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散文的语言特点

张爱玲散文的语言特点

　　熟悉张爱玲是从她的小说开始，但喜欢她却是从她的散文开始，她冷静、平淡的散文真实地反映了身边的生活。她对人和事有清醒透彻的认识，散文中的一些亲身感受也很值得人回味，虽然她曾自命名为“生来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小说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她的散文成熟却早于小说，就一个散文作家来说，虽然她只有《流言》一本散文集问世，但从作品的质量和写作的持久度来说，她真的可以算是散文大家。

　　张爱玲的散文写京戏、服饰、美食、音乐、绘画、文字、舞蹈、恋爱……于点点滴滴中诉说着生活的苦恼。在张爱玲的散文世界里,人们感受的是别具一格的语言美,她带着苍凉的气息去感受市民生活，还原普通人的生存现象，多变的语言风格，让她的文章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一、词语的创造与搭配

　　现代汉语写作才华的一种见证表现是对词语的发现、创造与调遣。鲁迅以用词不规范而别具奇崛文字魅力著称，实则张爱玲文字中不规范的地方处处皆是。对于文人而言，不规范恰是天赋异禀的驰骋之所，倘若能自成一体，“不规范”亦能变成新规范。张爱玲的文字往往自铸新词，虽不合规则，但却能妙词传神，造成一片生气。

　　解读张爱玲散文之语言美

　　（一）自创新词

　　语言学研究者认为，张爱玲自创新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双音节词组合，二是叠音词组合。双音节词组合中，一些词语虽前所未见，但贴切鲜活，而富于表现力，如“它的题材却贴恋着中国人的心”（《借银灯》），“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忆胡适之》），“贴恋”、“艳异”简洁意丰，颇能达意。尤其突出的是色彩词素的组合。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偏正式的，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心里、生理感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寒灰”、“冻白”、“闷蓝”，或是表现色彩的词素与表现视觉的词素之间的结合，如“阴黑”、“脏白”。偏正式组合融合了不同感觉，使色彩富于生动的感性，予人深刻印象。另一种情况是并列式的，如“宽黄”、“圆白”、“低黄”等，则别具干脆爽利的韵味。叠音词组合也分两种形式，一是单音词素加单音重叠，如“红焰焰”、“白浩浩”、“肥敦敦”、“晕陶陶”、“滑塌塌”、“棉墩墩”、“木渣渣”等；二是双音重叠。如“兴兴头头”、“森森细细”、“跌跌冲冲”等等，这类词语，无论在书面用语中还是口头用语中，都不多见，但被张爱玲创造出来，却是十分准确、生动。如《华丽缘》中的“跌跌冲冲”，“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十分准确地通过慌不择路的动作传达了主人公突然被奔涌而上的痛苦所袭击的心理状态。

　　（二）巧妙搭配

　　修饰语的使用倒未见得自创新词，但修饰词与被修饰词之间出乎常例的搭配，也别具特色，如“狭窄地一笑”、“怯怯的荒凉”、“钝钝的恨毒”之类，皆具有陌生化效果。“狭窄”本用于形容空间的，但用以形容笑的动作，仅两个字就透露出主人公的勉强与尴尬。又如有意为之的错离语境的搭配，也予人异样效果。如“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惊风骇浪”本义指航海之风险，引申为命运的动荡起伏，此处则指不习“莲步姗姗”的女性走路时因腰臀摆幅度过大而引起的身体刺激和诱惑。又如“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拘拘束束”本是形容人际交往，但在此用以描绘自己对于金钱的态度，十分传神地传达了作者对于金钱且爱且惜的心态。其他类似搭配还有，“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地坐着，满脸的心虚”，“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这石破天惊的会晤当然是充满了戏剧性”等等。张爱玲对文字的敏感还直接受益于丰富的阅读经验。她的有些词语并非自创，而是直接从古典文学中挪移而来，且雅俗并举。雅者如“睽隔”“怅惘”“迢遥”等词语，以及“如匪浣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类诗句。俗者则如“没奈何”“打量”“抽凉气”“胡闹”“打饥荒”“耍贫嘴”等等。这些词语的活用，使张爱玲的文字不但在精神资源上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亦有“创旧”（化旧为新）之奇。

