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饮酒》的四个问题

陶渊明《饮酒》的四个问题

　　引导语：古代诗人都喜欢饮酒作诗，我们一起来看看陶渊明的《饮酒》中的四个问题。

　　一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是一组矛盾：既然在“人境”建造了房屋，怎么会没有车马的往来与喧闹?

　　其实，“无车马喧”并不是真得没有车马，只是，那高头马，那由马所代表的显赫，诗人毫无兴趣;那车马的往来，那你争我夺的喧闹纷争，诗人不屑一顾。

　　二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偏”不是偏僻，更不是荒凉，而是僻静、宁静。

　　“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真正的隐者不是躲避于深山幽谷，而是混迹于滚滚红尘之中。这里，最为关键的，是你的心在哪里。如果你汲汲于功名，那么，哪怕是藏身于渺无人烟的荒漠，眼前晃动的依然是宝马雕车锦衣玉食。“心远”——洁净而高贵的心灵远离嘈杂的世俗，远离世俗的喧嚣，远离现实的羁绊，栖息于精神的圣殿，那么所居之地必然是僻静宁静之所。

　　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采撷菊花，萦手的定然是馥郁的菊香，拂面的必然是清爽的秋风，而荡漾于心际的应该是惬意而温馨吧!

　　满把的菊香在手，充溢的恬然在心，偶然间的抬头，又与浓翠的南山相遇，于是自如自在适然恬然从那令人心醉的南山绵绵而来……

　　更为奇妙的，那轻盈的鸟，在晚霞满天的晴空，在青山白云之间翩翩而飞，是诗人的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像飞鸟，还是飞鸟的无拘无束悠然自得像诗人?

　　四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真意”——真谛，人的本真，没有外在的压力，没有自我的心理负担。换言之，这个“真意”不在世俗的评判标准里，也不在自我的某种期许与追寻中，而是一种不含功利的自然状态。

　　所以，这种“真意”之美只可意会，只可神游徜徉其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而且一旦付诸文字，就失去了那份本真自然，“真意”也就大部分走失了。

 

　　陶渊明介绍

　　陶渊明，晚年更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死后由朋友刘宋著名诗人颜延之所谥)，出身于没落仕宦家庭，我国第一位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人。晋世名渊明，入刘宋后改名潜。唐人避唐高祖讳，称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约生于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自做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父名史不载，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儿，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逯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远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停云 其四》)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退隐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在其《五柳先生传》中也有写道：“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迁至栗里，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五)》已选入人教版八年级下语文书30课《诗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