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李盛老师

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是教育的第二条原则,家教与师教相结合,现代概念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下面是下面为大家整理的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欢迎大家欣赏。

  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篇1

  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家中的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学校教育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两种教育的背景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有些话老师说不出口,有些话家长说不出口,所以老师教孩子要孝敬父母,家长教孩子要尊师重道,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圆满。

  家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教育,叫做扎根教育,没有家教的小孩子,即使学校教育再优秀,他一生都不会有大成,因为他没根。小孩子在三岁以前,是离不开母亲的,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小孩子都在模仿与记忆,这叫母仪、母教。《千字文》里就有“外受傅训,入奉母仪”的话。“外受傅训”是在外面要接受老师的教诲,“入奉母仪”就是在家里要向母亲学习,以母亲的仪表做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父母自己不自尊、不严格要求自己,你的小孩子将向你学习什么呢?

  根据古制,母亲怀孕作胎以后就要开始对胎儿进行胎教,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胎儿时期小孩子的感官在发育阶段,还没有感知功能。你怎么知道胎儿没有感知能力?你怎么知道胎儿感知不到外界信号呢?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三个月的胎儿就开始有听觉了,也就是从三个月开始就可以用声音进行胎教了。听神经元的发育在零岁到三岁时完成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三岁以内的儿童听音乐,只要听一遍终生都不会忘。父母想培养小孩子为音乐家的,一定要趁早。

  胎教的总原则就是一个正字,时时按“正”的原则去做就可以了。无论是行住坐卧、举止言谈都不能离开正字,站着不能歪,躺着不能歪,坐着不能歪。你外面有正,胎位才能正,小孩子的内心才能正,将来这个小孩子才能正,这是胎教的关键也是教育的关键。

  什么是正呢?正字的下面是止,上面是一,止于一就是正。一切专一、合一才有正。这是教育的准则,如果只生养子女而不负责教育,这是父母的过失。人多生几个孩子容易,但是个个都教育好,是非常困难的。父母要是怕麻烦就考虑好,少生几个孩子,这样既对孩子负责,也对人类负责。尤其是现代的母亲,自己都有工作,教育子女既没时间也没耐心,干脆出钱请家教最省事。母仪母教必须自己来,外人代替不了。现在辛苦三年,将来你能省心一辈子,算算账看看哪头划算?所以在教育问题上母亲想大撒把是绝对不行的,女强人可以缓一缓再当,先考虑小孩子的教育,这是他一辈子的大事,将来他还会有后代,这个因果关系可绝不是一两代人的事。

  如果师教有问题、老师教育的方法不对,那是老师的失职,同样是大问题。传统教育的师道,老师是绝对的牺牲者,一辈子办教育默默无闻,视年长的学生为弟、年幼的为子。弟子们的地位再高,回来看老师也一定行大礼,感谢老师的大恩。现在搞教育的都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用钱钟书的话说,“这个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传统教育中的师,分为“经师”与“人师”两类,传道、教学生做人的是“人师”,授业、解惑的是“经师”,两类老师的职责不同,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

  家教和师教都有了,但父母和老师教什么?这在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中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教育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化性子,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拧种一个,脾气大得很,非得依着他的性子不可。如果父母不帮助他化性,今后这个孩子的命就很难立起来。上学以后,老师如果不能帮助学生化性、立命,就是误人子弟。当老师的必须详细考察学生的天命、宿命与阴命,按学生命的大小来教育他,才算尽了师道。

  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比较起来老师的作用比父母还重要。为师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可能误人子弟,好材料也被你毁了,古人叹曰:“我眼本明,因师故瞎”不正是对那些滥竽充数的“瞎师”的控诉吗?

  三字经详解: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篇2

  这些年,有一种现象不说普遍,也非个别:只要学生出了“问题”,不是老师埋怨家长,就是家长埋怨老师。要是出了“问题学生”,这种相互埋怨还会升级。自身查找原因的,好像少之又少。就拿学生出现学习问题来说,本来就是教学常态,可谁也不愿“扛”。于是,老师“请”来家长,要求还得死“盯”。此时,家长已经无语:作业已悉数签字,卷子经当面改过,全家已“戒”掉电视,孩子已校外有班儿……本来双方的共同追求,却变成了双方的共同纠结。

  分析其中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就拿《三字经》这蒙学读物来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半文半白的短短两句话,每句六个字,就“点”到了两类教育的要害之处,既浅显易懂,更精辟深刻。作为两条古老的教育“原理”,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和“教不严,师之惰”,不仅揭示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还建构了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学术”评价是高是低,尚可百家争鸣。然而,它能够成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共识,并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地传承下来,已经足以体现这两条古老教育“原理”的现实意义,确实值得深思和研究。

  “养不教,父之过”讲的是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在于家长。这是经过长期实践的传统判断。现实虽也如此,但现实又很不同,因为“养不教”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尤其是进入“独生子女时代”以来,家长对子女教育可谓重视到了极限。有人做过调查,绝大多数家长认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绝大多数家庭期待“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你想,有谁还会犯“养不教”的低级错误,又有谁还愿背“父之过”的社会骂名呢?

