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策略

　　鲁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策略 篇1

　　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对社会的想象常常与人体官能相关，社会的稳定合理对人们而言就象征着一个健全的肌体，而社会的失范则意味着身体的某一部分生了疾病。而疾病是身体的不正常状态，是必须被控制或根除的，这是疾病的最直接的隐喻意义。一旦把人类为了应对和超越痛苦、死亡以至生活本身而展开的想象努力都视为多余、额外的铺垫，所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副纯粹的肉身，而这副肉身同时也就宣告了疾病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的终结，正是这种形式的主体性终系着诸种关于疾病的隐喻性思维。如此自主自足、纯粹生理的人体，同时却也向我们暗示出这样一个辩证法：现代人的主体性存在，本身即一种疾病，源自人们所目睹的意识与存在之间的鸿沟，或者说是言与行之问的断裂;现代主体性最富于创造性而又最根深蒂固的表现方式，则当推尼采所说的“怨恨”。而鲁迅对受疾病折磨的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他对疾病的一般象征意义的探索，则成为鲁迅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一、鲁迅的小说，所要关照的不仅是生理的疾病，而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鲁迅将医学的知识渗透到小说创作中，在具有医学病理学的“症候”真实的基础上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性格和行为，从中透射出“意在医外”的文学主题，寄托和隐喻作者与作品的双重“所指”。如《狂人日记》“准确入微地写出了狂人的精神病态，甚至经得起精神病理学者的检查。”[1](p35)林毓生认为，“用现代医学中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状态描写狂人有系统的幻觉，使故事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写实，实际上却是作者为控诉中国传统而作的寓意的构思。”

　　除了医学的专业知识外，鲁迅始终还怀有一种医生的职业精神和治疗者心理。鲁迅选择学医是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的疾苦”，后来弃医从文是源于他对人精神疾病的痛心。“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p542)成为他的创作动因。如丁玲说过：“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4](p383) 鲁迅在回忆自己“弃医从文”的最初的想法时说：“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5](p416)在这时的鲁迅看来，“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而鲁迅弃医之后，所要从事的正是文艺，鲁迅是想用文艺来开具其独特的“药方”以医治国民精神之“病”。

　　二、鲁迅小说的疾病隐喻程式有三种：精神病隐喻着愚昧的民众与先觉者之间身份角色的颠倒，身心畸形隐喻着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拙劣的医生和医术隐喻着传统秩序的统治者与庸众之间的荒诞。

　　人们把思想和言论离经叛道的人，很随意地描述为疯子。疯子的病理学意义是指精神失常，它的隐喻意义就是应该被放逐出正常人世界的人，疯子的话是不可信的，因此正常人就可以剥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这种对疾病隐喻意义的使用会让那些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不战而败，他们话语的内涵被策略性地悬置，操作疾病隐喻意义的人并不与他们所界定的疯子作正面的思想上的交锋，而是以“疯子”的命名来直接剥夺他们话语资格。而一个被舆论看作是疯子的人，他的言论和思想也就很难被周围的人信服。事实上，任何新思想、新观念的产生几乎全由疯狂替这种思想开导先路、打破习惯与迷信的陈规。这就是鲁迅塑造“精神病”类型知识分子形象的契机。他认为这些自大的狂人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长明灯》里的疯子就是旧的封建专制文化叛逆者的艺术象征。狂人能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吃人”二字，并且预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而疯子要不顾一切地熄掉吉光屯社庙里象征几千年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长明灯。疯子和狂人都无名无姓、身份不清，更不知他们病从何起、病到哪种程度，显然作者是有意虚置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从而昭示他们不过是那个时代不被庸众所认同的思想先驱者的化身。

　　鲁迅在小说中以社会学与医学的双重目光，关注和表现人的肢体的畸形存在。九斤老太和杨二嫂的病态的小脚和保守自私的思想行为异形同构，她们的精神和身体共同受到摧残从而呈现畸形，但可怕的是她们对此甘之若饴，将受虐视为正常并以此规范他人。孔乙己的身体最后被打致残，不仅仅是个偶然事件，其实是内化在身心之内、对人的精神和身体进行双重摧残的封建传统导致的必然结果，封建传统必然造成大批带有病理症候的身体畸形者。在一定意义上，那些封建传统的维护者和孔乙己这样的中毒者，都是“废物”、残疾者、不正常者和病人，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性与医学性病症。孔乙己伤残后用手支撑身体走路的细节，就是一种“医学真实”的描绘。

