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为何不提岳阳楼

　　2015年10月30日，国务院任命陈雨露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49岁不到的他，曾是最年轻的全国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如今成为最年轻的央行副行长。陈雨露也是著作颇丰的经济学者，出版、翻译了不少经济学著作，他和人合著的《世界是部金融史》、《中国是部金融史》是非常畅销的金融学通俗读物。本文经授权摘自《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该系列图书以时间为序，讲述中国封建时代最为辉煌时期发生的众多“天下大事”背后隐藏的金融财经往事。

　　民间经济鼎盛、封建官僚“积贫积弱”的北宋是一个清平世界，第一个下大力气改变这种情况的人叫做范仲淹。范仲淹，仁宗庆历年间官拜参知政事，死谥文正，所著《岳阳楼记》更是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

　　不知您是否想过，洋洋洒洒一篇《岳阳楼记》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岳阳楼，而是一直在描写洞庭湖?

　　答：仁宗年间的“岳阳楼”其实是一家名满江湖的青楼，《岳阳楼记》则是送给岳州知府兼这家青楼老板滕子京的马屁文章。范仲淹大概也觉得在自己的文章里称赞一家青楼不是太合适，于是就顾左右而言他。

　　我还要告诉大家，滕知府虽然因为发配岳州，重修岳阳楼确实既没也没挪用公款，而是用了一招金融魔术——“资产置换”，即，低价收购民间沉欠多年的不良贷款，然后再派兵连本带利一块要回来——看谁敢欠知府大人钱!

　　范仲淹居然称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还要与这等开青楼的知州“微斯人，吾谁与归”!

　　仁宗朝的事情，就让我们从范仲淹说起。

　　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范仲淹从西夏前线调入朝廷中枢，这位出将入相的人物立刻提出了自己的十条施政方针：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的开端《答手诏条陈十事》。

　　有人高度评价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毕竟这十条合理化建议看起来条条站得住脚。实际上，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

　　当然，要先抓权才能再搂钱。

　　先说第一条，抓权。

　　北宋疆域远不若汉唐辽阔，却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盛世。王安石曾经这样评价仁宗庆历新政之前的朝局(当然，这句话放到王安石的上下文里并非褒义)：中原安逸，多年不曾大兴劳役，不曾杀掉一名罪犯，朝廷宁可耗费钱财送给契丹、党项，也不愿意妄动刀兵。

　　不大兴工程、不妄动刀兵、不发号施令，封建官僚哪有权力、哪有威风、哪能捞钱?

　　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引经据典说明了朝廷大兴工程的重要性：春秋五霸争雄之时，诸侯国宁可向邻国借贷也要大兴水利工程;江南有圩田、浙西有河渠、苏州也有营田军专管河堤，现在，淮南歉收商人就把粮食贩运到淮南，浙右歉收商人又把粮食贩运到浙右，从中要盘剥多少利润!

　　只要有一批干吏能臣，这个问题就由我范仲淹解决!

　　一是一定要给封建官僚以实权，尤其是下级官吏任免权。至此，宋太祖赵匡胤有名无实的官僚制衡体系被彻底废弃，官员此后要打起精神，以兴弊除利为己任、置民于水火之中(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

　　二是一定要让当官的人先富起来，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分配土地。除了朝廷俸禄，每任地方官都可以在任职之地获得一批土地，数量按官职高低分配。除此之外，还要定时发补贴，婚嫁丧葬都要给钱。

　　三是范仲淹本人一定得是全国最有实权的官员。各路转运使可任命知州，至于各路转运使的任命，就由我范仲淹说了算。

　　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对话：范仲淹在挑选各路监司的时候，经常对着官员名册看，看到不顺眼的名字(所谓“不才者”，很多是不肯阿附范仲淹的人)就一笔勾掉。

　　看到这种情况，新政重要的支持者枢密副使富弼提醒他：您这一笔不知有多少人会为此哭泣。

　　范仲淹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那么，范仲淹究竟用了什么人呢?

　　答：谁能搂钱，就任命谁当官。

　　王夫之对此曾有深刻的评价：一批急功近利的人借机向范仲淹兜售自己敛财之术，范公“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时，便是荡涤天下钱财殆尽之日。

　　再说第二条，抓了权就能搂钱。范仲淹为搂钱想出了很多办法，条条都跟金融有关。

　　第一，货币贬值。结果，无效。铸造大钱搂钱简单易行，实在是谋财害命的不二法门。庆历三年(1043年)起，北宋朝廷开始铸造“庆历重宝”，钱重7.5克，却要当十枚市面上的铜钱。不过，当时是典型的自由经济，市场根本就不买账，庆历重宝自发行之日起就只能当二至三枚铜钱，与实际重量相仿。

　　第二，重农抑商。结果，催生了北宋另一种纸币——“钱引”。范仲淹给商人起了一个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叫“游人”，只有让“游人”都回家种地天下才会太平，否则，“游人”终日浪荡在城市之间，惟一的作用就是败坏伦常纲纪。