  越不是问题的问题,往往偏要出现问题。家庭教育同样也陷入了这样的“怪圈”。时下,家庭教育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似乎随处可见。所谓“越位”,是指父母本来不该“教”的,却拼命“教”;所谓“缺位”,是指父母本来应该“教”的,却没有“教”;所谓“错位”,是指孩子本来可以做的,父母偏要代替。如果说,这些问题是因为“养不教”,真是冤枉了他们。可是,由此而导致的“父之过”,眼睁睁又明摆在那里。只要稍加分析,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误读的“教”而导致了“过”。现在,让学前的孩子学小学的知识,让小学的孩子学初中的知识,已经见怪不怪。一门心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回过头来一看,连起跑线到底在哪都不知道。世上确有“天才”儿童,但绝对是个例。相反,超前学习之后的超前逆反,似乎绝对不是个例。如此“越位”,就属于揠苗助长。可惜连孩子都熟知的寓言,父母却没有参透所“寓”之“言”。再说,家庭教育需要“教”的东西本来很多很多,诸如生活习惯、学习心理、是非判断、处事原则等,都是关乎一生的素质,必须“教”而“养”之。特别是学前和小学,更要让它在孩子心里扎下根儿。可是,父母“教”的热点没在这里,自然造成“缺位”。等到孩子大了,哪儿不是哪儿了,即便还能亡羊补牢,哪如那时一步到位?其实,孩子天生就愿意模仿,你择菜他也要择,你洗碗他也要洗,不让干就跟你“闹”;孩子从小就喜欢创造,用彩笔瞎涂乱画,拿积木瞎摆乱搭,完了事还能给你讲得天花乱坠。可是,父母总嫌孩子“做”得不好,总要代替他们求得“完美”。殊不知这种“越位”,使孩子多了依赖,少了独立。最可怕的是,他们此时“少”的“独立”,正是“独立思考”,而这些一点一滴的“独立思考”,恰恰是想象和创造的原动力。

  现实生活中,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还常常“混搭”,负面作用尤甚。就说孩子的注意力和责任心,一直令人头疼。谁都知道,这是“情商”的两个关键要素。它们对于孩子能否获得成功至关重要。可是,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在这里同时“发力”,使问题更为复杂。难怪有人说是此题“无解”。当然,这只是戏谑之言。其实,原本孩子无论“做”什么,起初都能聚精会神。这是先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然。所以,谁也不该打扰他们。说白了,他不找你,你别“招”他。原因很简单,这是“注意力”的自我训练和“责任心”的自我积累,甚至还有“想象力”的自我开发。但是,咱们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父母为了“找乐儿”,享受“好玩儿”,总是想方设法“招”他。不管你怎样解释,反正“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情境、“责任心”正在形成的环境、“想象力”非常活跃的意境,都被你破坏了。其乐融融的背后,孩子的先天优势不知不觉被不良习惯所替换。入学以后,因为孩子“上课坐不住”“学习不认真”,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你“沟通”的时候,你能不闹心吗?显然,由于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造成的“父之过”,有时还要甚于“子不教”的后果。

  “教不严,师之惰”讲的是学校教育缺失,问题在于教师。但是,原意是“严格”的“严”,不知何时开始被“异化”了,变成了“严厉”的“严”,于是出现了体罚,诸如罚站、罚写,甚至打手板儿等。大概这正是咱们反复强调杜绝体罚现象、尊重学生人格的原因吧。即使如此,“严厉”也未根除,变相体罚一直深为社会诟病,乃至被媒体冠以“冷暴力”。反正不管什么理由,这里的“严”也绝非严厉之意。如果结合现代教育,这里的“严”,倒应该赋予一个新的诠释:“严格”要求同时,还要“严谨”实施。说白了,“教不严”可能还有学校教育的实施过程不够严谨之意,而且究其原因也属“师之惰”。只是这种“惰”性,不仅限于工作层面,还应包括精神层面,比如自觉的学习态度、积极的进取意识和主动的创新思考等,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思想和观念、过程和方法。

  当今,精神层面的惰性真不可低估。尤其是只记“结果”,不记“过程”,可能更不记“后果”的应试教育,仍然还有“市场”,这种惰性就更容易形成惯性。就拿自觉的学习态度来说,一旦惰性形成惯性,那么培养目标就可能出现偏差,教育规律就可能很难遵循,先进成果就可能无法推广。其实,在现实中这种“惰”性并非没有滋生,只是环境不同,程度各异而已。对此,大家也不是没有察觉,而且有人还在思考。无论是关注,还是漠视;无论是反感,还是理解,反正存疑多多。所以,切实把引导教师自觉学习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学校教育的改革举措应该是对这一教育“原理”的发展。