　　封建传统思想和伦理在人性欲望与压抑强制上的病态结构和规训要求，不仅使民众“中毒”而变得愚弱麻木，成为患病而不自知的“愚弱的国人”，也必然使四铭、高尔础、七大人此类所谓的维护者而实际上的伪君子变态与畸形，成为自以为正常而其实心理畸形的“病人”。这些人物的身心畸形正是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的象征，隐喻着旧的社会制度的崩溃、旧的文化精神的衰落。

　　依据医学与社会的同构性，鲁迅小说中的中医们也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的形象出现的，这些医生医术极为低劣。《弟兄》中的白问山，是个连出疹子都看不出来的白痴医生，《长明灯》中的医生参与了对疯子的肉体绞杀。《药》里的康大叔，真正的身份和职业是刽子手，但却假冒用“人血馒头”之类“偏方”给人治病、并且笃定“包好”的民间医生。他不过是按照历来的“惯例”行事和“行医”;却被病人、病人家属和“庸众”构成的环境“公认”为医生，小说中华老栓一家以及周围的人们对康大叔的毕恭毕敬、奉若神明、坚信不疑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小说用病人华小栓吃药后的无济于事和最终死亡的“反讽”性叙事，对康大叔的伪医生身份及其药物的效用进行了“证伪”，还原了其刽子手的真实身份及其药物的荒谬性。而这样的“伪医”居然可以胡作非为地行医，居然被民众接受和承认，由此可见民众的愚昧之深，可见近现代中国的悲剧之深重和启蒙之艰难。

　　三、鲁迅疾病意象的选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指导性，尤其是“精神病态”这一人物塑造方式基于现代医学影响的创新发展，在五四文学中，产生了某种近于经典意义的示范作用，照亮了社会文化批判的五四疆场，吸引“五四”作家们从“狂人”身上发现了宜于抒发情绪、展现意志的精神“喷火口”与心灵的 “传声筒”。这种以“精神病态”出现的人物形象，在“五四”时代的其他小说创作中频繁诞生，甚至可以说极一时之盛：如孙工的《疯人》、许钦文的《疯妇》、署名“KS”者写了《狂人话》等。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投入到这个启蒙的阵营中来，通过选择结核病、精神病、瘟疫、淋病、怀乡病、难产、瘫痪等疾病意象来揭示社会历史的面纱，从而对构成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话语进行质疑和颠覆，重新为人的生存找到意义。

　　鲁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策略 篇2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疾病”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意象。就像苏珊·桑塔格在其《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所阐释的那样，“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备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鲁迅的小说世界除了夜、坟、铁屋子、高墙、荒原等缺少明亮色泽的意象之外，还有疾病意象。这些疾病意象背后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肺结核、精神病等疾病意象进行分析，进而探寻疾病的现实隐喻功能。

　　父亲的病也使他这个长子身心受到巨大的创伤。疾病带来的痛苦经验已在心理行为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在《父亲的死》中，他不断地强调“我很爱我的父亲”，并对扰乱了父亲的死表示内疚，然而文中又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朝花夕拾·父亲的死》）鲁迅选择学医是为“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的疾苦”，后来弃医从文是源于他对人精神疾病的痛心。

　　鲁迅还有过与“狂人”相处的亲身经历。在鲁迅1916年的日记中，有过其表兄阮久孙——一位精神病患者来京，并在鲁迅的看护和照料下治疗的记录，而且，根据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关于阮久孙病症的描述，发现阮久孙的某些疯狂状态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某些症状极为相似。阮久孙最后被送回家乡，恢复了健康，而狂人也病愈，“赴某地候补矣”。因而可以推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以阮久孙为模型塑造的。

　　鲁迅最终没有成为医生，但学医的背景经历和医学知识，却在成为作家的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中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使他的创作特别是小说叙事中蕴含着作家与医生的双重视角和医学视景，也使作家鲁迅成为揭示、诊断和治疗国民精神病患的“思想医生”和“民族医生”。作为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具有深刻而清醒认识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几乎是悲剧性地感受到了为民族振兴而必须首先进行的思想启蒙的艰难与复杂，改造国民性的困境与窘境：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和思想统治与麻醉，使得广大民众成为“醉虾”式的“庸众”，中毒太深而不自知，甘于奴才式的昏睡，不但拒绝任何思想启蒙性的“解毒”与治疗，而且将启蒙者看作敌人与不正常者。

　　鲁迅疾病意象的选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指导性，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投入到这个启蒙的阵营中来，通过选择疾病意象来揭示社会历史的面纱，从而对构成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话语进行质疑和颠覆，重新为人的生存找到意义。