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为何被称为中土“第一达摩”

陶渊明为何被称为中土“第一达摩”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

　　渊明最早被人称作“达摩”，便缘于这两句家喻户晓的名句。宋代施德操《北窗炙輠录》中引正夫的话说：“时达摩未西来，渊明蚤(按，通“早”)会禅。”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末年(或云东汉时期)，但当时所传佛教为小乘佛教，影响亦不甚大。佛教在中国盛行，达摩西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达摩，天竺僧人，亦称菩提达摩。达摩西来，是梁武帝普通元年的事。武帝迎至金陵，然后来二人议论不合，达摩一苇渡江至魏，止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化。据说达摩为天竺禅宗第二十八祖，中土初祖。

　　渊明乃晋宋之间人，较达摩为早，因此正夫说渊明未等达摩传法，早就悟到禅宗的深义了。那么禅宗之义是什么呢?禅宗以静坐默念为修行之法，讲究不立文字及顿悟。而此诗讲的“此中有真意”，颇似“顿悟”;“欲辨以忘言”，又似“不立文字”。

　　关于不立文字，《楞严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

　　真理相当于“月”，文字相当于指月亮给人看的“手指”，人们不应专注于手指，而是要看到月亮。那么以渊明此诗来比附，“真意”即“月”，“言”即“指”。这两句诗确实有点禅宗的味道，佛家的风范。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及渊明“问君何为(能)尔，心远地自偏。此还(间)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四句诗与佛教的关系时说：

　　清悠澹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汉、魏，果中是未妆严佛阶级语。

　　妆严，亦作庄严，佛家指装饰美盛。如《无量寿经》：“又讲堂精舍，宫殿楼观，皆七宝庄严，自然化成。”又引申为端正尊严。《华严经探玄记》：“庄严有二义：一是具德义，二是交饰义。”王世贞说渊明是“未妆严佛阶级语”，大约是说渊明是果位(级别)还不高的佛吧。他又说的“坐此不得入汉、魏”，是指渊明之诗正是因为有这种风味，所以与正统的汉魏古诗风格上有出入。确实，渊明此诗似有禅味，但并不是说这样诗就不好了，而是说汉魏诗中无一语如此似禅，所以后世学诗者从此学起则不能得汉魏之风了。

　　但是渊明真的是悟着了“不立文字”的禅机么?其实未必，因为《楞严经》中有“指月”的记载，而本土文字也早有了类似的内容。比如《庄子》中的“得鱼忘筌(一作“荃”)”、“得意忘言”：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

　　很明显，渊明“忘言”二字是从《庄子》来的。

　　另有宋代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评论渊明与佛教的关系：

　　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宗，达摩西来方有之，陶渊明时未有也。观其《自祭文》，则曰：“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本宅。”其《拟挽词》则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其作《饮酒》诗，则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远，盖第一达摩也。

　　他认为渊明深谙佛理并不仅仅表现在“忘言”上，还表现在“了死生”上。于是他就引了渊明《自祭文》数篇，说明渊明比达摩传达这些佛理要早，是中土“第一达摩”。

　　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就反驳葛说：

　　渊明达识，葛常之引其《自祭文》及《自挽词》云云，以为第一达摩，援儒入释，甚无理也。

　　他认为把儒家的渊明拉入到了佛家的阵营里，太没有道理了。不过具体怎样没道理，他也没有细说。倒是梁启超先生论陶与佛的关系说得明白：

　　他对于那些专务物质生活的人有两句批评他们道：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

　　这两句名句，可以抵七千卷的《大藏经》了。

　　《神释》篇的末句云：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杂诗》里头亦说：

　　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

　　《归去来辞》末句亦说：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就佛家眼光看来，这种论调，全属断见，自然不算健全的人生观。但渊明却已彀自己受用了。(《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

