《金镜内台方仪》(原书约成于1422年，1794年复经程永培校订)，将《伤寒论》113方归纳为汤、散、丸三类，每方均分汤仪、疑问两部分阐述，前者分析组方之理，后者辨证论治之义，条理清晰，朴实简明。这一着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题性“方论”着作。公元1584年著名医家吴鹤皋(1551--1620)撰着《医方考》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方论”专着。

　　《医方考》共6卷，分72门，附脉诀2卷，载方780余首(实有方564方)。吴氏以证集方，每列一证，先叙病因，再辩诸家治法，然后汇集各家名方以释之。书中对方剂的命名、组成药物、适应症、方义、加减应用、禁忌等均有比较深刻的论术，尤其对方剂的配伍意义，阐述更深，这对于后世学习研究方剂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自清以来，方解专着很多。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张路玉的《千金方衍义》、王子接的《古方选注》、吴谦等编的《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记》、吴仪洛的《成方切用》、陈念祖的《时方歌括》与《肘方妙用》等等都是较大影响的方解专着。

　　此外尚有许多专着中的方论。如张景岳《景岳全书》中的新方八阵(新方186首)、古方八阵(古方1516首)，唐容川《血证论》卷7、卷8中201方的方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卷5中113方论等。历代著名医家如钱乙、陈自明、李东垣、朱丹溪、王好古、李中梓、喻嘉宫、柯琴、吴瑭等都对方剂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