  引导教师自觉学习的内容很多,目前主要是国家政策、先进理论、成功经验。但是,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三个方面的学习情况确实有冷有热。比如,学习先进理论,总体来看态度还算“自觉”。当然,不能排除“任务”驱动,做课题、写论文就离不开理论支撑,而且网上也好找,拿来也好用,给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所以,就是不大“自觉”的,也总能找点儿、看点儿,甚至抄点儿。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传统的、现代的。是不是属于急用先学,能不能做到立竿见影,反正“锯动就掉末儿”。可是,学习成功经验的态度,“自觉”程度就相对少些,有时一种观点还会形成一定干扰。比如,“别人的毕竟不是自己的.,再说自己的也顺手了”,“你说他成功,咱也没失败”。就这样,本校、本区的研究、实验、总结、获奖的成果,也很难学习“起来”,还是大家各干各的。尽管这种极端现象并不多,但也不容忽视。成功经验属于教育改革的稀缺资源,应该在自觉学习中充分利用,在积极实践中不断完善。至于学习国家政策,真能“自觉”的,可能未必很多。有人曾经说过,政策讲的是大事儿,老师做的是小事儿,教学还忙不完了,哪还顾得上政策。这绝对是一种认知误区。其实,无论咱们的哪项工作,都涉及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必须在国家政策的框架内实施。如果不知道教育方针,不理解改革策略,不了解法律法规,不掌握工作原则,就很可能因此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质量保证。推进素质教育之所以如此艰难,不是没有这个因素。所以,学校教育应该把教师自觉学习国家政策作为当务之急,避免由于这个方面的“师之惰”而导致“教不严”的后果。

  此外,“养不教,父之过”和“教不严,师之惰”这两条古老的教育“原理”,还定位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彼此联系:既不可替代,又密切相关。特别是两条教育“原理”的前后排列,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明示众人:家庭教育先于学校教育,而且重于学校教育。尤其基础教育阶段,大概都有切身体会。应该说,这个观点与现代教育思想高度吻合。当然,咱们也不能因此而推卸学校的责任。尽管学校教育不能代替家庭教育,但也不能远离家庭教育。鉴于二者之间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学校很有必要对家庭教育进行及时的指导和帮助,甚至是面对面、手把手的指导和帮助,这样才从源头杜绝家庭教育的越位、缺位和错位。所以,咱们在保证自己的学校教育不失严格要求、尽力严谨操作的同时,一定要把学校和班这两级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作为这种指导和帮助家庭教育的重要平台,组织学习、交流,促进协同、合作。谁让咱们总比这些“第一任教师”要“专业”得多呢?

  自从《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儿童道德教育读物”之后,越来越火了。但是,过去它不只是一部私塾先生的“教材”,今天也不只是一部亲子阅读的读本。能够成为咱们的珍贵遗产,是因为它确实蕴含着厚重的教育智慧。这些智慧不仅巧妙地传递了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品行,更深刻地阐发了如何引导孩子成人、成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咱们老师和家长共同组成的为人师者的群体,很有必要思考和理解它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价值,“诲人不倦”的同时实现“教学相长”,“古为今用”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

  【拓展资料】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解释】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是父母的过错。只是教育,但不严格要求就是做老师的懒惰了。

  【启示】养育子女,不仅仅是养,还有育。除了给子女吃穿,还要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严师出高徒。父母和老师要对孩子严格要求。

  【注释】

  养:生养。

  过:过错。

  师:老师。

  惰:懒惰,这里指失职。

  【故事】以前有个强盗很狡猾,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却没有被衙门抓到。终于,有一天他被捕快抓到了,被判了死罪。在处死之前,县太爷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强盗要求见他娘最后一面。县太爷满足了他的要求。当他们母子相见时,母亲抱着强盗大哭。谁知这时强盗一把推开他娘,问道:“娘,以前你怎么不好好管教我,害我现在...连后悔都来不及。”估计这个母亲会痛苦一辈子。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

  原典作者

  像关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1223—1296),南宋官员、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又号厚斋。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人。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宝祐四年复中博学宏词科。历官太常寺主簿、通判台州,召为秘节监、权中书舍人,知徽州、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其为人正直敢言,屡次冒犯权臣丁大全、贾似道而遭罢斥,后辞官回乡,专意著述二十年。为学宗朱熹,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一生著述颇富,计有二十余种、六百多卷,相传《三字经》为其所著。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的时候,编写了一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据传就是《三字经》。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及成书时间,还有其他说法。

  一说是宋代人区适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认为广东顺德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

  一说是明代人黎贞。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即以为明代黎贞撰。

  吴蒙校点《三字经》时,结合《三字经》中提到《四书》以及鼓励仕进等的内容,指出该书“似当作成于元延祐年恢复科举,规定考试程式中《四书》用朱氏集注之后”。同时又提及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疑似为《三字经》的先河,指出《三字经》从雏形到更定,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学者张如安根据南宋慈溪人桂氏《家训》中的相关记载认为,《三字经》应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年-1296年)和区适子。而宁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经》最早流传的地区。

  增改作者

  原典内容之外,后经章太炎等人多次增改,故三字经内容在“叙史”部分,也已包含元、明、清、民国时期。各版本题名也有差异,例如“三字经注解备要”、“重订三字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