　　梁先生一方面肯定陶诗两句抵得上七千卷《大藏经》，一方面又认为渊明对于生死的看法属于“断见”。什么是断见呢?《大智度论》：

　　见有二种：一者常，二者断。常见者，见五众常心忍乐;断见者，见五众断心忍乐。一切众生多堕此二见中。

　　佛教认为普通人对世界有两种见(看法)：一为常见，二为断见。常见认为死并不消灭，身心在过去、现在及未来都常住，永无间断。断见则不知自身和各种外物本性常住，而反以身死为断灭之见。简言之，常就是总在，断就是消亡。这都是普通人的看法，佛家则以为生命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的。后一秒的生命已和上一秒不一样，但因二者相似，所以相续。生命是流动的，后一秒与上一秒即非隔断，也非永恒不变。即使是“生死”，也是如此。梁任公认为渊明对于生死的看法属于“断见”，也就是说，渊明认为人死了就死了，什么也没有了。因此说，渊明的“了生死”，确实不是佛家意义上的了生死，甚至与道家“庄子鼓盆”的豁达也不相同。渊明虽然看开了生死，但还是把生死看得很重要，“死生亦大矣”——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话，也是有晋一代人对生死的看法。渊明那些写到亲人去世和哀挽自己的文字，还是有很浓重的伤感味道的。这还是儒家对生死的态度。这让人想起《论语》里面孔子哭弟子颜回来：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同上)

　　以及《史记》里记载孔子临终前给自己唱得那首歌：

　　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後七日卒。(《史记?孔子世家》)

　　达观如孔子者，临命之时，既偶“逍遥于门”的一面，也有“因以涕下”的一面。这似乎正是渊明“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人生态度。南宋罗大经则在《鹤林玉露》中直接说明：“(渊明)于六经、孔、孟之书，固已探其微矣，于了死生乎何有?”

　　再有把渊明与佛教相关联的，就是明代屠隆《鸿苞集》：

　　以禅论诗，《三百篇》是如来祖师，《十九首》是大乘菩萨，曹、刘、三谢是大阿罗汉，颜、鲍、沈、宋、高、岑是有道高僧，陶、韦、王、孟是深山野衲，杜少陵是如来总持弟子，李太白是散圣，李长吉是幻师，郊、岛是苦行头陀，《玉台》、《香奁》是绮语破戒僧，温、李、二罗是野狐禅。

　　这种“以禅论诗”的风格，在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就有了。而屠隆这篇论断，更是与诸人的.人生思想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印象式的批评，说自己的一种感觉。就像现代有人用书法来评论京剧老生流派风格，说什么言菊朋似小篆、杨宝森似魏碑，实际不过说言派阴柔圆润，杨派古朴苍劲罢了，至于唱京戏的言、杨二人是否学过小篆和魏碑，根本没有关系。

　　说来说去，渊明的人生思想和佛教几乎是搭不上任何干系的。当然，由于时代风气，他也许会如梁启超先生说的那样，“一面却又受了当时玄学和慧远一班佛教徒的影响，形成他自己独得的人生见解”(《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但无论如何，佛学思想至多是渊明主体思想的一点补充而已。

　　然而渊明这一生确实有和尚朋友，与他们做过方外之游。萧统《陶渊明传》记载：

　　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徵命，谓之浔阳三隐。

　　浔阳齐名的三大隐士，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三人时有往来，其中的周续之就是慧远大师的弟子。而慧远更是极为器重渊明。按梁启超先生推算，大约渊明四十三岁那年，慧远大师召集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于庐山之东林，由刘遗民写的《誓愿文》(大约相当于组织宗旨纲领一类的文字)，开了佛教净土宗的先河。据佚名《莲社高贤传》记载：

　　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

　　慧远大师为了能让渊明入社，连饮酒这样的戒律都放宽了。但渊明来了，不知怎么了，忽然一皱眉头就走了。还有的传说是渊明到寺外，闻钟声，攒眉而去。我们实在不知渊明当时心里怎么想的，可能渊明看见一百多人虔诚地坐在那里，不觉静谧，反觉得他们都太过“无明”(愚)吧。最有意思的是，陶渊明一介贫士，慧远大师对他欣赏得不得了;而后世与陶齐名的谢灵运(陶当时声名远不如谢)，当时地位显赫，他上赶着去亲近慧远，慧远却不喜欢他，嫌他心乱。以此看来，慧远不以声名地位论人，真是慧眼独具，颇有大师风范。

　　另外有个传说：相传慧远送客人不过寺门前的虎溪。有一天慧远和陶渊明、陆修静论道，不觉过溪数百步，当时山中猛虎大啸，似乎是在提醒慧远——“你犯规了”，于是三人相与大笑。这宗佛门公案虽然不知是否真有，但后世画师颇爱以此为题，深林古刹溪前，三人相视大笑。笑得是什么?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