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

　　1926年10月3日农历7月7日，也就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兼具娱乐性和轰动效应的婚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新郎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族繁不及备载，总之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不过比起证婚人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在婚礼上，梁启超对自己的学生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梁启超的证婚词明着是对徐志摩，但他更看不惯的其实是陆小曼。在他第二天给儿子梁思成和媳妇林徽因的信中更可以看出来：“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棍，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很难)，免得将来把徐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信中所谓的“那个人”，当然是指他看不惯的陆小曼。

　　1926年10月(农历九月九日)，新婚后的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摩离开北京南下，回到徐的家乡海宁硖石。在徐志摩给张慰慈的信中写到：“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余，直到前一星期，咱们俩才正式回家，热闹得很哪。陆小曼简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样多得多，单说磕头就不下百次，新房里那闹更不用提。乡下人看新娘子那还了得，呆呆的几十双眼，十个八个钟头都会看过去，看得陆小曼那窘相，你们见了一定好笑死。闹是闹，闹过了可是静，真静，这两天屋子里连掉一个针的声音都听出来了。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妈，每天九点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点就往床上钻，曼直嚷冷，做老爷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着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团火，老爷身上倒结了冰，你说这是乐呀还是苦?咱们的屋倒还过得去，现在就等炉子生上了火就完全了。”

　　不久，徐申如终于做出了令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决定。因为看不惯陆小曼的作派，他先期到了上海，不几天就要妻子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启程赴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了。这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婚后在徐家受到的第一个打击。不久后，陆小曼得了肺病。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没有了二老的严格监督，陆小曼在生活上感觉反倒轻松，她不用再受这样那样的拘束。她和徐志摩在硖石这座别具一格的住宅中种草弄花，过着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可惜，好景不长。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告独立。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军发起江浙战争。3月19日占领杭州，然后沿沪杭线北上追击孙传芳的军队。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了这一段新婚燕尔如世外桃源的生活。

　　1927年1月(农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陆小曼和徐志摩被迫移居上海。初住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花园别墅11号，这是一幢三层洋房。后又迁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那是一幢上海滩老式石库门洋房。陆小曼租了一幢，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

　　尽管徐志摩将陆小曼视为至死不渝的灵魂伴侣;尽管两人各以《爱眉小札》、《眉轩琐记》和《陆小曼日记》等篇闻世，成为社会流传的美谈，但夫妇间却有了越来越多的厌倦和苦恼。

　　有一次，陆小曼对日渐熟悉的郁达夫之妻王映霞诉说：“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所憧憬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爱。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便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此外，陆小曼对徐志摩劝她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也啧有烦言。同时，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对陆小曼的冷淡和不理不睬，也成为她情绪苦闷的因素。

　　而徐志摩也对逢场作戏的生活深感痛苦。为了投“妻”所好，当陆小曼登台客串时，徐志摩也凑个角色为她配戏。一次演京剧《女起解》，陆小曼饰苏三，徐志摩短褐跣足为解差;又一次，客串《三堂会审》，陆小曼依然饰苏三，徐志摩则扮蓝袍陪审。如此妇唱夫随，尽管博得满堂喝采，但徐志摩内心深处却日趋厌倦。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下了这样苦涩的文字：“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不自在的腐戏。我想在霜浓月淡的冬夜独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舞厅去艳羡仕女们发金光的鞋袜。”

　　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以至北平北京大学等到处兼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即便如此仍不够陆小曼的挥霍。

　　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以挣家用。

　　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徐志摩自己北上的同时，极力要求陆小曼也随他北上，幻想着两人到北京去开辟一个新天地。可陆小曼却执意不肯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落寞黯然的只身北上。

　　由于与陆小曼分居两地，徐志摩需要经常上海、北京两地奔波，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节约路费，他常常会选择乘坐别人的免费飞机。在那个时代，飞机还不是一种普及的交通工具，对于它的安全性，大众百姓都十分质疑。陆小曼也不放心徐志摩坐飞机，虽然思想时髦前卫，但她仍然觉得乘坐飞机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她的担忧，徐志摩只得安慰她说：“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这下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陆小曼听得哑口无言，只得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可事实是不可能的。徐志摩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他还是顾念家的，家里一副摊子还要他来收拾。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

　　1931年4月，徐志摩母亲病重，徐志摩赶回去探望。由于徐志摩的父亲和陆小曼的关系日益恶化，徐申如便不让陆小曼去徐家探视。对于父亲的决定，徐志摩很生气，碍于母病又不便发作。几天后，徐申如又打来电话说徐母病重，让徐志摩赶快回去。徐志摩就问：“陆小曼怎么办?”徐父说：“且缓，你先安慰她几句吧!”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不想让陆小曼踏进徐家大门。

　　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急急地赶到海宁硖石，这是她第三次到海宁。但徐志摩的父亲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呆在硖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就回到上海。而张幼仪却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这件事情对陆小曼的打击相当大，她认为自己在徐家没有一点地位，反不及已离婚的张幼仪。

