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飞来峰》原诗翻译及赏析

　　《登飞来峰》

　　年代： 宋 作者：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飞来山 一作：飞来峰）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缘 一作：自缘）

　　重点字词

　　(1)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飞来峰：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俗称塔山。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飞来，故名。

　　(2)千寻：极言塔高。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耸。

　　(3)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4)浮云：暗喻奸佞的小人。汉陆贾《新语》：“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白日也。”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5)缘：因为。

　　(6)眼：视线。

　　(7)塔：铁塔。

　　(8)最高层：最高处。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决策层。

　　作品赏析

　　塔指绍兴城南飞来山（又名宝林山、塔山）上的应天塔

　　①②句写景，①句实写，②句虚写，虚实结合，组成一幅壮丽的美景。“千寻”写其高。③④句景、情、理相结合。这是一首哲理诗，表达了作者高瞻远瞩，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和不畏艰难，立志革新的政治抱负。

　　别有佳处惬人意——说《登飞来峰》与《题西林壁》

　　清代纪昀说：“东坡、半山，旗鼓对垒，似应别有佳处，方惬人意。”（《批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二十三》）认为苏轼与王安石在新法上政见分驰，互相对峙，似乎冰炭不能相容，故希望这两位奇人在别的事情上能有某种相通之处，才能使人们满意。

　　其实，苏轼与王安石虽然年龄相差15岁，确有很多事迹不独相通，而且巧合。比如：两人都21岁进士及第，享年都65岁。王安石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字号用意的情趣隐合。苏轼解职黄州、赴任汝州、途经金陵时，曾与王安石一起居留一月之久。据苏轼在《与荆公书》中吐露，两人曾相约在金陵买田卜邻，相从林下。两人平素多有诗歌唱和，并且见解吻合。据《西清诗话》：王安石在蒋山时，以近作《寄蔡氏女》示苏轼，苏轼看后说：“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亦说：“非你见谀，我亦自负如此。”又据宋人笔记称：王安石在钟山，有人自京师来，王安石问：苏轼近来有无诗作？来人说：近闻苏轼游庐山，有《题西林壁》一绝，即诵之。王安石听后，颔首称善。两人都以文章盛名跻身于唐宋古文八大家之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相通巧合的事迹使人感到，半山与东坡似乎是一对传奇人物。这里有二人的诗作为证：一是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一是苏轼的《题西林壁》。

　　《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登飞来峰》为王安石30岁时所作。皇祐二年（1050）夏，他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初涉宦海之作。此时年少气盛，抱负不凡，正好借登飞来峰发抒胸臆，寄托壮怀，可看作万言书的先声，实行新法的前奏。《题西林壁》为苏轼47岁时所作。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离任黄州、就职汝州时，途次江西游庐山，写下此诗。这首诗是他总结庐山之游的绝唱。《东坡志林》第7条载：“仆庐山诗尽于此矣”，可见这首诗是苏轼的精心力构，也是他勘透世情的杰作，悟彻人生的妙谛。两诗写作，一先一后，时间相隔34年，一写登飞来峰，一写游庐山，地点相去一二千里。然而对读比较两诗，总觉字里行间似有同出一辙的蛛丝马迹。

　　《登飞来峰》层次井然，安排稳妥。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前，据《杭州图经》：峰自天竺飞来，故名。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转句直入情语，着“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从全诗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胸襟境界，只有登上天外飞来的高峰才触发得出；但无“闻说鸡鸣见日升”作铺垫，亦引不出此等胸襟境界。只有登上“飞来峰上千寻塔”，才能用见日出闻天鸡的故实；也只有在天外飞来的高峰见日出闻天鸡，才能导出不畏末俗乱真、站得高看得远的胆识气概。思绪条贯，勾连紧密；天衣无缝，一气呵成；前后关照，浑然一体。

　　《题西林壁》为苏轼游庐山在西林寺题壁之作。西林即西林寺，晋江州刺史陶范所建，为庐山重要景观之一。苏轼《东坡志林》第7条《记游庐山》说：“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即指此诗。他先后写了7首庐山记游诗，这是最后一首。这首诗对庐山作总体描述，作者立足西林寺，全诗景状从平视、俯视中写出。起句写庐山横面侧面的山势，平视庐山，奇势叠出。概括精密准确，描绘细腻生动。庐山的峰岭走向，基本如此。据南山宣律师《感通录》：庐山有七座主要山岭，一起向庐山之东，会合而成山峰，故姚宽的《西溪丛语》说：“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承句写庐山远近高低的山势，俯视庐山，变幻莫测，补足起句未尽之景。可见起、承两句写景不失其真，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是景语，亦是情语。过去有的注本对这两句的注解多有穿凿，如施元之《施注苏诗》卷二十一，特引《华严经》中的话：“于一尘中，大小刹种种差别如尘数，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诣，各转法轮”，来坐实“远近高低各不同”句所自来。又如《冷斋夜话》记黄庭坚评此诗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此又“搔痒不着”的赞语。似此注诗评诗，俱无足取，早有注家批驳，认为“凡此种诗，皆一时性灵所发，若必胸有释典，而后炉锤出之，则意味索然矣。”（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二十三）转、结二句作情语，以议论的笔触，寓哲理于抒情之中，畅写人们习见的理念，即：人的主观认识，各自都有局限性。寥寥14字，道尽人情事理，故此诗一出，立成典故，雅俗咸通，竞相援引。从全诗看，后联的理念，全从前联的景语熔铸铺垫出来。理念的产生，来自奇幻瑰丽的想象，而隽永深刻的理趣，自会启发出新鲜贴切的妙语。故历代评家咸推此诗深含哲理，评价极高，最著者如《宋诗精华录》卷二云：“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现代《唐宋诗词探胜》说此诗“善状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两者融洽无间”，非禅偈所能比拟，所评极是，似可定论。

　　通过两诗对读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诗在立意、谋篇、炼句上不仅相通，而且巧合。从诗题看，王诗用动词“登”，苏诗用动词“题”，都用地名作宾语，构成动宾结构的短语。从体例看，两诗都是写景七绝。从全篇的立意构思看，王诗借写景抒发壮怀，句句入扣；苏诗借写景畅言事理，字字入微，且都寓情理于诗境之中。从章法看，都是前联写景，后联抒情。从表达的语势看，两诗的情语中几个用字几乎雷同。如王诗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苏诗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各自的关照都极稳妥，又如两诗都用“只缘”导引结穴；又如王诗的“身在最高层”与苏诗的“身在此山中”也相同。由此看来，两诗的相通与巧合，达到逼肖，如出一辙。真是英雄所见极同，何其相似乃尔！世界上有这样的奇人奇诗，岂不是惬人心意的一大佳事么！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