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脉》介绍

余秋雨《中国文脉》介绍

　　《中国文脉》编辑推荐：余秋雨说：“这是除《文化苦旅》之外，我最重要的作品。” 余秋雨教授在很多重要场合一再声明《中国文脉》是一部意义重大的作品，并将其隆而重之地放在余秋雨书系的第一卷，可见其地位之重要，值得关注!

　　余秋雨教授全新作品，最好看最耐读的中国简明文化史。

　　《中国文脉》核心篇目《中国文脉》《笔墨历史》，酣畅淋漓地揭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以及作为文脉载体的三千年中国书法史，为余秋雨教授全新作品，此前从未发表过。在这两个核心篇目之后，是对每个时代文脉的精细论述，组成了一部空前绝后、文采飞扬的《中国文化史》。

　　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中国文化脉络，深度解读中国文化灵魂。

　　《中国文脉》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其间着重谈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灵魂脉络，称得上当下最有文采、最好看的一部中国文化史。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慕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作为国际间唯一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畅销奇迹。直至二○一○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最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

　　中国文脉

　　一

　　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

　　这种潜流，在近处很难发现，只有从远处看去，才能领略大概，就像那一条倔犟的山脊所连成的天际线。

　　正是这条天际线，使我们知道那个天地之大，以及那个天地之限，并领略了一种注定要长久包围我们生命的文化仪式。

　　因为太重要，又处于隐潜状态，就特别容易产生误会。因此，我们必须开宗明义，指出那些最常见的理论岔道，不让它们来干扰文脉的潜流——

　　一、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

　　二、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

　　三、这股潜流，属于文学，并不从属于哲学学派;

　　四、这股潜流，虽然重要，但体量不大;

　　五、这股潜流，并不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断多续少;

　　六、这股潜流，对周围的其他文学现象有吸附力，更有排斥力。

　　寻得这股潜流，是做减法的结果。我一向主张，研究文化和文学，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减法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

　　减而见筋，减而显神，减而得脉。

　　减法难做，首先是因为人们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文化匮乏状态，见字而敬，见文而信，见书而畏，不存在敢于大胆取舍的心理高度;其次，即使有了心理高度，也缺少品鉴高度，与多数轰传一时的文化现象相比，“得脉”者没有那么多知音。

　　大胆取舍，需要锐利斧钺。但是，手握这种斧钺的人，总是在开山辟路。那些只会坐在凉棚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人，大多不懂斧钺。开山辟路的人没有时间参与评论，由此造成了等级的倒错、文脉的失落。

　　等级，是文脉的生命。

　　人世间，仕途的等级由官阶来定，财富的等级由金额来定，医生的等级由疗效来定，明星的等级由传播来定，而文学的等级则完全不同。文学的等级，与官阶、财富、疗效、传播等因素完全无关，只由一种没有明显标志的东西来定，这个东西叫品位。

　　其他行业也讲品位，但那只是附加，而不像文学，是唯一。

　　总之，品位决定等级，等级构成文脉。但是，这中间的所有流程，都没有清晰路标。这一来，事情就麻烦了。

　　环顾四周，现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者”都想以文炫己，甚至以文训世，结果让人担忧。有些“儒商”为了营造“企业文化”，强制职工背诵古代那些文化等级很低的发蒙文言;有些电视人永远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早就应该退出公共记忆的文化残屑;有些当代“名士”更是染上了古代的“嗜痂之癖”，如鲁迅所言，把远年的红肿溃烂，赞之为“艳若桃花”。

　　阅读了《新华文摘》上一篇好文章，余秋雨的《中国文脉》。全文近三万字，一气呵成，粗线条概括了中国文化(以文学为主径的小文化)的经脉。余秋雨先生的文化眼光、概括力和艺术感觉都是超常的，表达力更是一流，因此文章写得中气充沛、淋漓酣畅。而这种驾驭历史、囊括文化、指点江山、评判古今的做法，没有宏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鲜活的欣赏力与聪颖的表达智慧，也无法奏其功。

　　当年读到李泽厚十几万字的著作《美的历程》，感觉他能用哲学家的抽绎法把浩瀚庞杂的中国文化库藏精粹为审美线条，实为史家之绝唱，果然此书也在时代学子中风靡一时。今余秋雨也在另一重层面上运用此法，而篇幅更精短，抽绎更简括，那是需要非凡驾驭力的。

　　我长久困惑于一种学术堆积：随着史的研究的深入细致，史著的容量和篇幅日益扩大，笔触则日益细腻发散具体而微，读者便日益身陷深山密林之中而迷失了道路与方位感，仰头不见天日，只见铺天盖地的阔叶针叶树冠藤萝、陡峭山径崖壁巨石。学术开辟为时代积累起巨量的丰厚与弘博，也给普通读者把握传统设置了无以数计的路栅道障。因此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把历史写薄。余秋雨的以往著述已经显现了他这方面的能力，这次试探再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且看余秋雨的惊绝概括力与描述力：“没有巴比伦的残忍，没有卢克索的神威，没有恒河畔的玄幻。《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又如：《诗经》是“平原小合唱”，《离骚》是“悬崖独吟曲”。再如：“从宣讲到提问，从解答到无解，这就是诸子与屈原的区别。”敏锐的感觉，精巧的比较，准确的捕捉，灵动的表述，鲜明的个性化视角带来独特的观察与状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概括，但又不得不为其聪颖洞见而称奇。且看他对孔子和老子风格差别的把握：“孔子的声音，是恂恂教言，浑厚恳切，有人间炊烟气，令听者感动，令读者萦怀。”“老子的声音，是铿锵断语，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颁下律令，使听者惊悚，使读者铭记。”读之能不为其颖悟发现和传神捕捉而会心愉悦?在这里，中国文化的连辟相喻隐寓比兴修辞手法再次显露了其传达幽微表意真切的功能，虽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又开冥发悟洞穿透彻。大言的功用不只是“欺世”，也有“顿喝”式的发蒙开悟。