　　当然，由于虚无主义无时不在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对现世细节无比爱恋，这使她俗字俗语的活用或创造往往直接取用现实生活。如“韭菜边”“灯果边”“线香滚”等女红用词，如“腰梅肉”“粘粘转”“草炉饼”等饮食用语。有一部分惟妙惟肖的拟声词，更得自予她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贴心贴肺的喜爱。例如她写走路声，寥寥数字，就能写出人穿的什么鞋、动作快慢，甚至直见人之性情，“我父亲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拍达拍达”四字足见父亲盛怒之状；又如“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蹬蹬”二字可见它穿的不是拖鞋而是皮鞋之类，更可见她之缺乏淑女状。而写汽车声音，又有“叭叭”、“哔！哔！”、“铺拉铺拉”、“泼喇泼喇”、“轰隆轰隆”之别。至于电话声、小贩叫卖声、口哨声更不一而足。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特异的语言美感。

　　二、新鲜的语言之趣——比喻与移用

　　张爱玲的散文语言陈言务去，不落案臼，“缠枝莲花”般的比喻和别具一格的移用，使文章充满了新鲜的语言之趣。

　　（一）绝妙的比喻显现幽默与睿智

　　张爱玲对于色彩、音符、字眼的极度敏感还体现在比喻的使用上。谈到比喻的运用，人们都推钱钟书和张爱玲。钱钟书式的比喻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调侃，而张爱玲的比喻是站在女性角度，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的述说。周芬伶的《在艳异的空气中——张爱玲的散文魅力》中说：“她的语言像缠枝莲花一样，东开一朵，西开一朵，令人目不暇接，往往在紧要关头冒出一个绝妙的譬喻。”如果说这些比喻是“冒”出来的话，那也绝对是才露尖尖角的清新奇妙的小荷。

　　张爱玲的比喻堪称一绝，它们像一颗颗明珠，给她的文章添上了一抹抹耀眼的亮色。张爱玲的散文语言中之所以常常充满新奇巧妙的比喻，归根到底于她是一个幽默的人，她的幽默使她的语言俏皮明丽、细腻可感，她的比喻充满曼妙之感。她的幽默又缘于她对生活的感悟异于常人、对世间万物的超凡洞察力——张爱玲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被父亲打过、软禁过直至逃离父亲的家；跟随母亲生活，她的童年是不快乐的；青年时代，又遇到胡兰成，心灵又再次受了重重的打击。生命给予了张爱玲许多的不能承受之轻。因为敏感，所以早慧；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痛过，所以洞悉。还记得张爱玲说过“人生有飞扬，我飞扬不起来；人生有热闹，可是我热闹不起来。我可以逃离一切，但我逃不出这生命的苍凉。苍凉是飞扬与热闹之中的安稳与真实”。“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告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都发了凉”。区区几十字，作者就勾勒出了老母亲受宠若惊的窘态，可是扑面而来的却是一种心酸之感。这些字里行间透出的苍凉的人生况味，透彻心肺，幽幽地穿透了辽远的时空，直至今日今时，还为无数人所痴迷回味。张爱玲又是何以安放这从心灵深处、从天地深处释放出来的苍凉之感呢？人情练达即文章。张爱玲选择了当一名冷静的叙述者，通过比喻，以幽默、诙谐、睿智来还击生命予她周遭的一切。因此，她的比喻是绝对的经典黑色幽默：“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征文比赛时、才18岁那年写的那篇《天才梦》结尾的一句比喻，堪称妙到极致，体现了她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这个比喻把生命的悲喜醒目地展示给人们，给那些在幸福的云雾里沉睡的人们以警醒，而这些内涵的表达又仿佛是在不经意间点出来的，我相信现代人大多会有这种感觉，生命的确是美好的，是值得让人好好享受的，可是总有那么些许的烦恼，就像藏在身上或头发里的跳蚤，让你不至于无法忍受，但常处于一种尴尬的、难以言说的境地，却也让你无法充分享受生命。“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衣服的黯红色竟然是碎牛肉的颜色，穿在身上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憎恶与羞耻感是如此的深重，可以用“厌恶至极”“无地自容”来形容了。“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在她的散文中，透过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回忆原来是有味道的——“甜而怅惘”的，云糕片吃着吃着就会变成带着涩味的薄纸片，战争期间的黎明是“寒噤、瑟缩、靠不住”的。

