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的悲情

　　我爱读史，尤其人物传记，但我不敢为人树碑立传，因为传记难写，评传更为难写。写传记必须掌握传主大量翔实的史料，方能加以塑造，而写评传不仅要十分逻辑地深刻其形象，还要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价。近几年来，我至少阅读了四五十部名人传记，唯有许伟忠近作《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令我拍案叫好。

　　作者为何把秦观定位为“悲情歌手”?检阅秦观诗词，满纸“桃愁杏怨，红泪淋浪”(《沁园春》)，给人的感觉如其所言：“恨如芳草，凄凄划尽还生”(《八六子》)。那么，秦观何来如此浓郁的愁怨呢?《宋史·秦观传》说他“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

　　陈师道《秦少游字序》引“秦子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顾今二虏有可胜之势，愿效至计以行天诛。回幽夏之故墟，吊晋唐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

　　由此可见，秦观是一个性格豪爽、志气昂扬的人，而他的作品始终贯注着一种深广莫名的悲哀与抑郁。他之所以如此，当然不排除内在的先天质素，“强志盛气”未必就不脆弱、不多情，脆弱多情就容易敏感，太过敏感就容易招致烦恼，烦恼多了自然就伤心不断，这是一个连锁反应。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一生命运一直是随苏轼而浮沉的。秦观的科考之路并不平坦，曾多次举进士不中。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自黄州写信给秦观，劝他“勉强科举”。

　　但是元丰五年(1082年)的科考，他又铩羽而归。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授汝州团练副使，路过金陵时，拜访了罢相闲居的王安石，推荐秦观，希望他“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与荆公书》)。元丰八年(1085年)，秦观终于考中了进士，初任定海主簿，转蔡州教授。

　　元祐三年(1088年)，由于苏轼和范纯仁的先后举荐，秦观留在京城，历任宣教郎、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其间，由于他是苏轼门生，自然被视为“蜀党”，故经常遭到来自“洛党”的攻击，但这毕竟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

　　绍圣元年(1094年)，“洛党”执政，因为苏轼的缘故，秦观被列入“蜀党”而贬为杭州通判;赴任途中又被贬监处州酒税。在处州谪居的三年中，为了消愁解闷，他常到寺院中与僧人谈禅，为寺僧抄写佛经。

　　没想到这件事竟被“承风望指，候伺过失”。绍圣四年(1097年)，秦观被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两年后，再徙雷州。当时，苏轼也被贬至更为荒僻的海南岛，与雷州隔海相望，二人常相唱和。

　　但性格软弱的秦观，远没有苏轼那样超然旷达的胸怀，接二连三的打击已令他意气消沉，不再存有内迁的希望。元符三年(1100年)，绝望中的秦观自作《挽词》，其心情之惨痛不堪，可见一斑。这年二月，宋哲宗病死，高太后临朝听政，大赦天下，谪臣纷纷北归。

　　苏轼受命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特意前去慰问秦观。秦观随即也受命为宣德郎，并准许北归。他写了一篇《和归去来兮辞》，表达了自己悲喜参半的心情：“归去来兮，眷眷怀归兮今得归，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七月，他便启程北上，八月到达滕州(今广西梧州)，身体越发衰劣。

　　一次出游华光亭，他向客人吟诵了梦中所得《好事近》(春路雨添花)之后，索水欲饮，水至，大笑而卒。苏轼闻讯后，归途中“两日为之食不下”(《与欧阳晦夫书》)，不胜悲叹：“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与李之仪书》)翌年，苏轼也病逝于常州。由此可见，苏轼与秦观既是师生关系，又有朋友之情，声气相投，且有生死之谊。

　　秦观谢世不久，张耒作《祭秦少游文》谓秦观“官不过正字，年不登下寿，间关忧患，横得骂诟。窜身瘴海，卒仆荒陋”。如此坎坷艰难的人生遭际，禀性再刚强也早已不堪忍受，何况是笃于深情的秦观。所以，读其《淮海词》，就如同翻阅一个“伤心人”的“伤心史”：“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

　　前人评论秦观的创作风格总是围绕着“弱”字展开的'。叶梦得《避暑录话》说“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认为“少游词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翁方纲《石洲诗话》说“秦淮海思致绵丽，而气体轻弱”;而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则直接将秦观的《春日》诗比作“女郎诗”。

　　秦观之所以给人如此的印象，根源就在于他往往选用轻、细、微、软、柔等弱性字眼来表达他那浓浓的悲、愁、思、怨、恨等忧郁的情绪，如此所产生的幽微深婉、纤柔缠绵等审美效果，自然是阴性十足——这是一个多愁善感、笃于深情而又人生失意的“伤心人”的悲吟!

　　秦观晚年的词作是凄婉的，只有临死前的《好事近》是平和的;秦观晚年的心情是抑郁的，只有弥留之际的微笑是坦然的——一切伤心的旧情往事都在这平静的微笑中彻底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