　　然而，阅读过程中不断“惊艳”的快感，也时而被一些地方阻断。读余回思，令我排拒于心、梗阻于喉的，原来是作者在快意概述中未能一以贯之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文章论述的是中华“文脉”，点题在“脉”，自然应该历时态地把中华文化长河中时而上浮时而潜隐的脉线提拎出来，是为正务。然而文中论说却不断脱离了文脉提拎而转为历史个体的文化成就排行。排行自然是不按照脉线行进的。譬如山峰与山脊的连线构成山脉，虽然高低不平起伏跌宕，但逶迤宛转绵延不绝。而单纯以高度为标准的山峰排序，只构成坐标，却切除了脉源。我们看他论述唐代书家：“第一名：颜真卿;第二名：欧阳询;第三名：张旭;第四名：怀素;第五名：褚遂良;第六名：柳公权;第七名：孙过庭;第八名：虞世南。”这只是从作者认为的“吨位”大小作出的列序，而不体现文脉。若从文脉论，颜真卿书法初学褚遂良，后从张旭得笔法，排列一定是褚、张在前而颜在后。欧阳询、虞世南则因开唐代书法之先风而应先列。这种排法虽更加靠向了历史顺序的轴线而似乎令著者无所作为，但文脉却清晰地显现出来。在粗线条提拎脉络时，你尽可以略去次高峰只数最高峰，而用最为突出的山峰来代表此一山脉，但却不能把山脉切为几段，再从高到低重新组合，从而颠倒错乱地去列数峰峦脉序。

　　于是，余秋雨一些设问和处理就成了非命题。如问：“在文脉上，老子和孔子谁应领先?”文脉衍伸过程中，当然是谁的时代在前谁领先，时代在后者只能是加入进来，而不可能是在后者奠定文脉，在前者作补充。当然，由于老子和孔子同时代，他们只能是共同奠定文脉。至于他们在文化史上孰轻孰重，那是文脉之外的另一个价值判断命题，与文脉构成本身无关。事实上，老子和孔子既然有着不同的风格倾向，你完全可以让他们分领端庄厚重与斩截玄思不同散文体的文脉。

　　另外一个问题是“大言”之难度。粗线条提炼、把历史写薄，都需要“大言”，需要俯瞰历史的气度与指点江山的魄力。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对象越大越难以把握，因为你必须具备更完备的知识框架和足够的文化存量，这就为“大言者”设置了越加弘博的前提条件。而与宋代以前的情形不同，在21世纪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任何一个学者都是狭陋的，都不可能实现知识的全覆盖。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概括，否则会时而显露知识的罅隙，留下硬伤。举本文中的一个例子：说南唐李后主在亡国被俘押解到汴京之前，“从政远不及吟咏”，事实上李煜在汴京仅生活了两年即死去，他的词作主要还是此前创作的。当然，被俘至宋使他的心境发生重大改变，他那些情感深挚的代表作得以产生，但这不等于他此前没有吟咏。而且还恰恰相反，或许正是由于南唐词人们，包括李璟、李煜父子，终日只知道吟咏风花雪月，才造成了南唐的迅速灭亡。至于文中把词说成是“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就不仅完全忽略了词体发展始于隋唐兴于五代所走过的漫长路途，一笔抹除了从李白、温庭筠到冯延巳和《花间集》的众多词体探路者，也割断了文脉。意识到“大言”之难，为我今后从学设置了惊惕的路标。

　　然而当我从“文脉”的本意在于“脉”出发，品读完了余文以后，却惶恐地感到，或许是我错误地理解了余先生对于“文脉”的定义!人家原本不是把“文脉”解释作“文学衍生”的脉络或脉搏，而应别有它意，否则不可能出现我上述那么多问题。于是重新审视，哦，原来问题的症结点在于余先生强调的是“等级构成文脉”。原来他不是在文学的长河里搜寻鱼群迁徙的痕迹，而是在比较哪条鱼最大!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学排名录、富豪榜是世俗爱好的做法，用在文化上自然也可区分大树与细草，但却与文脉无关。你完全可以在文学品相上区分等级，例如把先秦诸子分成孔子、孟子为第一等级，老子、庄子为第二等级，韩非子、墨子为第三等级，别人也可以见仁见智地作其他区分，但你却无法把文脉分成等级。尽管你可以说文脉到了唐朝呈现得最为旺盛，因为有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杜牧，你却无法说唐朝文脉的第一等级是李白杜甫、第二等级是王维白居易、第三等级是李商隐杜牧……

　　当以文学人物的“吨位”为坐标来排序时，恰恰是舍弃也就割裂了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