　　她散文的语言基调是冷的，看什么都像是在无关痛痒地看戏，因而她的比喻句总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而又说得那么生动，那么耐人寻味。比喻与幽默是张爱玲散文语言的表象，洞悉与体谅才是张爱玲内在的精神世界。她深谙人生的苦与痛，敢于正视和接受人性的弱点。明白一个人内心的曲折和一件事情的原委，常常“哀矜而勿喜”。在《烬余录》里，到处充斥着战火，一批学生过着无耻而又快乐的生活，张爱玲时刻不忘记批评他人和自我批评，可是最后又往往原谅了：逢着乱世，人性的自私面无限膨胀，只顾一时。战争开始了，港大的学生却欢蹦乱跳，仅仅因为可以免了大考，他们已经没有了是非感，无法权衡战争与考试孰重孰轻。宿舍的女同学发急也不过是“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尤其是在战争中抢救衣服的愚蠢和无耻。死人反倒让人欢欣了。尽管张爱玲会反思着：“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所展示的，是包括她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在战争环境中真实的人生形态，在对人性的自私的求生本能的自省中又隐藏着对人性的深深的理解和宽悯。其实，真正构成战争的广大而深厚的背景的，正是众生的挣扎与死灭，是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这是个体生命的真实的原生态。张爱玲直面人生的悲与喜，不囿于已有的观念，不为唱赞歌而唱赞歌，即使是公认的母爱题材，她也认为在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她能原谅人的自私，偷窥欲，没有公德心：“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片刻的欢愉？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予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正是这样一种闪烁奇异智慧的散文让我们读来觉得真实而又不做作。

　　眼见着张爱玲表面的“冷幽默”，却感悟到她心里的“暖人心”——她不曾纵容人生的虚妄，打碎了易碎的迷梦，但与此同时，她又宽容着人性的弱点，深爱着人性，从张爱玲幽默的比喻中，我们又再次感受到她那建立在广大的悲情智商，对人生苦难的无线悲悯和谅解，她的睿智、她的洞悉世间万物，看穿世事后体谅的超脱心，她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细腻、丰富，令人敬佩。

　　（二）别样的移用凸显饱满与美感

　　词语移用，在张爱玲文字中也是一种富有特意美感的修辞手法，虽不及讽刺、比喻那么普遍，但也多见。词语移用又称“移就”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移情，即以人的感情、情绪来描写物，或反之以物之属性来描写人的情感心理；二是移觉（通感），即大同人的各类感官，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都交互融通。无论移情还是通感，张爱玲在文字中皆有有意识的实验。

　　以人写物的，如她写“铅笔一般瘦弱的裤脚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与“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更衣记》），“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盖脑打下来的”（《谈音乐》），而《公寓生活记趣》写得特别明显，“自从煤价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而借用物的属性来刻画人的心理、性格的移情手法，亦为常见，如“被掠买的美人，像笼中的鸟，绝望地乱飞乱撞”。（《谈跳舞》），《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评述京戏的表演程序说，“连哭泣都有它的显著的节拍——一串由大而小的珠子，元整，光洁”“珠子”乃以物劈人，是为移情，而“声音的珠子：则是移觉（通感），将听觉、视觉与触觉汇而为一了。显然，这类语言修辞往往要求作者有想落天之外的七一构想能力。但在张爱玲笔下，通感实在不算稀见。《谈画》中称，“一个光致致的小文明人，粥似的温柔”，同时打通了视觉（“光致致”）、触觉（“粥似的”）和心理感觉（“温柔”）。而“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冲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更衣记》），将触觉、视觉混为一体。“那音乐也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谈跳舞》），音乐怎么会“痒”呢？张爱玲以同感的方法写出了音乐引起的听觉上的不愉快。

