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热风》杂文集:《所谓“国学”》

张东东老师

  所谓“国学”〔1〕

  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

  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2〕小说出版。

  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其置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遗老有钱,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而商人便大吹大擂的借此获利。还有茶商盐贩,本来是不齿于“士类”的,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借刻书为名,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辨不出是元版是清版,都是古董性质,至少每本两三元,绵连,锦帙〔3〕,古色古香,学生们是买不起的。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2〕鸳鸯蝴蝶体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3〕绵连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你真知道什么是国学吗?

  “国学”又名“国故学”,亦名“旧学”;系对“西学”、“洋务”、“新学”而言。在海运未通之前,中国闭关自守,国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国而无世界,以为中国即是世界。一切的学术,既没有国界可分,故无从产生所谓“国学”。后来海运大开,中西交通日繁,西洋学术文化,因之东渐,于是产生了所谓“西学”,随即也有了所谓“国学”。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就是“国学”,“西学”就是西洋传来的文化学术。“中”“西”对称,大约在这个时候才开始。

  由此看来,所谓“国学”,不过是指“中国的学术”而言,以示和“西洋的学术”不同,并无什么费解,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就是有人把它解作“中国的文学”,那么所谓“文学”也是指广义的“文学”,中国人自己所称的“文学”,其意义和“学术”没有什么两样。“国学”的意义既是这样的简单而明白,为什么还会引起人家的误解而又受到人家的攻击呢?

  为了羡慕西洋人物质生活的舒服,于是引起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一切的厌恶。所以凡是带着“洋”化的东西,即使原料是中国的',是中国人在中国做的,它的价值也会比中国旧有的增高,而且又是特别的爱好。为什么同样一只坐人的椅子,沙发也要比旧式椅子的价钱大起几倍?做西装工人的工钱,比做中装的工钱来得高?一本布面洋装书,比线装的定价要高贵?这种种疑问,已经用不到人家来替我们解释,我们都已明白洞晓了。

  在弥漫着这样心理的社会里,“国学”在没有“洋”化以前,那里会不遭到厄运?于是有人起来大叫:“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他们的理由是:一、来历不明。在中国书中查不出它的来历,大概就是西洋人所谓“支那学”。但“支那学”这名称含有繁杂混乱,无法理清,还是一团糟的意思,是西洋人给我们的一种耻辱。二、界限不清。“国学”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义。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因为“国学”两个字,犯了囫囵吞枣的大毛病,人人要想做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圣人,结果往往弄得一物亦不备。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何以中国独有国学?因为他们对于世界学术上的贡献各有所长,如德国的科学和史学,美国的新的社会科学,法国的文学和哲学,英国的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中国独无所贡献,名曰“国学”正表明它还在一团糟的状态里。

  上述的四个理由:所谓“来历不明”,就是“于古无征”。因为“于古无征”,就以为应该打倒,在“洋”式的逻辑上也未见得讲得通。至以为即是西洋学者所谓“支那学”,是西洋人给我们的一种耻辱,那全是自己疑心生鬼。况且,“国学”二字本来是国货,何必定要向外洋硬拉进来?其他二、三、四三个理由,都是国学家的态度问题,和国学的本身无关。

  也有人出来主张:“且慢谈所谓国学!”他们以为在现代的中国,不去获得世界的知识,研究现代的科学,做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而去做那不急之务的国学,那是可以叹息的事,这话也似是而实非。在我们未经断定国学所包含的学术无一能适用于现代之前,我们便不能就认研究国学为不急之务。况且国学家也未曾硬要中国人都来研究国学,欢喜研究与否,全在你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同样,“且慢谈所谓‘国学’!”也没有人来强制你不要“慢谈”,可以随你尊便;不过你也不能强制人家,也来跟着你“慢谈”。

  总而言之,国学的值得研究与否,非研究后不能预知;我们越对于国学怀疑,我们越非加以研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