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时”的思想

《周易》中“时”的思想

　　“时”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哲学观念，在《易传》中多次出现，是《周易》的重要思想观点和文化内涵。

　　二千多年来，学界诸子奉《周易》为群经之首。北宋胡瑗评价《周易》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周易口义·系辞上》)。《周易》能得以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蕴含的“时”的思想，程颐曾说过“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 《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五》)。孔子继承了《周易》中“时”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儒家基本哲学思想。本文以乾卦为例浅析《易》中“时”的思想，兼谈孔子的继承，以益于对《易》和孔子思想研究。

　　“时”作为字只在《周易?归妹》九四爻中出现过，爻辞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这里“时”单纯表示“日期”的意思。“时”在《周易》以字的形式出现极少，它更多的以与“时”具有实际关联的思想内容形式出现。《周易》中的“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两类“时”的观念的形成方式是不同的。一类是对自然界中季节变化、时间流转的描述，如：“变通莫大乎四时”(《系辞上传·第十一章》)，“观天地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观卦·彖传》)等，这一类“时”都是对自然界的变动规律性的归纳总结，故可以解释为时间、时辰等。表示自然时序的“时”是得之于对自然的观察，即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贲卦·彖传》)。这里主要强调“天文”二字，古人对于四季变迁的观念就来自于对天之“文”，即云霞、星相、雨雪等自然现象的直观感受。他们从感受中抽取了“时”的观念。

　　另一类“时”则是对社会活动的概括，如：“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卦·彖传》)，“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系辞下传·第五章》)等，这里强调的是社会活动的规律性，可以解释为时势、时务等。这种“时”是古人将从自然中得出的“时”的规律性运用于到社会中，所谓“与四时合其序”，以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来看待社会变化，从而将“时”的观念由自然界扩展到人类社会。《周易》讲“时”谈“变”，人类社会运行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虽有所不同，但两者都遵循“变”，《周易》就是在对内在变化规律的把握上将“时”这一观念运用于人类社会。《乾卦》就很好的体现了古人将自然界中“时”的规律转换到人类社会中。

　　乾卦爻辞曰：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中的乾坤二卦表示了化生万物的阴阳二气，《子夏传》说：“龙所以象阳也。马融也说：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乾卦以龙喻阳气，六爻被别指代12个月。初九一阳乃为潜龙，上方五爻皆阴，表示农历十一、二月。阳主生，阴主杀，初九是一阳发之于地为阳气尽藏、隆冬肃杀之时。所以万物潜在地中以保全自身。九二初爻与一爻皆为阳，表示农历一、二月，阳气上浮，万物趁时，破土而出。九三、九四阳气更胜阳爻渐渐胜于阴爻，天气经历由春到夏，万物也到了生长期。到了九五五爻皆为阳，金秋之时，阳气最盛，是万物丰收之际。而到上九六爻皆阳，如朱熹所说：“阳极于上”，地面阳气尽失，进入深秋、初冬之际，万物开始衰败，潜藏自己以迎来新一轮的寒冬。乾卦描述了自然界中一年四季季节变换时，万物生长枯荣的状态，表明自然界中万物因时而生的规律。

　　将乾卦中这种对“时”的`认识放入到人类社会中，就是要人学习自然界中万物这种趁时应时，提醒人要审时度势，“时”可以说是外在于人的客观情势，无论其所代表的是自然环境亦或是社会环境，人都是无法选择的。人们对于“时”，只能是一种“审”的态度，即对于客观环境要有理性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而且，人不仅要审当前之“时”，还要审将来之“时”，即通过当前之“时”来“度势”，“势”是“时”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审“时”的目的在于度“势”，人要趁时度势以成事，这种对“时”的思辨在也是孔子所赞同的。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周易·要》篇中记载着孔子对《损》、《益》两篇的议论：“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益之始也吉，其冬也凶，其冬也吉。……”这里孔子同《周易》一样，将“时”的自然属性同人类社会相连，以自然规律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孔子曾以鸟喻人，感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时”无论对于鸟或人来说都是无法选择的客观存在，对于这种“外于我”客观存在，人需要全面认识客观环境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是一个“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的时代，政治已经腐败到“吾已矣夫!”的程度，对于这种黑暗的政治环境，他认为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要根据时势来抉择是否参与政治，进入一个危邦可能并不会救其民于水火，反而使自己无法保全。所以“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赞扬他的弟子南容说：“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孔子看重南容能依据外于自身的“时”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达到随机应变，随“时”俯仰。孔子的这种顺时、应时并不是对当时残酷现实社会的逃避，相反孔子“时”的思想反映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孟子在《万章·下》中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清”、“任”、“和”这些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品质，但孟子评价孔子为“集大成也者”，正是因为孔子身上所具有的“时”的品质。孔子清楚的知道自己身处乱世，他作为智人没有像其他智者一样隐居，反而积极奔走于各国之间，传道授业，立志救民于水火，这表现出孔子对当时社会和人民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周易》中“时”的思想源于自然，应用于人类社会，其所提倡的对“时”的把握，其实是要求人把个体和个体之外的客观世界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人要顺时、应时而行事。孔子继承了《周易》中这种对“时”的思辨，肯定人要因时度势，但孔子更看重“逆时”，即在乱世下仍要担负责任，为“治国、平天下”而奔走。孔子这种气节是千百年来儒家所践行的人格，也是中华民族血脉中所固有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