　　移情和移觉的修辞手法，使张爱玲的散文读起来有珠玉满目之感。这种词语移用的方法，与新词的创造及搭配，以及讽刺和比喻的运用，共同构成了张爱玲的语言风格，此种文字之魅堪称久远。这种种技术，造就了张爱玲独特的语言美感。

　　三、亦雅亦俗——语言风格彰显人生态度

　　有人说散文起码要求是真实。我认为看散文大可以跟看小说一样，不必拿着辩证的眼光、手持放大镜去考究。在张爱玲的散文中，她的语言不算直白、也不算隐晦，读来干净、通透。实写的作品很多，如《天才梦》、《炎樱语录》、《姑姑语录》、《必也正名乎》、《童言无忌》等等名篇，写的或是她自己生活、身世、感悟或是亲人朋友的智语，从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优雅的、从容的张爱玲。虚构的也有，如《双声》、《气短情长及其他》、《丈人的心》等，这一类的散文经常会诉说一些小故事、让人或微笑或蹙眉中去思索其中的深意。有人评价张爱玲的散文中有着一种参差的美。的确，张爱玲常在一篇散文中写得很“散”，如《诗与胡说》中写到：由生病引起谈诗、又转到谈顾道明的小说、转而又讲到了路易士的诗最后结尾处谈到了中国与外国的一些差异，一篇散文里面写的内容多而杂，却又形散神不散，因为题目就是“谈诗”与“胡说”，诗与胡说居然能合成一文、着实新颖、别致。

　　就是在这些虚虚实实，参参差差的语言中，我们看到了大俗，如写人们穿衣的，她写到“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谈睡觉，她写到“淋雨的晚上，黏唧唧地，更觉得被窝的存在”。在这些写俗事的文字里，我们不禁感叹：有几位作家能把穿衣、睡觉等等最世俗化的寻常人生图景，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优雅、从容地当成一幅幅情趣盎然的画面来欣赏呢？又有几位作家能让这些“俗”登上大雅之堂来谈论呢？同时，看到了大雅，文雅时她又会引用《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张爱玲笔下的雅与俗一点都不矛盾、也不突兀，只显现出新意、雅致还有痛快——真正的雅俗共赏，俗中现雅，俗中悟雅。张爱玲笔下流泻出的华美瑰丽的语言，汲取了古今华洋文学语言的众多营养，成长为盛开在中国四十年代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连张爱玲自己也认为她的小说集《传奇》往往被人认为过于华靡。傅雷则认为她的成名作《倾城之恋》“华彩胜于骨干”，这都是她过分注重文采和语言美所惹的祸。与小说相比，散文更算得上是语言的艺术，更注重语言美。她散文集的语言就像像一树一树璀璨的花，一瓣一瓣轻缓的飘下，在空中飞旋，划出体操般优雅的弧线，树下，落英缤纷。张爱玲的文字是一种凋零了的美丽，每一个字都像精灵，每一个字都洗尽铅华，每一个字都优雅、从容。也因为张爱玲的父亲出身阀阅门第，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深爱《海上花列传》等诸多中国古典小说，使她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非一般人可及。出洋留学的母亲和姑姑送她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又使她接受了西洋文学的熏陶，可以熟练的运用英文给报社投稿。这样的教育背景与天资的聪慧，使得张爱玲“气”——优雅、从容之气“自华”，散文中语言与内心都散落一种华美的优雅、华美得让人心痛。花落会再开，水流涌不断，优雅的女人是一杯茶，喝后回味无穷，优雅的女人是一口井，她内涵丰富越挖越深越深越多。只有优雅、从容不迫的人才能让文字如此恣肆、坦荡、无所畏惧。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一文中如此说过：大约在近代的白话散文中，张爱玲的文字是最精致最聪明的。

　　读着张爱玲的散文，仿佛看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在袅袅娜娜地低徊着；仿佛听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以她独特的不加掩饰的坦率语言诉说衷情，那绝妙的比喻仿如月落金盆般美妙，于俗人、俗事、俗世中教你体味人生的悲凉、教你洞悉与体谅世间万物、教你如何雅致地活着；仿佛触到了一位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女人那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因为宽容、所以率性，所以有超脱的慈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