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的悲情

张东东老师

  我爱读史,尤其人物传记,但我不敢为人树碑立传,因为传记难写,评传更为难写。写传记必须掌握传主大量翔实的史料,方能加以塑造,而写评传不仅要十分逻辑地深刻其形象,还要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近几年来,我至少阅读了四五十部名人传记,唯有许伟忠近作《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令我拍案叫好。

  作者为何把秦观定位为“悲情歌手”?检阅秦观诗词,满纸“桃愁杏怨,红泪淋浪”(《沁园春》),给人的感觉如其所言:“恨如芳草,凄凄划尽还生”(《八六子》)。那么,秦观何来如此浓郁的愁怨呢?《宋史·秦观传》说他“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引“秦子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晋唐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

  由此可见,秦观是一个性格豪爽、志气昂扬的人,而他的作品始终贯注着一种深广莫名的悲哀与抑郁。他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排除内在的先天质素,“强志盛气”未必就不脆弱、不多情,脆弱多情就容易敏感,太过敏感就容易招致烦恼,烦恼多了自然就伤心不断,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一生命运一直是随苏轼而浮沉的。秦观的科考之路并不平坦,曾多次举进士不中。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自黄州写信给秦观,劝他“勉强科举”。

  但是元丰五年(1082年)的科考,他又铩羽而归。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授汝州团练副使,路过金陵时,拜访了罢相闲居的王安石,推荐秦观,希望他“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与荆公书》)。元丰八年(1085年),秦观终于考中了进士,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

  元祐三年(1088年),由于苏轼和范纯仁的先后举荐,秦观留在京城,历任宣教郎、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其间,由于他是苏轼门生,自然被视为“蜀党”,故经常遭到来自“洛党”的攻击,但这毕竟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

  绍圣元年(1094年),“洛党”执政,因为苏轼的缘故,秦观被列入“蜀党”而贬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又被贬监处州酒税。在处州谪居的三年中,为了消愁解闷,他常到寺院中与僧人谈禅,为寺僧抄写佛经。

  没想到这件事竟被“承风望指,候伺过失”。绍圣四年(1097年),秦观被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两年后,再徙雷州。当时,苏轼也被贬至更为荒僻的海南岛,与雷州隔海相望,二人常相唱和。

  但性格软弱的秦观,远没有苏轼那样超然旷达的胸怀,接二连三的打击已令他意气消沉,不再存有内迁的希望。元符三年(1100年),绝望中的秦观自作《挽词》,其心情之惨痛不堪,可见一斑。这年二月,宋哲宗病死,高太后临朝听政,大赦天下,谪臣纷纷北归。

  苏轼受命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特意前去慰问秦观。秦观随即也受命为宣德郎,并准许北归。他写了一篇《和归去来兮辞》,表达了自己悲喜参半的心情:“归去来兮,眷眷怀归兮今得归,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七月,他便启程北上,八月到达滕州(今广西梧州),身体越发衰劣。

  一次出游华光亭,他向客人吟诵了梦中所得《好事近》(春路雨添花)之后,索水欲饮,水至,大笑而卒。苏轼闻讯后,归途中“两日为之食不下”(《与欧阳晦夫书》),不胜悲叹:“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与李之仪书》)翌年,苏轼也病逝于常州。由此可见,苏轼与秦观既是师生关系,又有朋友之情,声气相投,且有生死之谊。

  秦观谢世不久,张耒作《祭秦少游文》谓秦观“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如此坎坷艰难的人生遭际,禀性再刚强也早已不堪忍受,何况是笃于深情的秦观。所以,读其《淮海词》,就如同翻阅一个“伤心人”的“伤心史”:“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

  前人评论秦观的创作风格总是围绕着“弱”字展开的'。叶梦得《避暑录话》说“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认为“少游词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翁方纲《石洲诗话》说“秦淮海思致绵丽,而气体轻弱”;而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则直接将秦观的《春日》诗比作“女郎诗”。

  秦观之所以给人如此的印象,根源就在于他往往选用轻、细、微、软、柔等弱性字眼来表达他那浓浓的悲、愁、思、怨、恨等忧郁的情绪,如此所产生的幽微深婉、纤柔缠绵等审美效果,自然是阴性十足——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笃于深情而又人生失意的“伤心人”的悲吟!

  秦观晚年的词作是凄婉的,只有临死前的《好事近》是平和的;秦观晚年的心情是抑郁的,只有弥留之际的微笑是坦然的——一切伤心的旧情往事都在这平静的微笑中彻底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