　　徐志摩当即给陆小曼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也多多少少影响了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关系，使他们本已紧张的关系更蒙上了一层始终抹不去的阴影。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徐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

　　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摩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于是在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往北京。

　　登机之前，徐志摩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当时的《新闻报》这样报道：“该机于上午十时十分飞抵徐州，十时二十分继续北行，是时天气甚佳。想不到该机飞抵济南五十里党家村附近，忽遇漫天大雾，进退俱属不能，致触山顶倾覆，机身着火，机油四溢，遂熊熊，不能遏止。飞机师王贯一、梁壁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时遇难。死者三人皆三十六，亦奇事也。”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

　　据陆小曼的表妹吴锦回忆，陆小曼多次跟她讲起当时一件奇怪的事。徐志摩坠机的那天中午，悬挂在家中客堂的一只镶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了下来，相架跌坏，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照片上。陆小曼预感这是不祥之兆，嘴上不说，心却跳得厉害。谁知第二天一早，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君健跑到徐家，真的给陆小曼带来了噩耗。她一下昏厥了。醒过来后，陆小曼号啕大哭，直到眼泪哭干。陆小曼此时究竟悲伤到什么程度，连郁达夫都觉得难以描写，他说：“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陆小曼夫人当初接到徐志摩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徐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陆小曼清醒后，便坚持要去山东党家庄接徐志摩的遗体，被朋友们和家里人死命劝住了。最后决定派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张幼仪所生)去山东接回。”

　　郁达夫之妻王映霞也在自己的自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下午，我换上素色的旗袍，与郁达夫一起去看望陆小曼，陆小曼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包了一方黑纱，十分疲劳，万分悲伤地半躺在长沙发上。见到我们，挥挥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这场合，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劳的。沉默，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陆小曼蓬头散发，大概连脸都没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几个年头。”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6岁的诗人竟不永寿，真悄悄地走了。徐志摩的遗体从济南运回上海后，陆小曼见到了现场惟一的一件遗物——一幅山水画长卷。这幅画是陆小曼于1931年春创作的，堪称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风格清丽，秀润天成。更为珍贵的是它的题跋，计有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键、梁鼎铭、陈蝶野诸人手笔。徐志摩把这张手卷随带在身，是准备到北京再请人加题，只因手卷放在铁箧中，故物未殉人。陆小曼看着这张画卷，想到徐志摩的种种好处，泪水涟涟，百感交集。自此，她一直珍藏着这幅画，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徐志摩失事后，陆小曼受的打击最大，遭受的批评也大，徐志摩的一些朋友不愿再跟她来往。徐志摩的朋友们认为是陆小曼不肯北上才导致悲剧上演。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思念之情，我们还可以从她在徐志摩死后的几篇文章中看到。在徐志摩死后一个多月，陆小曼写了《哭摩》，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悲伤痛苦跃然纸上：

　　“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枝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枝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枝。可是除此我更无可以泄我满怀伤怨的心的机会了，我希望摩的灵魂也来帮我一帮，苍天给我这一霹雳直打得我满身麻木得连哭都哭不出来，混(浑)身只是一阵阵的麻木。几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过来，知道你是真的与我永别了。摩!慢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能知道我现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起“心痛”我老笑他们虚伪，我想人的心怎么觉得痛，这不过说说好玩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你知道么?曾记得当初我只要稍有不适即有你声声的在旁慰问，咳，如今我即使是痛死也再没有你来低声下气的慰问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远的抛弃我了么?你从前不是说你我最后的呼吸也须要连在一起才不负你我相爱之情么?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是要飞去呢?直到如今我还是不信你真的是飞了，我还是在这儿天天盼着你回来陪我呢，你快点将未了的事情办一下，来同我一同去到云外优游去吧，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逍遥，忘记了闺中还有我等着呢!”

　　陆小曼在徐志摩在世时是不大写东西的，但天天和徐志摩在一起，无形之间便受了他的文学上的熏陶，她的这篇《哭摩》浓丽哀婉，文风直逼徐志摩，可以说对徐志摩是个最好的怀念。

　　1932年，在海宁硖石召开了徐志摩的追悼会，陆小曼因为公公徐申如的阻止，没有能到海宁硖石参加追悼会，她作为亡妻送了一幅挽联：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

　　在给徐志摩的悼词中，陆小曼明确表示活下去的原因是“因母老”，而活下去要做的则是“遗文编就答君心”。

　　1933年清明，陆小曼独自一人来到硖石，给徐志摩上坟，这是陆小曼第五次到海宁硖石，也是最后一次。陆小曼没有再到她与徐志摩婚后小住的“香巢”中去，那是徐家的房产，她无福消受，她也不愿再去那一块让她甜蜜而又令她伤心的地方。她站在东山万石窝前，远远地望着那一幢中西合璧的红色砖瓦房子，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