　　要想管住“游人”，最有效的法子就是设立盐、铁、茶等产业的管理机构。在延州做知州的时候，范仲淹就在自己地盘上成立了官营盐、铁、酒、茶的专营机构，禁止民间私营这些产业。

　　现在，得入朝堂，范仲淹立刻把这条经验推广到全国，他成立了“督盐院”等一批机构，对商人发放“盐钞”、“铁钞”、“茶钞”——统称“钱引”，即配额。从今往后，你生产多少盐、生产多少铁，能卖多少茶叶，都要有相应的“钱引”。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钱引直接催生了北宋真正通行全国的纸币——“盐钞”。

　　与官交子相比，盐钞以足额食盐作为准备，获得盐钞的人可以在全国兑换食盐。商人很快发现，盐钞不仅可以兑换食盐，还可以作为市场上的交换凭证;同时，官交子的流通范围仅限于益州、西北诸路，盐钞却可以在北宋王朝通行无阻。

　　此后，盐钞逐步取代了交子的地位，成为通行北宋王朝的一种新纸币。

　　尽管熙丰变法期间盐钞发行量曾一度突破三司产食盐总量，但是，朝廷还要靠食盐专营牟利，历代帝王对盐钞发行限制颇多，皮公弼甚至蔡京都对盐钞发行进行多次整顿。整个宋代，盐钞的信用都好于官交子，一直到南宋灭亡。

　　第三，建立官营信贷机构，即“回易”。“回易”产生于隋代，通俗地说就是官府出面做买卖，不过仅限于与游牧民族“马匹—粮食”交易。

　　范仲淹有很强的金融创新意识，他所谓的“回易”是以军费对外放贷。在一封名为《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的奏折中，范仲淹明确提出了回易的目标：增息财利，使天下之财再无流通之虞!同时，范仲淹还洋洋得意地叙说了功绩：我挪用军费放贷，一年就赚了四十二万贯钱。四十二万贯，已经是澶渊之盟岁币的40%，这些钱全部来自陕西路一地!

　　宋太祖曾经下诏“官吏不得经商”，此为永制，范仲淹是在明目张胆地违反太祖遗命!还自鸣得意!

　　即使以最高尚的名义，封建官府一旦以合法的`身份渗透进商业，所有赚钱的行业必然垄断在官府之手。庆历新政之后，北宋禁军开始全面渗入商业、银钱拆借，那位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被发配之前他手下的军兵一半以上都被派去贩卖茶叶，结果当然是“回易私茶，破坏茶法”。

　　后代史学家徐梦莘这样评价“回易”政策：这些人靠着官府的威风，与市井之人争利，既损害朝廷、又害苦了庶民，真是一件有损国体的事情(挟朝廷之势，以争利于市井，伤公害私，亏损国体)……

　　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清静无为的治国方略下，民间产业创新才是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北宋也成为第一个不对土地兼并设置门槛的朝代。封建官商靠权力牟利，才不会有时间和脑子考虑创新，但是，他们的财富又有着相当统一的去处——土地。《宋史》记载，庆历三年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封建官僚开始广置田园，府邸如乌云般覆盖了整个城市……

　　在北宋王朝第一波大规模土地兼并中，我们看到了庆历新政另一项显著的效果——流民(军队)兵变：庆历新政刚刚实施，解州、邓州厢军就为反抗地方官分地兵变、京东路士兵杀死当地巡检使;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仁宗年间规模最大的兵变爆发了，保州云翼军(禁军)四千多人兵变，军队冲出军营自谋生路，成为流寇……

　　面对乱世之源，朝堂之上甚至产生了恢复王莽“王田制”的奏议。有人这样评论时政：只有天下大乱、兵锋再起，让大多数人死掉，才可平均土地(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后，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

　　北宋王朝当然需要一个强势集权对抗外敌，但是，庆历新政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变成官僚新秀的一场盛宴，这恐怕是皇帝未能料及的。要逃脱乱世魔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新政。

　　庆历四年六月，宋仁宗下了一个干脆的决定：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范仲淹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朝堂之上。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替范仲淹收拾烂摊子的人叫做包拯，即民间评话中的“包青天”。在京剧戏文中，包拯用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铡了很多皇亲国戚、贪官和地痞流氓。在正史中，包拯最大的功绩是在全国丈量土地，设立了一道类似“开元限购令”的“仁宗限田令”：所有官员购买田地一律不得超过三十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充公。

　　关于“仁宗限田令”就不多讲了，跟前朝的故事差不多。盛唐开元年间，宇文融为了限制土地兼并曾经颁发过一道史上最严的土地政策：任何人不得购买土地，不承认帝国一切土地买卖。后来，杨国忠放开了“开元限购令”，十年之后，大唐帝国40%的人都变成了流民。

　　北宋年间也有一个人毫无顾忌地放开了“仁宗限田令”，这个人是包拯的一个手下，名字叫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